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为2014年2月25日《博客天下》第152期。
本刊特约撰稿 | 许诺
在“文革”中伪造总理遗言的李君旭病逝于杭州，终年61岁。
23岁时的那次大胆行动让李君旭一度身陷囹圄、饱受摧残。重获自由后，那个全国闻名的谣言又让他被奉为英雄，登上了自己人生的巅峰。他并不适应突如其来的荣耀，又苦于安眠药成瘾，牢狱生活的隐伤困扰了他终身。
1989年的一次摔倒，令他长年卧床不起，语言、记忆能力衰退。妻子与他分道扬镳，他们没有孩子。在经历25年的漫长孤寂时光后，他死于2月9日。
6位受“总理遗言案”牵连的当事人在2月中旬一个雨天上午重聚，为了悼念李君旭。有人掏出单反相机，指挥其他几个人站成一排合影。在他们身后，一张遗像定格了上世纪70年代末李君旭的笑脸。
就像一群人集体过马路，李君旭成了唯独被命运车轮撞飞的那一个。
狗肉宴上的密谋
“李君旭是我们中最惨的一个。”绰号“大耳朵”的当事人吕建树，缓缓对《博客天下》说出这句话。吕建树退休前是浙江省电力系统下属一家自营公司的总经理。
和李君旭同龄的吕建树清晰地记得1976年的那场狗肉宴。
把狗砍头、去尾、剔内脏，那是他在乡下插队时，房东给他的临别礼物——狗肉。他邀请自己的同学，李君旭（绰号“蛐蛐儿”）、袁中伟（绰号“瓜子”或“小弟”）、刘建新（绰号“阿斗”）、李晨光来家里。发现酒票用完了，他去药房买来两瓶於术酒——於术是白术中的优良珍品。
没有人介意药酒的怪味。相貌英俊的李君旭那天双目通红，他失恋了。他是杭州汽轮机厂一名普通工人。在那个时代青年自己的评价体系当中，李君旭并不是这群大多出身良好的年轻人中最出众的一个。
“他只在文学上比我们强一点，其他方面未必。”吕建树回忆，上过高中、“最有计划性”的袁中伟，是其中的灵魂人物。
这种区别在此次狗肉宴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像那头微卷的黑发，李君旭身上有一种“小布尔乔亚的浮华与矫情”。那天，他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当一颗铺路的石子，用热血唤起民众！”袁中伟却比他多了一份冷静，判断民众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只是火星。
杭州人性格里有刚硬、参与政治的一面，历史上有“杭铁头”的说法。岳飞遇害的时候，正是临安的狱卒把遗骨带到西湖边偷偷掩埋，等待着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1976年1月，备受民众爱戴的周恩来辞世，反对“文革”的声音潜滋暗长。这次聚会上，这群年轻人提出了一个话题：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留下，会说些什么。
不久后的一次聚会上，李君旭突然摸出一张纸，声称上面写的正是总理遗言。他也许没想到，他以后的人生都要用这一刻的行为来标记。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一部分写给邓颖超，叮嘱她“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另一部分则写给“主席、中央”，在肯定了“洪文同志”和“春桥同志”工作的同时，也大胆提出，“小平同志要多承担责任”。
这份模仿周恩来口吻的遗言，惟妙惟肖，几乎无人相信是假的。凭借人际传播，“遗言”以惊人速度在全国扩散。
“此时恰逢‘文革’末期，民众对‘四人帮’已经厌烦透顶、深恶痛绝，大家都在伸着脖子等变天。”李君旭的大哥李君达说，这份“总理遗言”符合民心。此前，李家兄弟的父亲、曾被选拔出国留学的知名血吸虫病医生，被扣上“联合国派遣特务”的帽子，在“文革”中最先被打倒。
随着“四五运动”爆发，“总理遗言案”作为“头号反革命事件”受到追查，狗肉给人的印象太过深刻，大部分进去的人都提到了那一天的聚会。这使得“狗肉宴会”而不是后来那次拿出“遗言”的会被视为“反革命阴谋会议”。
李君旭及其父、袁中伟及其父其妹、李君旭前女友父亲等7人，被视为“要犯”，稀里糊涂中被警察秘密押往北京；吕建树等5人，则被以同样隐秘的方式，押往浙江临安天目山。
入狱22天后，5月27日，李君旭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监牢里的李君旭度日如年。他和父亲被关在不同的牢房，音信不通。
不过由于“遗言”的流传，他在监狱有着极好的人缘，同情和崇拜他的一个籍贯河南的小战士常为他提供方便。有一天小战士有意帮忙，在放风时，李君旭远远地看到父亲的背影。
那天放风结束，曾被人评价性格怯懦的李君旭发火了：“你们关我可以，为什么要关我父亲？！”
那年10月，“四人帮”在一次兵不血刃的行动中被控制，失去了权力。李君旭从河南小战士的口中听到风声。这个小战士甚至偷偷弄来一张刊登“四人帮”被粉碎消息的报纸。
1977年年底，李君旭、袁中伟及李君旭前女友父亲重获自由；李君旭拖着“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回到汽轮机厂。
像是为了补偿这个早早体味人生无常的年轻人，命运继而为他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
从造谣者到真汉子
“如果你在23岁时就经历了人生一切该经历的磨难，那么你对此后人生的一切就坦然了。”吕建树对《博客天下》说。
23岁的李君旭没有像袁中伟一样受到歧视和惩罚。厂主要领导对“四人帮”深恶痛绝，他们把李君旭看成是一个有血性有才华，只是手段略为不妥的年轻人。1979年，公安部平反的结论一下来，李君旭当上了厂团委书记。
诗人气质浓厚的李君旭，在文学上的才华很快展露无遗。他创作的一篇颂扬汽轮机厂和西门子公司合作的中篇报告文学《啊，龙！》，获得了首届全国报告文学奖，这是浙江省摘得的第一个全国文学大奖。
李君旭的前程因此阳光灿烂。
“他比我们都爱出风头。”吕建树说，23岁那场翻天覆地的劫难，让他们几个过得更谨小慎微，对人的警惕性更高，自身的才华能力，也不敢完全显露出来，但李君旭不一样。
在监狱中，审讯人员一度觉得李君旭的政治见解幼稚，他们怀疑是更成熟的袁中伟出谋划策——“瓜子的脑袋，蛐蛐儿的笔。”
这让袁中伟多吃了不少苦头。李君旭在狱中就为牵连袁中伟惶惶不安。他偷偷在狱中放风时经过的走廊写下：“小弟，对不起，我连累你了！”希望袁中伟能够看到。但是出狱后，李君旭一直回避着袁中伟。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李君旭兴奋地来找袁中伟，介绍一位从北京来的著名报告文学家。这位作家想采访所有“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写一篇“大部头”。袁中伟冷漠地拒绝了。
他承受了很多，什么也不想说。“我觉得20年内，大家谁也不要谈这个事情。”袁中伟当时这样回答道。
大耳朵、阿斗和李晨光站在了袁中伟这一边。
李君旭成了唯一一个接受该作家采访的人。随后，这篇以李君旭为主角、名为《遗言制造者》的报告文学名振一时。
“蛐蛐儿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当时一个反‘四人帮’英雄的出现，火爆的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今天的明星。”袁中伟的妹妹袁敏回忆说，荣誉、待遇、级别，一连串的好事飞向李君旭：分房子、装电话，提拔为《浙江日报》文艺评论部副主任，选派到杭州大学（曾从浙江大学分离出去，后回归浙大母体）任宣传部副部长，不久又调到《东方青年》杂志任主编。
“他什么都有了，工作、职务、名声、老婆。”吕建树曾见过春风得意的李君旭。1987年的一天，他到省物价局办事，办完事后到楼下找李君旭。凑巧李君旭的一个同事提起，今年你们放出来整10年了。于是，李君旭爽快地请吕建树和同事在机关小食堂吃了顿饭，花了40元钱，点了4个菜，两瓶啤酒。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李君旭天生的领袖魅力与良好人缘，成为他在单位如鱼得水的法宝。现任浙江省政府参事的桑士达说，李君旭性格很好，一点架子都没有。一次，他送给李君旭一点小礼物，第二天就收到李君旭的回礼。
“他实际上是个书生，但十分关心政治。”作家王旭烽评价，李君旭喜欢与人讨论天下形势，谈论中国与世界的政治和命运，在这过程中寻找自我实现感。
但事实上，李君旭“离老奸巨猾或者老谋深算还有十万八千里”。袁敏听过一个传闻，一次报社领导被省里领导叫去商量工作，到省领导办公室一看，下级李君旭早已出现在那里，比领导先到，让领导在省领导面前十分尴尬。
“一个才刚30出头的年轻人，事业一帆风顺，职务频频升迁，很容易晕晕乎乎找不到北，蛐蛐儿也不例外。”袁敏说。
“我们这几个人，也都混得不差。”吕建树说。出狱后，他们几人全部入党，不少人的仕途一帆风顺。但他否认，“总理遗言案”为李君旭和他们自己带来政治资本。“一个厂里几千人，领导怎么认识你？还不是你在‘总理遗言案’中突出了？但后来怎么走，走多远，就是自己的造化了。”
“李君旭后面的悲剧，把他前面的经历衬托出来了。实际上，他多多少少因为‘总理遗言案’沾了光。”一位要求隐去姓名的“总理遗言案”主要当事人说。
药物成瘾
灰色阴影此前已偷偷潜伏在生命的罅隙里。
有一次，吕建树看到李君旭因写不出“五七”社论烦躁不已。他问吕建树讨安眠药吃，但吕建树没有给他。袁中伟、刘建新、李晨光等人，也都收到过李君旭帮忙配药的请求。这一点也得到曾在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任职的桑士达的佐证。他们都记得人高马大的李君旭经常在众目睽睽之下摔倒。
袁敏忘不了深夜曾在自己家中幽灵一般出没的李君旭。他潜入袁敏家的小楼，在2楼客厅和北屋之间的走廊来回踱步。他不请自到，推开厨房门，旁若无人地将八仙桌上的剩菜一扫而空。有一次，他居然津津有味地吃掉一大盘咸辣的酱辣椒。
他也在众人面前大出洋相。一个雨天，时任《浙江日报》文教部副主任的李君旭在吃药后，近乎梦游般翻报社的办公室天窗进去。第二天，他看着办公室满地的脚印，以为来过小偷，马上打电话给保卫科报案，结果证实是他“监守自盗”。
一天，李君旭妻子红着眼圈找到袁中伟，请他们劝服李君旭不再服安眠药，以及阻止周围的朋友为李君旭配药。她声称，再不戒药瘾，李君旭就废了。
这个被众人回忆起来交口称赞美貌的女人，曾是李君旭的众多崇拜者之一。他们是邻居，两家的门牌号只隔两个数字。她是一位公交车司机的女儿，李君旭是她的初恋。从上高中开始，她就常常来找“邻居大哥哥”请教问题。1985年左右，堪称郎才女貌的一对结婚了。
她把与李君旭的隐私对袁中伟和盘托出：学医的她生怕因为李君旭的药瘾，生下一个畸形的孩子，两次把怀上的孩子都打掉了。
李君旭为何嗜药成瘾？袁敏说，当时狱中一个明显对李君旭有好感的女兵，为了帮助精神压力大的李君旭解脱，常常偷偷塞给他安眠药，天长日久后上瘾。李君旭家人则认为，这是为了审讯李君旭，对他滥用精神迷幻类药物的结果。
36岁的正处级干部李君旭在1989年的一次摔倒后一病不起，这其中不无18个月监狱生活的原因。袁中伟同样在出狱后病危过3次，牢狱生活破坏了这群工人、知青们原本强健的体魄。
此后，李君旭又经历一场并不成功的颅内清血手术以及再一次的摔倒，大脑受到重创、腿部落下终身残疾，从此坐上轮椅，生活无法自理。
李君旭的妻子曾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带着李君旭寻医问药，试图帮助李君旭站起来，但以失败告终。吕建树说，李君旭父亲颇为开明，在他的默许授意下，她与李君旭离婚。上世纪90年代初的出国潮中，李君旭前妻远赴美国，与一个从事营养事业的犹太人重组家庭并生育子女。
李君达说，他们并不怪她，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不能被李君旭拖累下去。
那些曾经光鲜亮丽的日子，就像一场幻觉一样，离李君旭远去了。
他的人生停在了1980年代
李君旭的一切似乎都定格在1980年代，包括他的记忆与娃娃脸。
他的病情在此后起伏不定，他一度住进福利院，与智力障碍者和高位截瘫的病人同住。
籍贯江苏徐州的葛师傅是李君旭最近10年最亲近的人。他原本在小区做清洁工，李君旭的姐姐李君励相中了他，起先以每小时5元的价钱，请葛师傅为李君旭护理。天长日久，葛师傅成为李君旭的固定护工，每天与李君旭同吃同住。
李君旭的生活单调无趣。信仰基督教的葛师傅去做礼拜，顺便推着李君旭出门。共产党员李君旭也在一边听着，安安静静的。葛师傅清楚，那些福音，李君旭第二天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躺在床上的李君旭无限落寞，但来看望他的人都没有说破。吕建树能隐隐感到李君旭的敏感和自尊。同住一个小区的他常来看望李君旭，帮他打扫家务，接听电话。
李君旭已经不能再畅快自如地表达了，身体状况和长时间的与世隔绝，使得他回答人的问题只能使用简单的一两个字。唯独“汽轮机厂”是他永远的情结。在姐姐李君励照顾他的一年多时间里，李君旭有时会拿起电话，无意识地拨打号码。李君励问，这是要打去哪里，李君旭总会回答：“汽轮机厂”。
有一天，为了满足李君旭的愿望，李君励推着轮椅送李君旭重返厂里。曾经的许多同事出来迎接李君旭，还请李君旭吃了一顿饭。
在2月16日的追悼会上，71岁的李君达泣不成声。那时他刚刚说到小弟常常说要重回汽轮机厂，说想当一个修理工。
那是李君旭青春与梦开始的地方。李君达说，弟弟心里其实清楚，他的身体不允许再回去担任职务了，唯一的愿望，只是当一名普通的修理工。
作家王旭烽探望过李君旭。那时，李君旭的牙齿没了，原本茂密卷曲的头发也被剃成光头。他慢慢地对王旭烽笑了一下。这个笑容触动了作家敏感的神经。王旭烽说，那真是一道“纯洁的1980年代的目光”，好像是从过去逝去的岁月中回放的。
被主流社会抛弃的李君旭，也惦记着1980年代的爱情。2012年春夏之交，曾与李君旭在杭州汽轮机厂共事的中央电视台编导朱海和袁敏带着几件T恤看望李君旭。朱海问李君旭：还想结婚吗？李君旭点点头。
但朱海清楚，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当年一纸城镇户口可能会吸引农村姑娘来陪伴照顾李君旭，现在已经很难了。他们也曾策划过一个活动，登报寻找当年汽轮机厂的女工，每人充当志愿者，照顾李君旭一周——曾几何时，开朗英俊的李君旭是众多女工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但此后因各人工作忙碌，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和李君旭分享了所有青春期秘密的吕建树，不止一次地听李君旭倾诉对前妻的思念。他常常无意识地呼唤着她的名字。吕建树为李君旭接听前妻的电话。电话里，李君旭告诉前妻，他想她。
李君旭的前妻两次回国，一次是2004年左右，一次是2011年，均来看望过李君旭。她还为李君旭买过一张可摇起的床，认为这对李君旭的康复有帮助。
对“总理遗言”深信不疑
时光打破了袁中伟设定的20年不开口的禁忌。2006年后，妹妹袁敏开始写一本书，打捞1976年沉没的记忆。
为了写书，袁敏找到李君旭，希望李君旭写一些回忆的文字，长时间的沉默后，李君旭开口：“我相信‘总理遗言’也是总理要说的话，不是伪造的。”袁敏愕然。
李君旭是几个人当中，唯一一个对总理遗言抱有终生信念的人。早在1980年代，他带着自己写的小说《经营副厂长》，来找时任《东海》杂志编辑的袁敏。那天他切实提到：“总理遗言”确实是总理想说的话，不是伪造的，真的是总理的遗言。袁敏没有反驳他。后来回想起来，她觉得是服安眠药上瘾的李君旭的幻觉。
到了后来，“总理遗言”更像是躺在床上25年的李君旭为自己造的一个梦，他自己对这个梦深信不疑。李君旭病倒之后，曾和他一同关押的难友中，有人仕途很顺利，并利用自己的权力向有关部门打招呼，保留了李君旭的公务员身份，这帮了李君旭的大忙。
私下里，吕建树与袁中伟等人讨论过，李君旭的做法，某种程度上来说“愚蠢至极”。“写出来以后，贴在大马路边上，任人抄去，目的不也达到了吗？最后不就没人追查这件事了吗？”他评价，这是李君旭“诗人的情绪化”。
“如果李君旭的事情发生在今天会怎样？”面对《博客天下》的问题，吕建树回答说，也许大家只是一笑而过，但那个年代就不一样了，大家对于自己所相信与寄希望的东西，都深信不疑。
不止一个被牵连者提到并不怨恨李君旭，理由与吕建树一样，都对李君旭后来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
许多人的身上已看不到“文革”的隐伤，包括在狱中产生幻觉，曾试图割腕自杀的吕建树。他坦然地露出粗粝的疤痕：“经过大难，没死，活过来，拉倒了！”
他认为，李君旭此后的悲剧都是命运弄人。
1月28日，他去医院看望李君旭，李君旭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凑到李君旭面前，问他：“你还认识我吗？”“当然了，你是大耳朵！”李君旭很高兴。
李君达也在2月8日看过李君旭的笑脸。
那天他告诉李君旭，已经办好出院手续，很快可以回家了。李君旭露出笑容，虽然那只是他一个人的家。
李君达相信弟弟又一次好转了。之前一天，李君旭指着新闻里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评价道，“军国主义又死灰复燃了”。
不料，2月9日凌晨4点，李君达突然接到主治医师的电话，说李君旭可能不行了。3个多小时之后，李君旭永远辞世。
这个曾伪造1034字周恩来遗言的说谎者，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部分内容参考袁敏《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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