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缺少法治，尤其是严厉的执行”
齐鲁晚报：您认为我国当下的环境保护与治理，最缺少什么？
曲格平：我一直认为，最缺少的是法治，尤其是严厉的执行。其实我们不缺好的方针政策，我们一直是“领先的方针，脱节的实践”，但一到执行，就完了。
齐鲁晚报：那您说的法治，具体怎么理解？
曲格平：第一要有法律，第二要有执行机构。谁要是违背了这些法律和规定，执行机构就有权力去严厉整治。一些国家的环保部腰杆特别硬，背后有法律的强力支撑，中国却截然不同。
齐鲁晚报：您觉得我国现在的环保法治环境如何？
曲格平：我曾提倡把环保的法治作为中国法律的一个突破口。其实，我国的法律不算多，也不算少，几百部法律，环境方面就接近30部。
齐鲁晚报：法律不少，为什么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曲格平：一方面，环保法规定得过于笼统，缺少一定的量化和细化，原则性不强；第二，全国普遍不太重视，认识不到位，说到做不到；第三，一些政府部门执行不力，遇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齐鲁晚报：我们要想打赢雾霾这场战役，应该怎么做？
曲格平：第一、要把中央的规定落到实处，最根本的就是法治，没有这个一切都是白说。 第二，政府目标一定要具体。根据国务院去年9月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2017年，每年要采取什么措施，达到什么标准，都得计算出来，然后仔细研究，不能光靠一把手说了算。
第三、全民监督，比如监督私营工厂。现在大企业一被曝光，股价立刻下跌，公众要是觉醒了，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第四、保护环境要从自身做起。尽量少开车、多些绿色出行。全民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大潮中来。
“2050年达到西方治理水平，就不错了”
齐鲁晚报：2013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人把它称为中国治理大气污染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您怎么看？
曲格平：以国务院的名义出台治理大气污染的行动计划，在新中国环保史上来说应该是第一次。这足以看出中央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决心。这个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确立的具体目标是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
齐鲁晚报：这五年是不是很关键？
曲格平：这是迈出的第一步，很关键。这一步我们要是迈不出去或迈不好，这就意味着中国治理环境和雾霾没什么希望了。
齐鲁晚报：实现这个目标，难度大不大？
曲格平：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说这个目标定得有点低了，我反驳说，就现在而言，其实已经是很高了，到时能完成这个目标，已经相当不错了。
齐鲁晚报：抛开这些数字，要是通俗点说的话，要让老百姓天天能看到蓝天白云，得等到什么时候？
曲格平：完成2017年的目标，只是我们环境治理迈出的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再过5年，也就是到2022年，可能会好一些，在这个时候，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设备的更新换代，一些企业的污染会明显减少，甚至污染物的曲线有可能会减缓或者下降。
再过5年，到2027年，不过基本把希望定位在2030年，环境保护会看到成效，污染严重的企业或者行业会得到有效遏制，环境保护会向更好的方向转变。
再过10年，到2040年，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局面。就算到2050年，要是能达到西方治理环境的水平，那也是相当不错的，中国太复杂了。
“治雾霾不是拖经济后腿，而是机遇”
齐鲁晚报：有种说法，说中国要想根治雾霾，必须经济发展倒退几个点，您怎么看？
曲格平：有些人有这个担忧，但我认为，提出这些问题的，一般都是执政的领导者。其实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并且投入不需要那么大。有经济学家计算过，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言，环保投入占到GDP的5%，都几乎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所以我认为，根治雾霾不会拖经济的后腿。
齐鲁晚报：那您认为，当下的环保投入多少比较合适？
曲格平：专家计算过，就当下的情况，要完成国务院制定的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的目标，现在应该投入GDP的2%-2.5%，低于GDP的2%是不可能完成2017年目标的。这些都是公开科学计算出来的。但实际情况是，现在地方环保投入一般只占GDP的1.5%左右，高一些的能占到2%，但几乎很少。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您认为治理雾霾不会影响经济发展。
曲格平：我倒是认为，治理雾霾恰恰是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机遇。现在，环境污染这么严重，过去落后、陈旧的生产设备，高消耗、低产能、高污染的粗放生产方式，早已不适合现在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现在应该把高消耗、落后的生产设备逐步淘汰掉，为低效能、高产出、低污染的新技术、新设备腾出空间。
解决雾霾是需要一个过程，根本不是一两天的事，而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治理环境，告别雾霾，任重而道远。但不管怎样，碧水蓝天，我们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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