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相互激荡”，“社交网络的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对开展舆论引导、规范网络传播秩序带来了新挑战。”
过去20年里，中国互联网管理一直随着网络发展不断调整，从协调小组到领导小组，经历了由虚到实、由弱到强的转变。
那些专门做网络盗号生意的人要小心了。从2014年3月底到12月，工信部、公安部将联合开展以打击网络盗号为主的专项治理行动，“保护网民财产安全”。
消息是从3月13日在北京举办的一场网络安全专项研讨会上传出的。据北京电视台报道，为了实现标本兼治，预计今年将出台个人信息安全领域的相关法规。
这距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简称“中央网信小组”）成立不过半月有余。2月27日该小组在北京成立，组长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担任。
鲜为人知的是，互联网管理早前的领导者是一个少为人知的临时性机构：全国互联网站管理工作协调小组（简称“互联网协调小组”）。
今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从最早打击境外势力、“黄赌毒”，到今天打击网络盗号，20年里，中国互联网管理一直随着网络发展不断调整打击目标。从最早的“协调小组”到现在的“中央领导小组”，网络管理的力度经历了由虚到实、由弱到强的转变。
高规格、常态化
中央网信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国新办副主任、国信办主任鲁炜担任。最近两年的网络整治行动中，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信办）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常常扮演着网络整治行动发起者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
但在2011年国信办诞生之前，互联网管理工作往往由“互联网协调小组”领导。
诞生于2006年的“互联网协调小组”规格也不低。成员单位包括信息产业部（工信部前身）、国新办、教育部、公安部、国家保密局、解放军总参通信部等15个部委和军方机构，负责指挥的则是中宣部，办公室设在信产部。
根据当时一份文件，中宣部负责对互联网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宏观协调和指导，工商总局负责互联网企业登记，国新办负责具体协调互联网意识形态管理，统筹宣传文化系统网上管理。
在网络管理上，成员单位并不会悉数出动，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组合”。例如，整治网络低俗信息有时是全国扫黄打非办主导，有时是国新办、中央外宣办牵头。单兵作战的例子也有，公安部和工信部都曾独自发起过打击网络黑客的行动。
国新办是工信部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领导者。据《南方都市报》2010年年末援引时任国新办主任王晨的话称，互联网管理由国新办、工信部各自承担不同的职责。
作为强力部门之一，公安部往往是雷打不动的固定班底。在几次公安部主导的重大行动中，人们还会看到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身影。它们有时第一时间出台司法解释，为公安部提供“尚方宝剑”。
这样零散搭配的网络管理模式，是当时“九龙治网”的真实写照。
在中央“互联网属地化管理”和“建立常态化的互联网协调机制”的双重要求下，上自省里，下至区县，都纷纷成立了“互联网协调小组”。小组架构和组成单位跟中央大体类似，办公室最早都设在公安部门，最近两年各地跟着中央成立网络信息办之后，基本固定在网信办。
西部某地级市公安局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期网络管理公安是主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公安局的网监大队，宣传部往往作为配合，现在则由宣传部主导。
互联网协调小组组长一般由常务副省长（副市长）兼任，宣传、公安部门负责人担任副组长。在县区一级，有时也会由党政一把手亲自指挥。“能否落实好中央部署，既事关地方稳定，也会影响上级领导对你的看法，影响个人仕途。”某市一位宣传官员说。
地方上，法院、检察院参与网络管理的例子也俯拾皆是。据重庆《时代信报》报道，2008年1月至9月，重庆市委宣传部牵头通信、公安等13个部门联合展开网络色情专项打击行动。法院、检察院首次参战。报道称，“只要发现违法犯罪活动，就可及时转送各地法院、检察院，程序上争取了时间，能速战速决。”
“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提起中国互联网当前面临的挑战，前任国新办主任王晨曾在多个场合称：“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关键期、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相互激荡，网上舆论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
网络整治行动从1994年互联网接入中国那一天就已经开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Web1.0时代，整治行动重心主要是防止境外势力、黑客的渗透；BBS、博客Web2.0时代主要打击“黄赌毒”；社交媒体兴起后，重心开始向掌控话语权倾斜。
跟今天每个人都可以是新闻发布者不同，Web1.0时代，网民只能通过浏览器获取信息，信息单向流动，早期监管的出发点主要是安全。
1996年国务院出台了中国第一部互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其中涉及网络言论边界的规定只有一条：“不得利用互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得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妨碍社会治安的信息和淫秽色情等信息。”
1998年是互联网管理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完成了两支队伍的建设。一支负责事前过滤——国家防火墙工程开始启动，另一支负责事中监控——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正式成立。
有了这两支队伍，加上全国人大常委会2000年出台的一份有关维护网络安全的决定作为铺垫，第一波网络整治行动在2002年拉开帷幕。当时中办、国办下发的一份加强互联网信息安全的通知称，“网上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存在大量反动、迷信、黄色内容，确保网络安全，事关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
当时“互联网协调小组”尚未建立，地方上领导这场运动的是由公安机关牵头的专项行动小组。整治目标虽笼统为“互联网有害信息”，但核心是三股势力对互联网的渗透——境外敌对势力、恐怖势力、邪教组织。中央各部委的行动主题不一。例如国家广电总局的做法是联合公安部一起清理传播淫秽色情等视频的网站，以及核查不落实“用户日志记录留存制度”等违法行为。
2005年，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网民不仅浏览信息也生产信息，打击“黄赌毒”由此成为这一阶段整治行动的核心。随着2006年“互联网协调小组”在各地铺开，网络整治开始常态化。
每年两会、国庆、暑假、春节，往往是网络整风的高峰，目标包括“保护未成年人健康”、“度过一个和谐的假期”等。在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会、十八大、60年大庆等特殊时刻，网络管理力度会加大。
“扫黄打非”办称，2007年共过滤网上有害信息2亿多条。国新办相关负责人说，2009年整治行动抓获疑犯5510多名。
有中央的三令五申在先，地方上在完成中央的统一部署之余，也会进行专项打击，而在地方群体性事件中，对网络的监管都会特别加强。
某市宣传部一位官员称，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制”的考核之下，当地党政领导要求他们定期汇报危及社会安全、稳定的负面舆情，以便在第一时间做出处置。在重庆，相关部门还曾出台了针对网络犯罪的量刑裁定标准。
“跟中央保持一致”
每次整顿过后，都会带来网络监管系统的技术升级。但互联网技术发展更快，尤其到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微博、微信时代，信息变得更难受控。
2011年5月，国信办在北京成立，主要负责“指导协调和督促有关部门加强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这意味着“互联网协调小组”不再只是一个临时机构。
国信办在国新办加挂国信办牌子。最初三名负责人来自三家最核心的互联网监管机构：国新办、工信部、公安部，中央治理网络的决心可见一斑。
各地应声而动。网管办被更名为网信办。一位地级市宣传官员称，他们是2012年更的名，工作职能上并没有加强。因为该市作为落后地区，互联网发展滞后，跟公安等其他部门还没有联动，更名主要为了“跟中央保持一致”。
其他部门也成立了新机构，显示对网络监管的重视。某省通信管理局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今年把原先隶属于市场处的网络监管职能独立出来，成立了网络管理处。
国信办成立后，网络整治的力度空前，方式更加灵活。国信办曾为打击“标题党”发起过一次专项行动，一条“军车进京”的微博也曾引发一场跟网络谣言的集中斗争。此事发生在2012年“两会”期间。据公开报道，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行动，抓捕6名传谣者。
这拉开了打击谣言的序幕。为给十八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北京几大门户网站纷纷成立政治类谣言专项清理小组。
不到一个月，各地网信办会同公安部门清理了21万条网络谣言，关闭网站42个。据国信办消息，从2012年3月到10月，被关掉的假冒微博账号有6000个。
2012年9月，国信办相关负责人在一次各地网信办负责人参加的大会上称，社交网络的快速发展给互联网带来机遇，同时也对开展舆论引导、规范网络传播秩序带来了新挑战。要自觉把互联网宣传引导管理工作重点向社交网络延伸。
打击网络谣言在2013年5月再次开始发力，演进为全国性的打谣专项整治行动。先后有多名大V账号被封，地方公安部门和网信办也破获了一些网络案件。
某县外宣办主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市里要求，他们也组织了打击谣言的专项行动，但因为县里没有执法权，他们除了下发通知，工作跟平时都一样。
2014年2月27日，在中央网信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眼下，一场“净网”行动又在全国各地渐次展开。据《长沙晚报》报道，长沙“净网2014”将从6月持续至11月，重点加强监控的范围除了传统的网游、论坛等之外，还包括微博、微信等即时通信群组。
未来，互联网企业将会更多地参与到维护网络安全的行列。3月13日的网络安全研讨会上，与会的除了工信部、公安部的官员，还有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代表。
据会议召集者称，与会代表普遍认为，网络安全需要秉持开放共享原则，政府、企业及相关机构需要联合起来，在技术、数据和资源方面进行资源共享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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