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邵宁曾于1969年1月在陕西延安插队，1978年4月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取得工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到国家经委、国家计委、经贸委工作。2003年国资委成立之时，邵宁担任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直至2013年9月。
邵宁任国资委副主任10年期间，主管国资委的改革局/改组局、分配局和规划局，完成了一系列央企改革重组工作。3月12日，已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他接受南都专访，笑称自己已是(国资委)“外部人士”，对现在内部诸多事情已不知情。近一个小时采访中，他没有回避任何敏感问题。对于国企改革，他坦言改革要划清国资委的权力边界。对于外界多认为国企特别是央企是利益集团的说法，他认为是误解：“中国是官本位，企业领导人的帽子拿在政府手里，企业对政府的指示唯恐做不好，怎么可能去要挟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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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利益集团“央企是利益集团”是误解
南都：政府工作报告说，“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项目的办法，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但真正敢于进入上述领域的民营资本仍不多，如何解决？
邵宁：这些领域的价格都是由国家定价，定得低赚不到钱，没人来投资；定价高，回报丰厚，谁能进入谁不能进入，需要有透明的、公正的程序。否则会引发另外一些问题。所以这些领域能做到什么程度，关键是政府定价和准入机制的透明公正。
南都：你如何看待大家针对改革中的“利益集团”这一说法？
邵宁：很多人觉得国有企业、央企是利益集团，这实际是很大的误解。因为中国是官本位，企业领导人的帽子拿在政府手里，企业对政府的指示唯恐做不好，怎么可能去要挟政府？
南都：打个比方，有个国有行长曾是某领导的秘书，他去申请项目就很容易批下来。
邵宁：这有可能。但这是官场本身的问题，潜规则问题。不是因为这个行长的职位有多高，而是因为他之前的秘书身份。
国外的大企业往往出现利益集团，这很容易理解。这些企业是私有的，政府拿它们没有办法；这些企业的经济实力很大，经济社会的影响力也很大。而中国的国有企业长期是政府的附庸，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其独立的经营主体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国有企业领导的选任就是“一张纸”，今天说你是就是，明天说你不是就不是。这和国外企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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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混合所有制 用行政办法推进会有副作用
南都：混合所有制试点工作目前进展情况？试点推广有无时间表？
邵宁：实际上混合所有制早已不是试点，而是一直在做的一项工作，包括股份制、上市等形式。混合所有制，可以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可有效推动国企改革。对国有大企业来说，通过上市实现混合所有制，是比较现实的。
南都：但国有几大银行的绝对控股权还在国家。
邵宁：对，几大重点银行国有控股是有必要的，但控股比例没有必要像目前这样高。按说国有银行上市后，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变现一部分国有股。之所以现在没动，估计是受到国内资本市场承受力的制约，政策上的障碍是没有的。
混合所有制一定是一个市场行为，不能为混合而混合。大家有共同利益才能走到一起，大家文化相通才能配合。按时间表推进，用行政办法撮合会有副作用。
南都：你如何看现在中石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它自发的，还是带有指令性的？
邵宁：我没有看到中石化具体方案，感觉它应该是自发的行为，当然是响应中央的号召。据说它准备在石油销售系统搞混合所有制。比如在加油站股权放开，如果有人愿意入股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好事情。有几个股东在这里，它的关切程度比单一的国有股东好。但这不是谁强制谁，一定是自愿的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工作主要是破除政策障碍，最后这种企业在市场中形成。
南都：如何看待其中竞争性和公益性的分类差别？
邵宁：一些公益性的行业是很难赚钱的，比如北京的公交地铁。很难指望其他所有制经济去投资，去做不赚钱的事情。竞争性的国企应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重点。
南都：舆论都在关心这项改革的进度、推进的时间表。
邵宁：不可能有时间表。因为它是市场行为，你没有办法用行政手段来做。如果真有一个时间上的进度要求，很可能就走偏了。可能变成行政推动，效果一般不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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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国资委职能边界 买卖资产应由企业自己负责
南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具体有哪些方面的内容？
邵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方向是以管资产为主。我的理解是：对国资委这样的机构要进行职能边界的限定，把界限划清楚。这在实际工作中是非常有必要的。
国资委是出资人机构，但它是由几个行政部门改建的，如原先中央企业工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组部等等。这些都是行政机构，组建而成的也必然是行政机构，它就不适合介入企业一些经营性活动。所以行政性的出资人是需要行为边界的，越了位同样会造成行政干预。
南都：能举例包括哪些方面国资委不能干涉？
邵宁：比如说企业的一些投资活动，国资委是不能批的，因为要根据市场来决策。再比如买资产、卖资产等等，就应该企业自己负责。国资委批了之后，企业的责任和国资委的责任搅在一起，这事就没有责任者了。
管资本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这是改革的最终状态，是理想目标。改革到位了，问题都解决了，才具备管资本的条件。如果企业背着一大堆的包袱，有一大堆的问题，来找出资人。这时出资人说我是管资本的，问题你自己解决。这也不现实。所以说管资本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是改革最终的目标，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但是出资人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不该管的就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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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人为搭建效果不一定好
南都：什么时候能实现？有没有大约的时间表？
邵宁：我的理解是要逐步实现，现在做不到。有些企业包袱很重。比如说国有企业办社会，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企业想交但根本交不出去。这都需要政府直接出面组织，企业一方必然是国资委来做。比如前一段我们在哈尔滨做的“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暖、职工宿舍的物业)移交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地政府把接收单位组织起来，国资委把在哈的中央企业组织起来，明确移交范围，移交标准、移交成本、人员分离政策等等，然后按统一政策转移。这类改革出资人不出面组织是完全做不成的。
所以要按这个方向逐步创造条件一步步做。例如这个企业做好了，国资委就只管资本；那个企业没有做好，国资委就必须帮助企业推改革、调结构、卸包袱。如果现在出资人就只管资本其他什么都不管，那改革就太轻松了。
南都：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也有一些争议，你如何看待？
邵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一定要依托优势的大企业自然形成。不管是央企还是地方企业，要把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向优秀企业家集中，培育成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不要人为搭建，人为搭建的效果不一定好，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深圳市以前曾构造过三层结构，一层是国资办、二层是市国有资本投资管理公司、三层是企业。最后发现中间层对企业经营活动干预很大，结果是撤销了中间层次，恢复到两层结构。
南都记者 李鹤鸣 蒋生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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