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一学校校长谈改革：学生最高兴 老师最痛苦

　　本报记者马晖北京报道

　　北京十一学校的校长李希贵，在沉闷的中国教育界绝对算得上一个“异类”。

　　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后，他成为山东高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老家的一所中学语文老师。

　　正如很多成功人士传记中所描述的那样，主人公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航道，此后扬帆远行、一帆风顺。李希贵从老师做到年级主任，再到副校长、校长，乃至潍坊教育局局长；由于表现出色，2006年调任教育部负责筹建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2007年，他的人生轨迹转了一个大弯，正当“仕途”被众人看好时，他主动选择来到北京市十一学校出任校长。而一场如今看来或许将撼动中国基础教育课堂模式的变革，也随着他的到来，在这所学校埋下了种子。

　　日前，教育部在北京市十一学校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这所学校的教育改革经验。按照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的话说，教育部在一所中学开发布会，“这还是第一次”。主管官员评价学校的改革是一种新的育人模式，“为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改革的“操刀手”李希贵本人却显得非常低调，与其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说，“如果再给自己三年时间，应该能做得更好”。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这位校长，听他讲述了这场让“学生最高兴、老师最痛苦，家长最担心”教育改革的幕后故事。

　　迷恋学生成长的老师

　　《21世纪》：十一学校启动这场改革的初衷是什么？

　　李希贵：最近这些年，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在中学领域这种“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教育现象，就开始了育人模式的探索。通过构建一个推动学生选择的多样化课程体系，形成每一位学生不同的课程方案，最终实现我们教育的本质——让学生能够发现自己，唤醒自己，成为自己，使他们具备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21世纪》：你在很多场合都说，这场改革“学生最高兴、老师最痛苦，家长最担心”，老师为什么会“最痛苦”？

　　李希贵：因为改革对老师的挑战太大了。实施“选课走班”，传统教学组织形式发生了变革。行政班和班主任的管理模式被打破，学校各项管理制度面临重建。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行政班和班主任的消失，任课教师的教育和管理责任大大增加。每一位教师从学科教学走向了学科教育，他们不仅要负责学科教学，还要关注学生的心理、情绪和人际交往；不仅要教会学生，更要教学生会学，要管理和领导学生的学习。对于很多老师来说，工作量增加了好几倍。

　　《21世纪》：我们学校提供了什么样的机制，能让老师适应这场略显剧烈的变革？

　　李希贵：非常幸运，十一学校集中了一批有追求、有梦想的人。一直以来，我们希望找到一种很美好的教育，就像加拿大知名的教育学家马克斯·范梅南教授所说，“教育学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十一学校就是有相当一批老师是迷恋学生成长，看到学生成长就忘乎所以的人，我想这是改革能够不断得以推进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十一学校的价值观，是所有老师讨论甚至交锋后产生的价值观，我们都认同于价值观。所以，我们再讨论的时候，不会再吵架，我们就去做。

　　《21世纪》：价值观是一个方面，现实却是改革后教师们的工作量都增加了不少，作为校长你如何平衡？是否要在绩效考核中体现？

　　李希贵：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前两天，学校所在地的区委区政府领导以及教委主任来学校考察，我跟他们都说了，你短时间可以，但不能长期让这些老师卖命，拿着同样的工资，干着两倍三倍的工作量。我举了学校一个男老师的例子，他是个年轻老师，因为工作压力大非常劳累，有老师看他样子就说，你怎么看着像是生了孩子一样累？十一学校的老师承担了这么大的改革任务，为地方乃至国家在开发课程，而且我们已经把课程改革的经验分享到其他学校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薪酬体系不公平，应该对这些老师有所表示。领导听了汇报后也很重视，他们一方面非常认可十一学校老师们的贡献与奉献，同时也表示正在研究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我们正在争取。现在绩效工资制度实行之后，也带来了很多障碍，要打破它，需要一个时间。

　　让学生找到“新的归属”

　　《21世纪》：对于学生而言这场改革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接触过一些学生，他们说原来的行政班撤销后，一下子觉得没有了依靠，缺乏归属感。你怎么看？

　　李希贵：其实不只是学生，很多中国人对一个单位的归属感都太强了，什么事都归到单位。即便退休十年了，有事还想着找原来的单位。这些孩子们一开始不适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经过一段时间，他找到了归属，为什么？实行选课走班制后，一个学生因为课程选修的缘故，可能会有8－10个新的班集体，所以需要每一个学生在这里边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尽到不同的责任。

　　而且，你要学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打破了行政班，学生里最不适应的是谁？我们发现是那些长期当班长的学生，最不适应。因为过去他在这个班里特别受尊崇，现在行政班一下没有了，特别找不到自己。我希望这些孩子也能学会做群众，在技术课上是学徒工的角色，在戏剧课中可以跑龙套。当一个孩子在学校里能够在不同的团队、不同氛围里生活的时候，他就安全了。

　　《21世纪》：实行“选课走班制”后，学生在校园里可以接触更多的同学，形成不同的学习自组织，这也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李希贵：没错，我们的学生通过这种不一样的校园生活，慢慢找到了跨班级的志同道合的同伴。西方一个教育学家发现，一个人的财富是他最好的五个朋友的平均数。所以，学校能不能给学生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学，特别是将来能够一块创业的朋友，像盖茨、乔布斯、雷军那样，我们觉得很重要。

　　非常欣慰的是，现在十一学校里这样的圈子越来越多。上个星期四，我和学生们共进午餐一起交流，坐在我旁边四个学生都是《异乡》杂志的主编、副主编，来自四个年级，不仅不是一个班，而且不是一个年级，他们都有共同梦想的学生，彼此之间有了新的归属。

　　“我们还在路上”

　　《21世纪》：如何评价十一学校目前正在推进的课程改革？

　　李希贵：本来发布会我们提供的材料是“课程改革，我们在路上”，但教育部的同志不同意，他们建议稍微高调些。但我们自己觉得，课程改革的确是“在路上”。对于课程改革，我们只有价值观的引领，没有模式的要求。我们也反对把所有的学科、所有的课堂都用一个模式去固化。我们鼓励老师根据自己的学科，自己个人的授课风格，去设计不一样的课堂教学。我觉得，任何改革都必须顺应人性，如果和人性逆着来，那改革者的工作量就会大很多。

　　《21世纪》：为什么对自己的改革尝试这么低调？

　　李希贵：学校从2007年开始改革的准备，此后我们一直是自己闷头干，因为改革的工作量太大了，需要安静地干几年事。本来这次我还准备拖一下（注：指教育部在十一学校召开现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该校的改革进展），为这事还专门找了一次部领导，看能不能再拖几年时间。他说这一次不行了，不能再拖了，三中全会决定出来后，教育改革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下一步改革的八大工作动态，教育综合改革被列在了第二位，仅次于农村改革。部领导就要求我们，这次必须把学校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告诉社会。

　　其实从这两年，外边来参观学校的客人也很多，全国20多个省份的领导、朋友、同行都来过学校，人数得有1万多人，我们也只是简单介绍了正在做的事。

　　我自己觉得，如果再给十一学校三年安静的时间，我们会做得更完善。现在你会看到学校到处是问题，还有若干漏洞，下一步我们还要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有很多问题等着我们去解决，比如“选课走班”制配套政策的形成，老师课堂教学风格的形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