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们的一年：施政都喜欢“解剖麻雀”

　　总理们的一年

　　策划人：徐浩程

　　年经事维，序列国务院新班子的一年，首先是一些掷地有声的话：“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政府不能放空炮”……

　　当然还有一些干净利落的事：公布“权力清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阐明经济运行“合理区间”、投入1.75万亿治理雾霾……

　　相较于此前的十年，刚过去的一年确有太多出乎意料，以至去年初众人按照惯例给出的概念显得苍白乏力。

　　从来没有一个简单到可以概念化的政府，梳理国务院新班子一年，也许我们只需记住他们甫一亮相便体现出的平实而鲜明作风，以及透露出的强烈改革意愿。

　　新一届政府施政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改革方案出台到具体政策落地，时间大幅缩短。“速度的背后，是以惊人的执行力作为支撑。”

　　李克强新政一年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发自北京

　　去年3月15日，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作为新中国首位“博士总理”，李克强将引领这艘经济巨轮驶向何方，全球拭目以待。

　　在3月17日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李克强首次向外界描绘自己的执政蓝图。谈理念，他说“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谈改革，他说“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谈经济，他说要“用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谈廉政，他说要“给权力涂上反腐剂，戴上‘紧箍咒’”……

　　过去一年中，一幅波澜壮阔的施政大卷正有条不紊地铺开。要读懂这幅大卷，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选取几个侧面，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清新一届政府的执政脉络。

　　李克强之问

　　除了定调性的总结发言，李克强还颇为喜欢发问，甚至是“连珠炮”式的不断追问。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李式追问”，在过去一年越来越为外界津津乐道。

　　其实在2012年11月21日，十八大闭幕仅6天后，刚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强，就让下属领教到“李式追问”的厉害。在当天举行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有关省市相关负责人发言不到两分钟，李克强便插话打断：“你们的发言稿我都已经看过，不用再念了，我们既然是座谈会，就应该多谈试点过程出现的具体问题、谈谈你们在推进改革过程中的需求。”

　　接下来，李克强抛出一连串问题：“你谈到的对工业耗水大户实行阶梯水价、累计加价，我想问一下，加价的累进率是多少？企业承受力如何，评价怎样？”看到这位负责人一时语塞，没有完全明白自己的提问意图，李克强只好进一步做出解释。

　　回答好领导的提问，是下属的必修课。然而面对李克强刨根究底的连番追问，许多过去的“老套路”行不通了。正因为这样，媒体将“李式追问”贴上了“求真务实”的标签。

　　梳理李克强之问，更能窥见这位大国总理心中，念兹在兹的究竟是什么？

　　民生冷暖，李克强自然挂念在心。2013年3月，在江苏常熟的一片麦浪中，李克强三度追问家庭农场的农户徐建华“有何困难？”是年6月在河北邯郸，农机驾驶员老周又成为李克强发问的对象。“一亩地能挣多少钱？”“是不是现收现付？”“是否知道柴油降价？”……

　　对于改革，李克强更抱有坚定决心。去年3月底赴上海调研时，他连续三次追问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与市长杨雄：“上海到底是要政策还是要改革？”杨雄曾在后来回忆说，当时总理一再问我，上海是不是要改革？我说是，态度是表得非常坚决，我说我们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总理肯定了上海在改革态度上的积极和主动，敢于自己挑重担，并强调一定要把改革放在第一位，制度创新放在第一位。

　　今年“两会”前夕，一则李克强针对雾霾问题追问环保部长数十问的消息更引发外界关注。在2月12日举行的第38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坐在李克强对面汇报的是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听汇报时，李克强一直在材料上记录着。当周生贤汇报结束准备离开时，李克强说：“你先别走，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然后他便对着材料后面的具体措施逐条发问：“这几条措施以前就有同样的政策，这次是不是准备加大力度？这几条措施是新推出的，设计合不合理，有没有做过足够的论证？……”

　　李克强喜欢刨根究底的追问，即便在与专家座谈时也不曾改变。曾获邀出席李克强主持的座谈会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向廉政瞭望记者回忆，李克强鼓励大家有话直说，不用考虑什么婉转的表达方式。谈到某个议题时，李克强也会连续发问，甚至当场向相关人员求证数据。“整场座谈会，感觉不像给领导汇报，而是一群经济学者间的交流。”

　　对于风格鲜明的“李式追问”， 薛澜也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实事求是，不端架子。”

　　“甩开膀子”的执行力

　　李克强是一名改革者。为人所称道的，是其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推动改革的执行力。在去年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李克强曾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过去一年，新一届政府用事实印证了这句话。

　　履新之初，李克强就表示，必须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在2013年，国务院一共下放和取消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到了2014年2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再次取消和下放64个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在简政放权，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新一届政府展现出可喜的效率，初步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国务院日前还决定，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锁定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底数”，接受社会监督。

　　“这就是动真格的样子。”汪玉凯分析说，简政放权喊了很多年，常常是这边减、那边增，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甚至变成“数字游戏”。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家底不清”，有的审批项目本来是不存在的，有的项目又存在多部门交叉。现在先把家底弄清楚了，再来逐一落实。

　　新一届政府的效率，不仅仅体现在简政放权领域。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此时，距离该年3月底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时提出自由贸易试验区，仅仅半年时间。如此速度，令国际财经界人士几乎难以置信。

　　2014年2月7日，国务院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企业年度检验制度将改为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到了2月19日，国家工商总局即决定，自今年3月1日起停止对领取营业执照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及其他经营单位的企业年检工作。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韩保江向记者分析，新一届政府施政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改革方案出台到具体政策落地，时间大幅缩短。“速度的背后，是以惊人的执行力作为支撑。”

　　总理的座上宾

　　作为新中国首任“博士总理”，其发明的“克强指数”，曾引来媒体热捧。

　　2007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他更喜欢通过三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英国《经济学人》认为，“克强指数”比官方GDP数字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

　　当然，李克强同样需要借重智囊的力量。

　　今年1月17日，北京大学刘伟、腾讯公司马化腾等专家、企业界代表受邀参加总理的座谈会，主题是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过去一年，李克强曾与学者、企业家代表进行过3次经济形势座谈。

　　2013年4月，李克强主持召开了新一届政府首次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座谈会上，来自高校、研究机构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和中国外贸、金融、房地产等的运行情况发表了看法，来自家电、纺织、能源、机械制造等领域的企业负责人反映了当前市场变化和企业经营状况。

　　7月，来自机械、家电、节能、金融等行业的企业负责人在总理座谈会上反映了生产经营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建议。李克强勉励他们继续就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意见。

　　10月，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分析中国经济走势、谋划明年经济工作是会议的主题。受邀发言的10人中，有6人是从事宏观经济、金融、房地产、对外经济研究的专家，4人是企业家。

　　梳理四次座谈会的内容便能发现，前两次获邀的代表中，许多人从事的是传统行业，这些行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面临发展瓶颈。后两次，则有许多新经济领域的领军人物。从与会嘉宾面孔的变化，或许就能一窥中央政府“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导向。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参加了今年1月的座谈会，他告诉记者，此时上海自贸区建立不久，各地筹建自贸区的热情高涨。自己长期以来研究开放经济，能够获得邀请，或许是中央领导想听一听这方面的意见。

　　能成为总理座上宾的另一个群体就是民营企业家。过去一年，包括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雅戈尔集团董事长李如成、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等民营企业家先后走入中南海，几乎占据企业家代表的半壁江山。

　　在去年10月的座谈会上，李克强对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今天把你请来座谈，就代表着我们的信任。对民营企业家，政府不仅信任，还要依靠！”

　　“人对工作的第一印象很重要，分管旅游后我第一次到俄罗斯，第一次与业界代表座谈，你们的建议和意见很重要，会给我今后的工作打上深深的烙印。”

　　副总理们，如何做助手？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一年前的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伸手示意大家坐下后，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向中外记者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一起来的几位副总理”。

　　此前几天，早已卸任广东省委书记、尚未当选副总理的汪洋还在与安徽代表团的“乡亲”调侃道：“我现在是‘下岗职工’，一定会记住（你们）这些诉求，都记在本子上了，等有了具体职务以后，在依法办事的原则下，（你们的诉求）能办的快办，不能办的坚决不办。”

　　汪洋一以贯之的幽默讲话，激起会场的掌声。不过，需要快办的当然不仅是安徽的事。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走到一个关键时刻。用学者郑永年的话来说，中国改革正在与社会变化赛跑。言下之意，处在2012～2020战略机遇期最后几年的中国，时不我待。

　　那么，作为李克强的助手，一年过去了，四位副总理在各自领域快办了哪些事情？

　　施政方法：都喜欢“解剖麻雀”

　　汪洋“两会”后第一次出京去的不是安徽，而是甘肃。

　　4月5日，汪洋带着7个小组到甘肃省积石山县——全国贫困程度最深的县之一“解剖麻雀”。“虽然过去对扶贫工作有所接触，在重庆、广东工作时，也因地制宜进行过一些探索，但对全国情况知之不深。”

　　他要求不踩点、不提前打招呼，随机抽取了3个村，对40多户逐户问卷调查，看到了“正常”状态下的贫困村。

　　“有些农民一年只能吃两三次肉，很多人生病后硬撑苦熬”、“一些自然村不通水泥或沥青路，有的村民看病、小学生上学步行时间在2个小时以上”，2个月后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上，汪洋谈起调研所见，仍倍感压力。随后一系列政策渐次推出，包括淡化GDP考核，主要考核扶贫成效。

　　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推动工作的还有马凯。

　　今年1月，马凯只围绕一个专题——新能源汽车，4天调研超过8家企业，横跨广东、安徽两省，行程超3000公里。

　　在安徽合肥的江淮汽车，马凯原定只参观新能源车40分钟，但最后看了70多分钟；在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他光是新能源汽车部分就看了2小时。

　　在马凯出京调研之前，有关部门已经围绕新能源汽车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但另一个政策是，2014和2015年度对新能源汽车的补助标准将在2013年标准基础上下降10%和20%。

　　调研期间，众多车企向马凯表达不满。“这是一条自相矛盾的政策，让人以为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多了而不是少了。”马凯当时回应，“马上修订相关政策。”

　　1个月后，财政部等四部委即下发通知，要求2014年的补贴标准在2013年基础上下降5%，2015年在2013年标准基础上下降10%。

　　从人民日报的公开报道来看，4位副总理过去一年，出京调研超过50次，足迹遍布近30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刘延东考察调研共有16次，其中7次主要围绕卫生、计生工作，另有4次调研则包括了教育、卫生、科技等内容。这部分是因为卫生对刘延东来说，是个全新的领域。

　　为政姿态：低调、谦虚，但任务不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副总理协助总理工作。去年12月1日，第26个“世界艾滋病日”， 刘延东就受李克强总理委托，专程来到北京佑安医院转达李克强的一封信，并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慰问患者。

　　出任副总理后，张高丽等人都很异常低调，出现在镜头前、报道中的次数越来越少。

　　通过人民网搜索可以发现，在人民日报中，过去的一年4位副总理没有一人被提及的次数超过200次。

　　这种作风也延续到他们的工作。去年3月，汪洋以中俄“旅游年”中方组委会主席的身份出席俄罗斯旅游业界代表座谈会时，风趣地说：“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最有发言权的是具有实战经验的战士，你们就是旅游业界的战士，最有发言权。”

　　世界无国界旅游协会是一个非盈利机构。当董事会主席维金斯基说到现在一些地方官员对旅游免签政策不清楚、旅游部门和执法部门缺乏沟通等问题时，汪洋说，“你是一个称职的主席，能够为企业说话，很不容易。”

　　“人对工作的第一印象很重要，分管旅游后我第一次到俄罗斯，第一次与业界代表座谈，你们的建议和意见很重要，会给我今后的工作打上深深的烙印。”汪洋十分谦虚地说，旅游从业人员上岗前要进行培训，我作为刚分管旅游的副总理，今天也是接受“上岗”培训。

　　谦虚、低调并不意味着无事一身轻。本届4位副总理兼任领导小组组长的现象尤为明显。

　　马凯兼任组长的两个领导小组，“年龄”比较小。其中，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是去年新成立的，马凯是第一任组长。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于2009年，首任组长是张德江。

　　以上领导小组，都是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长期存在。而由张高丽担任新组长的两个小组——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领导小组、第三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有点不同。这两个小组都是去年新设立的，分别完成相应工作之后，将会撤销，但协调工作一样少不了，这在国务院领导小组的历史上，例子不少。

　　以“国务院三网融合工作协调小组”为例，设立前三网融合改革一直“雷声大雨点小”。据媒体报道，这个小组设立后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当组长，当时的广电总局和工信部领导都是小组成员，三网融合改革很快就有了“破冰”希望。

　　甚至为解决2007年的猪肉等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国务院还成立过应急领导小组。新华社公开消息显示，该小组成员来自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质检总局以及工商总局。其间时任总理温家宝还曾多次亲临猪肉市场——一场保卫猪价的战斗就那样展开了。

　　领导风格：严肃得起，也幽默得来

　　去年全国“两会”总理记者见面会时，有细心观察者发现，地板与主席台之间是斜坡铺就而成的，这被解读为新任总理们的“上坡路”，亦即要努力“爬坡”之意。

　　4位副总理一年来确有努力“爬坡”的意味：张高丽面临着经济转型与发展放缓的双重压力；刘延东要“搬迁”医疗、教育两座“大山”；汪洋分管的“三农”领域亟待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安全生产与未来国家的竞争力——科技，都是马凯需要突破的难题。直面任何一方面，都不轻松。

　　马凯就任副总理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4·20芦山地震”，去年5月11日四川泸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6月3日又发生吉林长春宝源丰特大火灾事故，后者是中国近十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这对于兼任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的马凯来说，是严峻考验。

　　去年6月，马凯在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上称，从6月到9月底开展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对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领域、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都要进行全面检查，无一例外”。

　　不过，作为国家领导人，更多时候需要传递信心，所以严肃的事情有时也得轻松说。

　　自称“苦孩子”的张高丽无论是外出调研还是出席会议，都面色严肃，很少露出笑容。不过去年7月，他在贵州调研时，操着一口福建口音的普通话，与村民座谈，气氛很轻松，媒体抓拍的一张照片里，张高丽笑得眼睛都眯了。

　　更早以前，内蒙古日报头版也曾刊登了一张照片，描述的是他在包钢稀土研究院调研的现场，正握着拳头比划着什么，表情一如既往严肃，而站在他身边的工信部部长苗圩等多名官员却被他逗笑了。

　　轻松幽默上，汪洋十分娴熟。

　　去年5月在河南省栾川县调研特色旅游时，他幽默地说，现在不少中国人有钱了，能出去玩的多了，但是喜欢把“某某到此一游”刻在树上，“洛阳出多少皇帝都记不住，刻‘到此一游’谁记得住啊？那硬是臭美啊，对不对？”

　　【5句话帮你了解副总理这一年之】张高丽：

　　1、首次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对外发声，谈的就是改革；

　　2、调研始终关注经济运行、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方面情况；

　　3、“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4、在求是上发文称“人民群众过去‘求温饱’，现在‘盼环保’”；

　　5、不是一个枯燥的人，在内蒙古调研时，多名官员被他逗笑了。

　　【5句话帮你了解副总理这一年之】刘延东：

　　1、要直面医疗、教育和住房“新三座大山”中的前两座；

　　2、16次出京考察调研，7次主要围绕医疗卫生；

　　3、在求是上发文《让农村孩子接受更好的义务教育》；

　　4、在美国观看公牛队和山猫队的NBA比赛，陪同者是姚明；

　　5、回信给矿大学子，也做过“信使”，替习近平、李克强转达写给基层群众的信件。

　　【5句话帮你了解副总理这一年之】汪洋：

　　1、调研最多的地区一是最贫困的，一是灾情最严重的；

　　2、在甘肃调研扶贫时“解剖麻雀”；

　　3、食品安全上提倡“治乱要用重典”，建议马云用淘宝提醒食品安全；

　　4、每到地方视察，会选一两家食品企业走走；

　　5、以“大丰收”、“比翼双飞”、“麻婆豆腐”三道菜比喻中美经贸关系，称“光有华盛顿没有北京城，就不是世界”。

　　【5句话帮你了解副总理这一年之】马凯：

　　1、“诗人”一年为公众所知的诗作只有一首；

　　2、调研时主动为企业“吆喝”：“你发一下名片，大家都可以来看看”；

　　3、去年9月可能是考察调研最频繁的一个月；

　　4、关注新能源汽车，提出“四不变”；

　　5、“抓工作就是要抓深、抓细、抓实”。

　　随着氛围放宽、上下互动加强，“两会”已经变成“展现”工作思路和胸怀抱负的最开放舞台。

　　总理开“两会”，不光是“交成绩单”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新一届政府的“成绩单”——政府工作报告，3月5日在全国“两会”上提交。

　　“成绩单”怎么交，历届总理均很重视。

　　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没有起草，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就先定调说：“政府工作报告是讲给老百姓的，分寸要拿捏得好。让老百姓听得懂，愿意听，记得住，能管用。再加上几个字：有希望，有信心。”

　　当时在讨论时，城镇登记失业率出现了两个数据：社科院社会学所称是9.4%，而政府工作报告报的是4.6%。温家宝当时说：“你们社会劳动保障部该赶紧上网，或者你们赶紧开发布会，你们来说明，这个4.6和社科院的9.4有什么区别，别等着我来发话你们再去做。”

　　不过，对于总理、副总理们而言，“两会”绝不仅仅是一个“交成绩单”的平台。随着氛围放宽，上下互动加强，“两会”已经变成“展现”工作思路和胸怀抱负的最开放舞台。

　　“寒暄”，有点赞也有泼冷水

　　与各地代表委员“寒暄”，是“两会”上总理们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

　　随着“两会”气氛逐步轻松，代表委员们，尤其是其中的官员，越来越善于抓住“两会”时机向总理、副总理们提要求。

　　去年“两会”上，张德江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来自温州的代表郑雪君就乘机争取说，“温州愿做我国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希望尽快将温州确定为‘较大的市’。”审议结束后，她紧追张德江至电梯口，追问：“张副总理，我刚才讲的话，您记住了吧？”

　　张德江回答道：“知道啦。温州已经要求了很久了，是应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这种“寒暄”有点类似中央与地方“博弈”。既然是“博弈”，当然就不能只是“点赞”，有时候也要“泼冷水”。

　　2009年“两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到湖南代表团参加全体会议。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乘机建议说，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面临海外并购的机遇，已经有海外企业与三一接洽了并购事宜，但就是被“钱”捆住了手脚，希望政府能提供信贷支持等优惠措施。

　　“不愧为毛主席的家乡人，‘湘军’果然不缺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有主席当年闹革命时的风范啊！”王岐山首先以诙谐一语肯定了向文波的“信心”。

　　然而，他话锋突然一转：“你对自己的管理能力有把握吗？分析过双方的文化差异了吗？了解当地的工会劳资关系吗？如果对方的工程师辞职了，难道你还要从长沙派人到国外去，让整个企业都讲湖南话？如果不能知己知彼，这种信心会让我害怕。”

　　2005年“两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参加黑龙江代表团会议。有地方官员要求中央政府支持某项目，而在场者显然都认识到，这个项目根本不适合向国家领导人提起。果然，吴仪当面回绝，“这个事，你应该和省委书记说。”

　　不过，总理们也有处于“下风”的时候。

　　2002年“两会”上，在湖南代表团，朱镕基就曾说，“去年拿了亿元救济贫困，另外支出亿元给中小学教师发工资，只要干部不官僚，就不会出现缺衣、没吃的现象，如果出现了就是干部官僚，黑心肝。”

　　“现在我们把问题看得严重一点好。现在社会贫富差距在拉大，如富人再不缴税，穷人支撑不了，社会就不能稳定发展。今天我讲的都是大实话、大白话，没什么理论。”最后朱镕基半是命令半是恳求地说，“湖南是我的家乡，不要再拖欠工资了，给我点面子好不好？”

　　“我一打个盹，你们就跑了”

　　政府工作报告是正式文件，强调规范，总理们还需要将施政方向或政策在“两会”座谈中进一步细化解读，其中重点是传递给地方官员。

　　2000年，我国逐步放开粮食价格，实行随行就市收购。当年刚好粮食增产，有些代表就有意见了。

　　在“两会”上，一名基层代表直言不讳地对朱镕基说，“原来说粮食不够吃，政府让多种粮，现在粮食多了，国家又不能保证全部收购，还说让农民自己去找市场，农民上哪儿去找市场？我看还是得找市长！”

　　等代表放完“炮”后，朱镕基慢条斯理地说：“你还是得找市场，这件事别说找市长，找我这个总理也没办法。”

　　“我比你还急呀！”朱镕基话锋一转。“你让我告诉你种什么赚钱？我怎么告诉你？我让你种大豆，你种了以后还是卖不出去，怎么办？不行的！我要是能告诉你种什么赚钱，我早就得诺贝尔奖了！”

　　朱镕基随后掰开手指为众人算了一笔账，用一连串的数字说明政府为了减轻农民因粮食过多所带来的压力是如何煞费苦心。

　　“所以说我们要调整，那些没有市场的粮食品种必须要退出国家保护价收购范围。”朱镕基说，现在我们的粮食多了，正好是调整农业结构的大好时机。

　　谈笑间，朱镕基的施政思路就传递出去了，王岐山也曾如此。

　　2011年前后，城商行发展迅猛，同质化严重。在当年“两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就直接批评说，“小银行都往大银行发展，就没人愿意去给小企业贷款，谁还愿意为了贷几十万元去养殖户那里‘深一脚、浅一脚’地看生产规模，谁还愿意去闻养殖户那个味。”

　　最后他更点名说，北京银行做得很不错，但去年发展到哈尔滨去了，还想去上海。“我批评了他们，我一打个盹，你们就跑了。北京还不够你们干的，你们跑了，北京谁来管？”

　　道歉、了解民情、批改文件

　　总理们在“两会”上会展现他们的个人魅力。

　　2012年“两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德江在吉林团代表讨论休息期间出现在会场，他在会场里转了两个小半圈，和代表们一一握手。

　　“今天来，不是代表，也不是领导。”张德江一开场就说明“来意”，自己作为吉林人，回家看看老乡，趁着吉林团讨论休息期间，和大家说说家乡话，唠唠家乡嗑。

　　素来低调的张高丽也会在“两会”上对记者表达“善意”。去年“两会”期间，一名一直跟随天津团采访的记者观察到，在小组审议中，张高丽很少言笑。但是在天津代表团开放日现场，当一群记者围绕天津市市长黄兴国提问时，有记者提到了张高丽，这位时任天津市市委书记抬起头，笑了笑，“嗯，你这个问题，是不是需要我来回答？”

　　“两会”之于总理们也是一个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他们每到一个代表团都不亚于一次调研，所以都希望能听到实话，有时为此不惜打断发言。

　　2012年“两会”上，王岐山刚走进山东代表团第五分组会场，小组会议召集人、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说，“王岐山副总理来听取小组讨论，与我们共商国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温暖，备受鼓舞，深感振奋，我提议以热烈的掌声……”

　　他还没有来得及鼓掌，王岐山突然说：“这些话全是浪费时间的。”王岐山说自己参加小组讨论，是来接地气，听大家实话的。

　　“两会”上，总理们也会抽出时间忙公务。

　　2002年3月9日全国人大举行全体会议，江泽民落座后，拿起桌上的人大常委会报告，浏览一番，就与紧坐在他身边的朱镕基小声探讨起来，还不时用蓝色铅笔在报告上圈圈画画，朱镕基侧身细听，时而颔首。顷刻，江泽民坐正，闭目数秒。朱镕基则开始批文件。

　　显然，会议的文件，他早就看过，因为公务甚冗，连开会的时间亦要“见缝插针”。

　　当天，从9点正至10点，朱镕基一边听报告，一边运笔如飞，短短的一个小时里，尺余高的红头文件全部“搞掂”。

　　有一次，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通过私人关系，拿到了回答“什么是‘两规’”的口径，但后来没有用上。

　　谁能当“两会”新闻发言人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3月2日、4日，全国政协、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傅莹先后亮相，回答记者提问，大会新闻发言人这一职位，再次引起公众关注。

　　自1983年全国两会设立新闻发言人以来，全国政协产生了13位新闻发言人，3人为正部级，8人具有外事工作经验；全国人大已产生7位新闻发言人，均为正部级，均具外事工作经验。此外，还有部分发言人对新闻媒体相当熟捻。如曾任全国人大发言人的曾建徽、赵启正此前担任国新办主任，钱李仁曾任人民日报社长等。

　　开记者会前，发言人都要做很多准备。2013年“两会”召开前10余天，傅莹得知自己将成为全国人大首位女发言人，连着好几天都准备材料到夜里11点多。

　　临到开会，还可能临时换发言人。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召开前，本打算出任发言人的秦华孙，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这一角色就落在了没有外交和新闻工作经验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国祥身上。他连续十几天听取各有关部门介绍情况，阅读各部门提供的资料，还邀请历任发言人座谈，并和小团队演练发布会。

　　拿到准确的资料，有时并不容易。一次准备材料时，姜恩柱遇到了难题，即什么叫“两规”，“两规”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他的团队跟中央纪委联系了好几次，对方都表示提供口径有困难。最后，他本人打电话找中央纪委一名负责人，表示西方媒体很关心这个话题。不久，中央纪委给了口径，但后来没有用上，记者没有问到。这也说明并不存在问题内定的情况。

　　姜恩柱透露，发言人还有鲜为人知的工作——为人大代表准备一本对外表态的参考口径。头年年底，发言人办公室就临时搭起10多人的班子，有外事委、法工委、新闻局、外宣办等的人参加，发动大家提刁钻的问题，并研究怎么回答，一直准备到2月底。

　　2004年全国政协发布会，记者所提的问题多为“政协怎样重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等。近年来，“两会”记者会越来越开放，不回避敏感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反腐及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等占了很大比重。

　　2012年，赵启正回应王立军事件时说，这是一个孤立发生的事件，他还建议记者就有关问题去采访薄熙来。而在今年发布会上，南华早报提出有关周永康的传闻问题，也得到了吕新华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