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世立：让一个地方政府承认错误，这是奢求

　　兰世立有话说

　　在世人眼里，他是那个早年得志、却在如日中天时被一棍打蒙的“倒霉蛋”。经历四年牢狱之灾、一手创下的家业尽失之后，这位前湖北首富在做什么、想什么？

　　本刊记者 王卜 编辑 王晓玲 摄影 王攀

　　兰世立看了看这个咖啡厅，提议换到一个更清净的角落。坐下后，他又和秘书对调了位置，担心朝向门口会被人认出来。当被问到是不是担心人身安全时，他说自己高调地见记者、开发布会，一部分是出于这种考虑。所有见到兰世立本人的记者，都是被短信告知具体时间和地点的，因为行程随时在变化。

　　“晚一点我们不一定还在这里，”他的秘书说。

　　兰世立刚刚从新闻发布会现场赶过来，他在会上悬赏100万元人民币，公开征集原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和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的犯罪证据。2月23日，也就是发布会的前两天，他已经向湖北省纪委及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交了《关于对袁善腊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控告》。

　　这位5年前入狱、破产的前湖北首富去年出狱后，就将矛头指向两个“仇人”。为争夺价值数十亿的东盛地产股权，双方的官司已经持续了5年，现在还不知何时才有结果，三审原定于2月19日开庭，但在双方激烈的互相指责中，法院临时宣告延期。

　　在几个小时的谈话中，他好几次不自觉地去回忆在狱中的可怕经历。然后又马上说，“我不会纠缠过去，到处鸣冤，那样就成了顾雏军。”可以想象，他难以短时间内把这一场牢狱之灾从记忆中完全抹去。他曾认为这会成为人生污点，毕竟犯罪和坐牢的经历都不算光彩，也曾担心出狱后会被朋友疏远，但至少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对他还算热情。

　　兰世立还不到50岁，不得不更多的思考未来。他不止一次地放出豪言：“要带领东星集团超越过去，要不然还不如养老。”但未来究竟要做什么，他回答得非常谨慎，对于细节则三缄其口。

　　即将开展的所有项目，都是他在狱中思考得来，甚至连计划书等细节都已经考虑周到。这些脱离社会空想出来的项目的实施性有多大？他本人也曾怀疑，所以出狱后不断找人去聊，并以最快速度去补齐知识断档。现在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微信、微博、两个QQ群，以极亲民的态度与所有关注他的人交流。他随身携带两个手机，一部Vertu是用来接电话的功能机，一部iPhone5s是移动上网的智能机。

　　作为一个告别监狱生活才半年的人，他看上去状态不错。外界惯常把他与褚时健等同样有过牢狱之灾的企业家类比，他不以为然，“奋斗十年了才一年几千万的生意？”在他的想象里，未来的东星远非如此，“在过去最辉煌的时候，东星的合作伙伴都是GE、空客这样的跨国集团”。

　　但这份豪情触及地面的时候会怎样？涉及几十亿资产的官司悬而未决，兰世立坦言自己对胜诉、拿回资产并没有抱太大期待。即便存在胜诉的可能性，那也会是在很久之后，他没办法把自己接下来的人生全部押注在上面。

　　对于其东山再起的资本，还有一些未经确认的传闻，一是他入狱前令数个分公司停止运营，避免了被查封，二是他在海外还有部分资产。这似乎与他在一些媒体报道中表现出的窘境相悖，比如东星集团已经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以及所剩资产仅为一个年营业额400万的景区，等等。

　　他仍然维持着多年前的出差标准，下榻在位于北京国贸的中国大饭店，一个曾经代表了尊贵身份的地标。站在贵宾休息室的大玻璃窗前，兰世立透过雾霾，遥望斜对面的招商局大厦。那里曾是东星国际旅行社北京分公司的办公地点，“当时一整层楼都是我们的。

　　“我要讲冤案的话，就要面对强大的政法系统，要是说破产案的话，就要让一个央企、一个地方政府承认错误，这是奢求”

　　今天（接下来）会去哪里？不确定。现在还不怎么忙，是一个修身养性的时间段。我在一间牢房里待了一年多，一般的犯人还可以在监狱里活动，而我却不能出房间，那时就知道，只要有自由，一切都可以不要。

　　我出来了就有两个选择，要不就是重整河山，要不就是退休养老，反正下半辈子的生活费还不愁。无论哪个方面，我都要超越过去，才有意义去做。

　　我在监狱里面甚至有一年半时间不能跟其他人讲话，就在想一些项目，想我出去该做什么，如何做计划书，有些还要和政府谈判。我现在做的，就是在狱中想的那些。

　　我当时也想过，这些项目会不会落后，有没有实施的可能性，大家会不会认可。出来之后，我跟地方政府谈，市长和书记比我还激动，企业家朋友也说很超前。昨天（2014年2月24日）半夜两点，我还在和北京的几个企业家谈项目的推进，马上还要去赶下一场。

　　接下来要做的事，肯定和原来的行业相关，但是肯定会有突破。我原来做旅游、地产、航空，还有相关的IT产业。现在要做的不限于原来的形式，因为涉及到选址、项目合作，所以还不好讲太多。

　　这里还有大把机会。中国的旅游和航空这几年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退步了，又退到了散、小、慢的局面。航空就不用说了，春秋收缩到上海，其他都被国企一统天下。

　　这几年，我订了二十几份杂志，网络的变化，我在里面也了解得很多，去哪儿、途牛我也都了解。因为我出来之后说这些说得很多，就有人误解我要去做互联网，其实我只是说形势。

　　我现在的主要精力不在打官司上，都是律师在做。我要把精力花在这上面，万一官司拖个四五年呢？万一要是判我输了呢？那我就是花几年时间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我也不需要那笔钱来启动，那样的话还不如出来就退休养老。

　　我的公司原来有7000多人，现在只剩下200人。当时抓我的时候，公司的高管基本上也都被抓起来了，有的人关一个月，有的人关几天，反正企业肢解了。我回来后招了些老人，又招了些新人。老人主要都在武汉以外的分公司，当时出于自我保护，外地的生意主动停下来了，否则就被剿完了。

　　这次为什么在北京开发布会？至少不会像在武汉那样被停电。人身安全也是我开发布会的原因之一。如果后面再搞个什么案子把我关起来，我还能说话吗？

　　我不想纠结恩怨情仇，如果一辈子鸣冤，就成了顾雏军了。我要讲冤案的话，就要面对强大的政法系统，要是说破产案的话，就要让一个央企、一个地方政府承认错误，这是奢求。所以我这次要通过正常的民事诉讼，把我被骗的资产讨回来，这个比较简单。但没想到开庭前，袁腊善和谢小青还跑出来开发布会，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在少林寺住了一个星期，对释永信、对佛家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出来的前两三个月，主要是见朋友。第一，他们一直支持我，我要表示谢意，第二，听听大家对项目的意见。

　　我去剑桥找王石，和他聊了一个星期。王石曾经来监狱看过我，当时他说，代表中国企业家的群体来看我，坚定地支持我。

　　我当时也看到报道说他在剑桥读书，就先恭喜他又攀登了第二个珠峰，他看我半天，然后才说，很多人对我这个时候去读书不理解，看来知我者兰世立也。这说明我们还是心心相印的。这是读书人共同的梦想嘛，谁不想去哈佛、剑桥，这是我心中真正的高峰。

　　都说大学是神圣的殿堂，到了剑桥才发现什么是真正的殿堂。整个校区的建筑都和教堂、皇宫的风格相似，吃饭时学生都穿着礼服，饭前有祷告、院长讲话，仪式感很强。上百人的饭堂很静，其实大家都在跟旁边的人说话，但是声音很轻，别人听不到。我当时就想，英国为什么能培养出绅士，任何一个人在这里待几年，出来就是绅士。

　　我跟王石聊我这几年的经历，他需要了解一下，然后再做些分析。我们也谈到我的项目的可行性，甚至未来怎么做。

　　我最初没想到会谈这么多。我想的就是向支持我的朋友表达一下谢意，然后做些交流。另外，我也看看到底有没有人认可我，有没有人支持我。难道我以后真的只靠一个人，和剩下的这点资产去拼？那我还不如退休算了。

　　王石后来把我们的合影发上微博，引用了巴顿的话，表达了他对我的期望，这条微博后来被转了几十万次。北京的很多企业家，都特地摆了家宴请我吃饭，有的人连长辈都请过来，让我觉得很感动。大家原来交往十几年，尽管都很熟了，但都是场面上。

　　后来我又在少林寺住了一个星期，每天和方丈释永信喝茶、聊天。我出来后，他就让一个法师给我打电话，说方丈想请你到少林寺住几天。我当时想，虽然我跟他很熟，但是我不信佛，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我就说你们少林寺人太多、太闹。他说有一个禅院，很静。我还不相信，少林寺一天几万人，怎么可能有清静的地方？

　　我真的是对释永信、对佛家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庙里面白天很闹，但是下午四五点之后，完全没有人，院子里静得只能听到风铃声。一个人在千年古刹里，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虔诚。两个大男人，每天喝茶，喝一个礼拜，一般是很难聊得下去的。但是在这种环境里，我们聊得很畅快。

　　他原本是想帮我调整一下心态，见面后他说，没想到你心态这么好，那不需要调整了。我们就谈人生，谈未来，谈更多的东西。他给我看了他做的几件事，非常了不起。他把少林武术和医药都整理成册，还成立了少林药局，推广中医中药。少林寺有很多下院、几亿资产，释永信对商道很懂，微信微博也都玩得转，这样的一个红尘之外的人，让人油然而生亲近感。

　　我们原来就很熟，2008年东星遇到困难，释永信找到我，愿意拿出钱来资助我，他想做佛教的传播渠道，比如说，飞机上放禅乐、吃斋。我当时说，那我们改成少林航空吧，当然没有做成。

　　“4年监狱生活最大的收获是静心，除了在图书馆看书，就是写书”

　　我今后还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为企业家写书立传，现在作家写得都不够贴切。比如牟其中，我看过两本书，一本叫首富，一本叫首骗，太极端了。就算有的企业家犯了些错，但是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起码说交了这么多税，养了这么多人吧。应该有一个机构，把企业家都写出来，就象释永信整理少林武术一样。

　　我中学、大学都在写诗、参加诗社，写作的梦想原来做不成，却在监狱里实现了。我在里面两年多的时间写了400多万字，最多的时候一天写一万多字。我希望大家了解兰世立，这就是为什么乔布斯得了癌症后，马上找人把自传写出来。

　　我现在写完了7本书，已经出版一本，3本在出版社，另外3本还在校对。两本是自传性质，第一本是《东星十八年》，我从创业写起，到出事，正好18年，告诉大家我是什么人，国内出版社不敢出版，拿到香港出的。另一本是《卿本无罪》，用了怀璧其罪的典故，写的是我的案子，现在网上有电子版。后来又写了《东星航空破产真相》、《东星航空，从生到死的1021天的历史》。

　　这些写完了，就想把监狱生涯写出来，就接着写《110监室》。武汉市第二看守所的110监室很有趣，关过牟其中、唐万新以及很多全国有名的贪官。这里还留着牟其中看过的书、唐万新用过的字典，监狱是什么东西都能拿进来，但是不能拿出去，但我的大部分东西都拿回来了，因为我是无罪释放的，很遗憾没有把牟其中他们的书带出来。

　　最后一本是《我的人生不是梦》，从经商开始写到出狱，现在出版社都抢着要出版，一不小心都要变作家了。

　　我在里面只有一支笔、一个本，是为了让我写忏悔，我就拿这个本子写，写了130个本子，本子用完了就再跟他们要，因为警察都很同情我，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

　　对我来说，4年监狱生活最大的收获是静心，除了在图书馆看书，就是写书。当时我和王石在剑桥聊天，共同的感悟就是心态很平和。狱中生活很有规律，心态也好了，反正也没什么想法了。

　　兰世立说，只有经历过才明白自由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