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上午10点29分，35岁的IBM深圳公司管理人员梁娅倒在深圳地铁蛇口线水湾站C出口的台阶上，并保持这一姿态达50分钟。监控录像显示，在梁娅倒下后有发出求救的动作。三分钟后，有市民发现并告知地铁工作人员。随后地铁工作人员赶到，民警也在25分钟后赶到。11点18分，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发现梁娅已经死亡。有市民追问,地铁站的人不懂一点急救常识吗？(2月27日《南方都市报》)
在50分钟时间里,地铁工作人员及旁观者除了在等待急救医务人员，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当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发病者已经死亡。这说明在这50分钟里面，这位不幸的乘客已经出现了心跳呼吸骤停。但遗憾的是，这种危险没有被及时识别出来，导致了人工心肺复苏等措施没有得到及时提供，发生了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悲剧。
当一个人出现心跳骤停，一种选择是得到基础生命支持，比如心肺复苏和自动电除颤，对这种生命状态进行积极的干预。另一种选择是什么都不做，毫无作为地等待急救医务人员来帮助。两者的结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心脏骤停最佳的抢救时间是4—6分钟，超过4分钟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现场有效的急救措施，可以提高抢救的成功率和复苏质量，有效地降低致死率和致残率。
地铁作为人流量集中的公共场所，工作人员很有必要掌握一些基础的急救技能，甚至是配备专门的急救员。此外，还应该定期进行一些意外安全事故的演习，让工作人员在模拟压力的环境中，更好地掌握急救知识和技能。但这起“女高管地铁身亡”的事件说明，当地地铁公司在安全上是欠债的，日常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方才导致了受害家属的不满，以及市民的追问。
当然，掌握更多自救互救的知识技能，也不仅仅只是地铁工作人员的职责，因为这是人人都有能力并且有机会掌握的。各地的红十字会等专业机构，都在定期普及培训这些逃生和救生的技能。从人身安全的最大利益化来看，更多的人们抽时间参加这种培训，获得这种资源与能力，意味着提升了公共安全的水平，让生命得到了更有力的保障。
生活在一个安全风险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疾病、交通事故、地震、台风、火灾等意外灾害带来的伤害事故明显增多，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濒危者的第一目击者。只有日常在安全和急救上做足功课，积累和准备必要的急救资源，才能走出不敢救和不会救人的心理阴影，从容胜任，有条不紊地扮演好施救者的角色。
我也不认为，这样的“见死不救”是一个道德问题。实际上，它更应该是一个安全欠债的问题。缺少急救的意识和理念，缺乏必要的训练准备和模拟训练，才是问题的关键。只有树立生命珍贵的人本意识，自上而下才会认识到安全工作的价值与重要性，愿意在这些方面进行更多的投入，所谓“见死不救”的现状才能得到最根本的改变。
面对倒地者，正面的思维是，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得到正确方法的导引把事情做对，得到最好的结果。负面的思维是，“做错”了怎么办？所以干脆什么都不做。媒体及社会管理者要做的，不应该是渲染后者，而更应该把注意力引导到正面思维来。做对才会得到好结果，什么都不做和做错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只会招惹来更多的麻烦和痛苦。让整个社会沉浸在道德沦丧的氛围里，给不会做的人们贴上道德标签和制造悲情，这是一种弱者心态。弱者的行为特征就是，除了无休止的抱怨和谴责，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吴帅（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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