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军近照。 资料照片
柳田
“这是我的孩子么？”10年间，邓亚军始终都在解答这道“是非题”，回答了共约37000次。
一个问题，两个选项，却承载着约37000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事实上，即使是陌生人之间，99.99%的遗传密码序列都相同，但正是这万分之一的差别，隐藏起家庭中最不为人知的秘密。
远比生死事件更复杂
然而，“我不过是揭开谜底的那个人”
这位名叫“亚军”的女子创造了很多个“冠军”：中国第一批职业DNA鉴定师；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第三方亲子鉴定机构；创建国内首个公益性的寻亲DNA数据库……
十年间专注于亲子鉴定的她，还被媒体称作“亲子鉴定第一人”。
只不过，在从法医转行前，邓亚军不曾想到，现在做的这道“是非题”远比她从前在生死事件中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
2003年，第一例DNA亲子鉴定委托就让她明白了这点。
委托人是一位孕妇。久婚未育，却在一次“意外”出轨后怀孕了。她不知道腹中的孩子是丈夫的还是情人的。由于这名女子怀孕仅两个多月，DNA样本采集非常困难。很多种办法都尝试了，但都没有成功。邓亚军建议她，先不要堕胎，因为她可能以后都没机会再怀孕了。这位女性答应再想想，可不久后邓亚军就接到电话。她说自己已经把孩子打掉，因为不能留下后患。这种无奈和担心在邓亚军心里停留了很久。
2005年2月，国家将包括DNA亲子鉴定在内的司法业务，向社会第三方鉴定机构放开。是不是能做？该不该做？准不准确？当司法鉴定成为一门“生意”，种种非议接踵而来。
邓亚军至今记得2006年前后，舆论都在批评说亲子鉴定会引发社会问题。有电视台曾经邀请邓亚军作为嘉宾讨论“父亲是不是应该偷偷带孩子去做亲子鉴定”。
节目现场火药味十足。她的观点是：为什么不能？而反方却说亲子鉴定本身就意味着道德的沦丧缺失，忽视了母亲的权益等等。
邓亚军暗地里想：三年之后应该就没人争论了。她坚持认为：DNA亲子鉴定只是一项技术，和道德无关，不应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看待一项技术。
她经常这么告诉自己：我能做的就是真实，实实在在的结果保护了这项技术，也保护了鉴定师这个职业。
有时，会有委托人要求鉴定机构出具造假的鉴定书。曾有一对男女带着孩子来做亲子鉴定，而当邓亚军将最终结果告诉他们时，那个肯定的结果却让女子出乎预料地痛哭起来。其实，男子并不是她丈夫。女子请求邓亚军，希望下周她丈夫来做鉴定时，中心能出具一个假的鉴定结果，就说这个孩子是他的。“一个假的鉴定结果，我要这么做了，是挽救了她的家庭；我要是不这么做，等于是我毁了这个家？”犹豫、挣扎之后，邓亚军没有答应这名女子的请求。
目前，每年委托案例中非婚生比例有所下降，但始终高于20%。而20%的数据，对邓亚军而言，指向的并非每个个案的道德是非，而是她的压力。
“你又破坏了多少个家庭？”朋友见面的时候，难免用这个话题打趣。
“我不过是揭开谜底的那个人。我唯一不能承受的底线是违背公正地出具错误的鉴定结果。”
邓亚军是对的。在各种各样的案例中，尽管结果难免残酷，但有时并不妨碍一个幸福的结局。
曾经有位父亲登门造访，他说我的孩子16岁了，但我总是怀疑这不是我的孩子。不出所料，鉴定结果证明养了16年的儿子并非亲生。拿着一纸鉴定书，这位父亲呆坐在接待室里缓不过神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养亲比血缘更亲。他最终决定不把鉴定书带回家，希望能存放在鉴定中心，他在有生之年都不说出这个秘密。“等我死了，如果儿子愿意，可以来查。”
邓亚军说，人们各自选择以什么方式对待婚姻是不能预料的，但是作为一个健全、独立的人，知道真相应该要比一辈子都被瞒在鼓里要好。
曾经，第一天工作量就是8具尸体
但法医工作还是太“安逸”
十来年后的今天，邓亚军发现自己“心肠变硬了”。面对形形色色的委托人，当初的担心、无奈、自责等情绪都归于平淡。
这样的司空见惯在10年前邓亚军没想到，在16年前刚刚成为法医时的她更是难以预料。
起初邓亚军也是名普通的女孩。拿到西安交通大学（原西安医科大学，并入西安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她并不情愿。这份法医专业，是在大哥的鼓励下才选择的，因为容易就业、工作稳定……
可是法医不应该是受人尊崇的职业么？
“那是因为你们看了香港电视剧的缘故吧？！美丽的女法医打扮得漂漂亮亮出入现场。事实根本不是这样。”每每听到这种问题，邓亚军都会想起，上世纪90年代在大学里其他专业的学生看到法医系的，特别是法医系女生，总会在背后指指点点，“他们认为法医系的女生长得很丑，身上还带着挥之不去的尸臭味。”
这还不是最难的。
因为胆子小，邓亚军曾经被同学笑话：把你关在屋子里解剖尸体，一会儿我们推出去的就是两具尸体。
好强的她很快克服了恐惧感，开始和同学争着做尸体解剖，在实习时争着“出现场”、“等现场”。
毕业后，邓亚军如愿成为法医。工作第一天，辖区内一家打火机厂爆炸，一声巨响夺走了16条生命。她第一天的工作量就是8具尸体，但硬着头皮也要完成。
邓亚军说法医做到第三年，看待生命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她所在的分局辖区内的两位法医，每年每人要做300多具尸体解剖，伤情鉴定400多次。工作地点往往是在野外，比如农田里，2-3个小时的现场解剖，紧接着是现场汇报会，判断死因、凶器和死亡时间等。
虽然艰苦，邓亚军却“干一行、爱一行”—一听到要出现场了，总是立即换警服、拎箱子。如果现场预判分析的罪犯和破案后找到的嫌疑人一样，她便觉得相当有成就感。
可法医的生活在她看来还是太“安逸”了，好像一眼能望到头。1999年9月，她考取法医学研究生，分局领导特批带薪攻读。第二年，她来到北京跟着导师做课题，开始接触DNA鉴定。
她先是参与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随后进入全球知名的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的水稻基因组。虽然同属于司法鉴定领域，但与法医鉴定技术却有天壤之别。邓亚军怕“说一点外行话，人家就会笑话”。
生产线上，DNA转化、DNA提取、电泳、PCR（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用于放大扩增特定的DNA片段）等七个流程的团队领导，各个都是硕士、博士。但项目负责人偏偏选中了当时学历最低的邓亚军来担任团队的总协调人。
邓亚军也奇怪：为什么是我？
原来，是她无意中显露的责任心。她曾经说，如果遇到交通拥堵的情况，她宁愿走到十字路口指挥交通，也不愿意坐在车里大发雷霆。因为那样，没用。
她没有让人失望。赶进度的两个半月里，她一天没休息。有段时间，团队的任务量比极限值高出20%。而这个数据至今无人超越。
水稻基因组计划结束后，也到了硕士答辩的日子。“不安分”的邓亚军继续考取博士。
再次带薪读书已不可能。她穿上刚刚发下来的“99式”蓝色警服，戴着警衔，拍了一次照片就离开了公安系统。
她要重新规划人生。
印度洋海啸后的中国DNA援助组
成名
博士毕业后回到华大的邓亚军很快领到了新任务—担任华大司法鉴定中心的主任。
这又是一个没人愿意带头尝试的全新领域。但是能做起“老本行”，邓亚军很高兴，迫不及待地把任命书写好，打出来等着老板签字。
实际上，国内的DNA鉴定技术和国际上无异，并不存在很高的技术门槛。首先是采样，采集含有DNA的样本，鉴定时提取DNA并进行PCR扩增，通过酶的作用，让指定基因片段复制到机器可以检测出来的数量；再就是上机电泳。DNA样本是带电荷的，不同大小的样本电荷数的多少不同，在电场中的泳动速度也不同。电泳就是通过给DNA样本人为设立一个正负极的电场，将不同大小的样本区分出来，这样就可以对样本进行基因型的分型分析；接下来要进行数据分析、复核；最后是出具鉴定结论。
但鉴定中心成立的第一年，几乎称得上是门可罗雀。企业全年亏损17万元，这个“亏损企业老总”的称呼让邓亚军很没面子。
转眼到第二年，邓亚军的两个决定彻底改变了鉴定中心。
第一个决定是“降价”。原来做亲子鉴定，每份样本1200元，她直接“腰斩”，降为600元。“几乎不给自己留利润。”她说。同行们则说她将“意大利皮鞋卖成牛皮纸鞋的价格”。但降价消息一出，邓亚军办公室的电话就被“打爆”了。她也不确定，是这种市场推广的模式让亲子鉴定走入寻常百姓，还是市场中本就蕴藏着巨大的需求。第二年，鉴定中心实现平衡收益。
第二个决定，是承担印度洋海啸所有遇难者的DNA鉴定，而且承担相应的检测费用。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大海啸。遗体高度腐烂，DNA检测几乎是对这些遗体进行身份鉴别的唯一手段。邓亚军连夜向有关部门打报告，要求“参战”。4天之后，她在外交部委派下，带领5名成员组成的中国DNA援助组赴泰国参与救援。那时候，邓亚军的科研团队才组建一年多。
然而，一下飞机，困难来了。腐败膨胀的遗体、无处不在的尸蛆、一天工作量约为50具遗体的检测……最关键的，现场从受难者遗体中提取了牙髓作为样本，烈日暴晒和海水浸泡已经让一些部位的DNA分解，很难检测出DNA。项目几乎停滞，国际同行也在质疑中国的司法鉴定技术，行么？
泰方把牙齿样本转发给了英国、韩国等国家做。这实际上成了一种国际“竞赛”。
邓亚军认为，做不出结果是因为取样不正确，应该选择DNA片段保存相对完整的骨骼样本。两个月的时间，邓亚军带领团队实际检测了473份骨骼样本，成功率高达84.7%，远远超过国际上50%左右的水平。依据中国DNA援助组提供的数据，泰方最终确认了大批遇难者的身份。
两次成功，打响了邓亚军在业界的名气。
现代社会的进步
做他们无处倾诉时的“一双耳朵”
这一天，北京顺义一家亲子鉴定所的接待室里，一名孕妇按照约定的时间来领取鉴定结果。只不过这次，除了取样时陪在孕妇身边的男人之外，又多了一名男人。
“鉴定结果支持某某为孩子的生物学父亲。”这是一个肯定的答案。然而第二名男人听到结果后，一拳将孕妇打倒在地，而“被肯定的父亲”默默将她扶起，三人一起离开，不再言语。这个瞬间突如其来，但明眼人看得出孩子的父亲或许是这位被打妻子的情人，大打出手的是丈夫。
“可能你觉得不可接受，但我们已经司空见惯。”邓亚军说。
这里，是2012年邓亚军离开华大后开创的属于自己的鉴定所。仅去年一年，接受委托3000多例。这家鉴定所，被媒体称作“目前国内技术最先进的第三方司法鉴定机构之一”。
DNA亲子鉴定日益普及，邓亚军看着人们从不接受亲子鉴定，到熟悉，甚至依赖。人们看到了这项技术可以发挥更大的能量，比如寻亲。2007年，她主持建立了国内首个公益性的“中国寻亲人员DNA数据库”，致力于以科学、经济的方法为众多寻亲者开辟捷径；在5年多时间里，共处理了2000多个寻亲案例。
她隐隐觉得，这是一种现代社会的进步。
她说，有的委托人依然可怜，但她不再会犹豫、挣扎—是否要为了所谓的“挽救一个家庭”而造假。
如今，她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那些家庭。
她所指的是，“一双耳朵”。
邓亚军曾经接待过一名孕妇。这名孕妇很想知道孩子是丈夫的还是情人的。一开始她和邓亚军在微博上联系，后来又要到了她的手机号。因为害怕那万分之一的可能，她不顾危险，连续采了三次羊水，在三家鉴定机构做了亲子鉴定。鉴定结果都显示，这个孩子是她丈夫的。但她还是不相信，一遍遍给鉴定中心打电话。
每次她给邓亚军发短信，邓亚军都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或安慰、或解释，或者陪她聊聊天。邓亚军相信，一旦孩子出世，这个母亲就不会再纠结于这个问题了。
就这样，作为职业鉴定师，邓亚军成了很多求助者的倾诉对象。她听同行说过，有的父亲在得知孩子不是自己的时，硬要拉着鉴定师去喝酒，就在路边喝得酩酊大醉。这个时候，鉴定师就是这些父亲母亲无处倾诉时的一双耳朵。
可能，这才是她帮助他们继续好好生活的方式。这与道德无关，仿佛正是这个职业的必经的事。
至于人性、道德、社会的命题，其实，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段具体的人生，是如流水会不断在变的。
作者：柳田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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