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最主要风险是地方债

　　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风险是地方债

　　“必须让一两个信托产品真正破产”

　　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就是基础建设，就是各种城镇、各种城市的建设，就是切实解决百姓需求，而非居民消费。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

　　近期，数家研究机构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基本走势的预测都比较接近：今年我国的经济走势相对会比较困难，明年虽然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仍比较艰难，2016年才会呈现出往上走的趋势。

　　近期，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担忧普遍非常严重。今年1月底在瑞士召开的第43届达沃斯年会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普遍认为日本经济会是一个亮点，而中国经济令人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去年和今年的风险报告中都把中国经济视为一个世界经济的风险点。

　　最主要的风险是地方债

　　当然，无论外界怎么评价，我们自己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笔者看来，我们的经济确实存在一定风险，其中最主要的风险就是地方债。

　　审计署今年年初公布我国地方债水平是18万亿，GDP占比33%左右。这个数字虽然从总体上讲是可以控制的，但是我们要仔细看里面的具体数字。有两个数据非常重要，一是地方债里地方政府负有连带偿还责任的债务水平，二是由地方政府担保的债务水平。

　　审计署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8万亿，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7万亿，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4万亿元。仔细阅读报告可以发现，这几个数据其实是估算出来的。那么假设地方债出现问题，地方政府要从财政上掏多少钱呢？

　　审计署报告表示，2007年以来，各年度全国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当年偿还本金中，由财政资金实际偿还的比例最高为19.13%。也就是说，一块钱的地方债出了问题，地方政府要拿出0.19元。实际上，这是根据历史数据得来的，只是简单推算出来的。我们有必要搞清楚有政府担保的以及政府有连带责任的地方债，政府到底需要拿出多少比例的钱去应对。

　　政府为信托买单，是在误导百姓

　　那么，地方债如果局部爆发的话，会通过怎样的形式来影响中国经济呢？在笔者看来，毫无疑问一定是金融体系。金融体系又会通过什么来影响我们的生活？

　　首先一定是银行。我们知道大量的地方债都是通过借新贷款去补旧贷款，是延展型的。所以银行相当一部分贷款事实上等于是在发债，是债务的延展。因此一旦某些地方政府短期内不能够负债，出现了违约，那么直接影响的就是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

　　第二个渠道就是信托。我国去年发放了6万多亿信托，和银行新增贷款余额的比重是2：3，也就是说银行每3块钱的新增贷款里，就对应着2块钱的信托。现在老百姓对于信托市场的理解可以说是一片迷茫，购买者普遍认为信托没有风险，认为6%～7%的利率是完全可以兑现，是刚性兑付的。即便监管者反复强调信托是有风险的，投资者、老百姓始终不相信。前段时间，工行出现的信托违约最终由政府和机构出钱买单，这件事一下子就更增强了市场对信托没有风险的认知。实际上，这个认知本身就是不符合实际的。

　　信托的重大风险不仅在于它不透明，还在于百姓对于信托风险的认识不足。所以一旦局部地区地方政府的信托出现违约，如果政府不给予救助，则对市场预期的冲击将会是非常大的。

　　新的增长点还是基础建设

　　上述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从根本上讲，从长期上讲，地方政府必须找到一个新的融资方式。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当前新的增长点就是基础建设，就是各种城镇、各种城市的建设，而非居民消费。

　　实际上，居民消费已经在增长了。2007年开始，居民消费增长已经超过了名义GDP，所以消费占GDP的比重是在改善的，只不过这个基数比较低，所以短期内是难以依赖的。

　　未来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增长点为什么还是基础性建设？以香港和成都为例来比较(之所以不比较北京，是因为两者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成都居民和香港居民，在私人住房、私人消费方面状况差不多，成都居民的消费品占有量和居住面积不比香港低，在私人汽车和电器方面的拥有质量也不比香港低。但成都居民和香港居民的生活质量差别，就在于出门以后的环境差异，在于地铁、公交、空气、饮用水，在于自然灾害来临时的应对能力。实际上，切实解决百姓需求，就是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增长点。

　　我们一直靠政府举债、借钱去大量投资公共建设。尽管这些公共建设对提高百姓生活质量很有帮助，但是由于政府没有进行商业推广，因此会潜在地形成一个不良债务。从本质上讲，从长远上讲，需要地方政府的投资、融资、行为方式上发生改变，让地方政府把一部分的公共建设进行民营化，把一部分表面上看难有商业回报的项目想办法改造成具有一定商业回报的项目。比如地铁建设，我们完全可以学香港，把地铁上盖(即在地铁站上方与地铁出入口连通的商务或住宅大厦)交给地铁公司来做，把本来亏本或微利的地铁交通变成通过上盖及地下各种商业投资项目回报来补充。再比如在一些街道的改造方面，我们可以引进民营经济，改造之后，把一部分广告或地面交给相关的开发商。通过这种方式，把城市的基本建设转换为企业、政府跟民营经济合作的方式。

　　必须让一两个信托产品真正破产

　　应该说，上述这些方法都是一些偏长期的工作，那么我们短期内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防范公共债务的风险在金融体系里面蔓延。

　　首先，我们必须要清理信托产品，必须跟社会讲清楚信托产品是有风险的。光靠政府和媒体是没用的，我们必须找出一两个信托产品，真正让它破产重组，让相关方、投资者受到一定的损失。当然这个损失不能够太大，是要可控的，通过这种方式逐步让市场知道信托产品有风险。

　　其次，我们在金融领域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工作，就是对银行业的改革。现在我们这些银行的做法是难以维系的。

　　不能让银行“光吃不拉”

　　我们把现在的银行形容为“恐龙”，光吃不拉，身体虚胖。银行的资产现在已经占到GDP比例的250%以上，大量的资产都呆滞在银行内部，这其中包括了很多优质资产，比如多达10万亿以上的房屋贷款。这些房屋贷款存在银行手中，都是非常优质的贷款，银行拿着这个钱以后呆滞不动，还要增加资本金。我们知道银行股现在是非常低迷，普遍都低过了票面价值、净资产价值，而且市盈率普遍在4到5之间。实际上，银行本身的利润并不低，所以我们要从银行的改革入手，从资产证券化入手，通过合理的方式避免不合理的资产证券化，把银行手中的一部分资产，尤其是房屋贷款有序、合理、部分地打包转移到债券市场，让银行轻装前进，化解银行自身的风险。

　　笔者做过一个测算，1块钱的房屋贷款不用特别大的运作，只做最基本的运作，如果打包到债券市场的话，就能获得1.1的市场票面价值，这10%的溢价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得的。这种银行的改革，也可以在另一个方面促进金融体制的稳健度。通过这种改革，让我们的债券市场做大。债券市场做大后，就能够更好地把一部分外资热钱引入到我们的金融市场上来。这时，我们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可以更加胆子大一点，百姓也可以有一部分资金出国。如果这个对流形成的话，就是一部分的外资，包括推出养老金来买我们的债券，包括贷款打包上市的债券，而我们资金部分出国的话，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控制。这就让我们的产业，制造业、出口产业在未来一段时间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而不是不断受到汇率升值的困扰。

　　总之，必须要把金融改革一项项落地，同时在地方政府基础建设的融资方面下功夫，搞改革。这两件事情如果能够从今年开始逐步推进、落地的话，我们的宏观风险就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再经过一两年的努力，笔者相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有所提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刘砚青据李稻葵在“2014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春季预测发布会”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