年轻法官坦言压力大工资少 辞职当律师

　　来自河南的李志在谈及自己的法律理想时，最频繁谈到的就是“包青天”情结。“法官在我眼中一直是个神圣的职业，由于家中无人在司法系统工作，我对法官职业的最初了解主要是通过影视剧”他说。

　　李志回忆，“小时候，坐在父母身边，常常会观看与包公有关的戏剧，多数是豫剧，也使我初步了解了传统诉讼文化，常梦想着自己也能像‘包青天’一样成为正义的化身。上大学后，又通过阅读介绍国外司法制度和判例的相关著作，对西方的司法制度和法官工作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小时候朦胧的‘青天梦’此时已经转变为选择到法院工作。”

　　本科毕业后，李志先是考到了某县级行政机关，成为当时颇受亲朋羡慕的公务员，但当一名法官的愿望并没有消失。

　　一年后，李志决心继续深造，圆自己的法官梦。2007年，李志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后，终于如愿到基层法院工作。不过，李志读的是刑事专业。但毕业后却被分配到民事法庭，这让初出茅庐的他多有遗憾，担心不能学以致用。但他很快就调整过来，着手新的工作，用李志的话说就是“法院工作改造了我”。

　　五年半法官生涯，李志从法官助理起步，干到助理审判员，期间拿过不少荣誉：区级政法委统先进个人、院级优秀共产党员等。但在法官体制下，个人缓慢爬坡晋升的过程中，却也让他心生倦意。

　　离开的想法在李志当上助理审判员后开始萌发。由于案件成几何级上升，李志差不多一年要审理300多件案子。

　　李远方介绍，北京法院审判人员的每年人均结案数为160.2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7倍，一线审判人员的工作量已经接近极限。特别是基层法院，绝大多数法官常年加班，而且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压力目前仍没有缓解迹象。

　　为解决案多人少的问题，北京市曾于2008年至2010年进行了扩招，补充了大量的青年法官。但随着青年法官集中大批量的进入法院，而可职位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干部年轻化的选拔机制下，让原本年龄就比同批入职的同事年长三岁的李志感叹“想出人投地太难了！”

　　据《2013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近五年市高级法院开展了6次法官遴选工作，仅有83名优秀法官从基层法院遴选到市高、中级法院任职。

　　更让李志感到无力的是，很多案子法院基于职权所限，很难独立把问题解决。作为有责任的法官，李志不希望光只是做一个裁判，而是要真正化解矛盾。

　　“很多时候，法官判决书上签上你自己的名字，但是实际上判决的不是你自己。这是一份看似体面的工作，但没有职业尊严，这是亟须改变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表示。

　　让法官们纠结的还有物质生活保障。2007年到2013年，工资从李志入职时的2000多元涨到了近5000元，但北京市的房价已经从均价1万直逼4万，期许已久的福利房却迟迟没有动静。这些都不断敲打着这个外地青年想要在北京这个陌生城市生根发芽的愿景。

　　“进法院是一种理想、一种感召。但做法官有很多痛苦和无奈，主要是在精神层面，感到不幸福。”李志坦言。

　　“信访体制，也是促使我离职的一个原因。我的信访量在年轻法官中应该是比较低的，但我觉得我是最累的。为了避免信访，在判决做出来之前，我经常花大量时间精力不停地给当事人辨法析理。生怕哪个当事人揪着我不放，缠访缠诉。曾经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他周围的邻居被她告了一个遍。谁审她的案子，他就告谁。我们当时所在庭的法官都被她告过，当然也包括我。”

　　此外，李志曾经在派出法庭待过，他介绍，辱骂甚至殴打法官的事比较容易在派出法庭发生，相比起基层法院，派出法庭的安保是比较弱的，自己也曾经为此所困。

　　李志回忆，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和自己同专业的90多名毕业生，超过半数都进入全国各地各级司法机关，“那个时候同学们很少以进某某律师事务所为荣的”。

　　在李志毕业后一年，为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困境，从2008年到2010年北京市法院进行了三年扩招，这三年分别招收了313人、638人、746人，而在此的前后年份，人数一直在100-200间浮动。记者统计扩招进来的绝大多数是北大、清华、人民大学、政法大学的应届法学硕士。

　　随着2013年扩招后的首个“五年服务期”满，高素质人才面临流失。王建勋介绍，“扩招后，案多人少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主要是因为案件分布不均衡，主要压力在年轻法官身上。有经验的老同志很多去了二线，很少审理甚至不审案件，这包括许多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甚至庭长、副庭长，以及从事行政、后勤等工作的法官。这个群体不是一个小数目，在一些省份甚至达到法官总数的20%以上。另一方面看，年轻法官想要晋升却更加困难了。”

　　李志介绍，毕业那年有10多名同学留在北京的司法机关，五年后，包括他在内的3名同学已经辞职，都是从法院到律所。如今，从事律师行业曾经是不少法官和检察官辞职下海的“首选”。而一些律所也特别青睐这些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政法机关人士。

　　据李远方介绍，流失法官以优质生源为主，多为学历较高的年轻男性，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而且流失人群中的骨干比例增加，流失速度加剧，预计未来每年将有超过200名法官离职。

　　北京市人大代表、西城区法院50多岁的巡回法官赵海介绍，近年进法院的研究生里北京人少，多是外地人。北京人嫌工资低压力大不愿意在法院干，而外地人更多是为了拿户口。但他们毕竟也面临着买房结婚的问题。何况这些还都是名校的高材生，还面临同学间互相攀比，特别是和作律师的同学比较。他们的离开潜力也非常大，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下家。有的法官甚至不到五年交了钱也走了。“领导大都是本地人，体会不到外地青年同志们的难处。现在我们院外地人快一半了。除非家里条件好，能给在北京买房，升迁又没有压力的，其他很多人都想走。”雷军是北京市某基层法院的法官助理，尽管他还没有满“五年服务期”，但他已经下定决心离开。“同样是公务员，但一般公务员和法官办的事、操的心、担的责任完全不能比。当初选择法院就是看中了积累经验，以后可以出去做诉讼相关工作。”

　　尽管离开，但李志再三强调非常感谢首都法院的培养。法院工作的五年多时间，让他从仅仅懂得书本法律知识的年轻人，变成既懂知识又懂实践的法律人。“我一年审判300个案件，三年就是900个案件，而多数律师一生都不可能办900个案件。”

　　但雷军表示，在不少同龄法官眼中，“法院培养”更像是一块完美的跳板，“一是拿北京户口，二是攒工作经验。”

　　出走的不只是年轻人，还有一些业务骨干也选择离开。赵海介绍，他认识一个刚提了副庭长的法官，升职没几个月就跳槽去了一家给他开年薪50万的企业。

　　据《法治周末》报道，去年以来北京某中院亦有5位法官辞职，其中一位去某著名网站做“法务”的法官如今也年近40，有着12年的审判经验，正值法官职业生涯的黄金期。

　　事实上，就连赵海自己也考虑过跳槽。“在90年代也考过了律师资格证，但最终没有跳。否则我也可以自己买房买车了，结果到现在我还住在我父亲留下的一居室。”赵海可谓法官中的佼佼者，被众多媒体称为“离百姓最近的法官”，曾经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国妇联普法工作优秀法律工作者等一系列国家级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