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竹（化名）是杭州某一家4S店的营销人员，他用“历史性时刻”来形容昨天晚上的销售业绩。当他在朋友圈晒出店内“卖车如卖白菜”的场景时，杭州汽车城的母公司高管夏云龙还在现场“指导工作”，不时与杭州车管所等部门连线紧急会议。
当晚，传说中的靴子落地。杭州市政府宣布，自3月26日零时起，在全市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一是摇号与竞价相结合，二是调整“错峰限行”。
“今天肯定要通宵了。”杭州汽车城所属的海外海集团副总经理夏云龙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昨天汽车上牌的数量已超千辆，至少是平时的3倍。
在各地应对“心肺之患”、大城市饱受拥堵之扰的背景下，杭州成为京津沪和广州之后采取机动车限购的又一座大型城市。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这是国务院文件中所明确的。未来是否有更多城市跟进仍待观望。
赶在26日零时前
“快说快说，我这里非常非常忙，我们已经连续3天都工作到晚上12点了。”浙江一家汽车贸易服务企业的销售经理昨晚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夏云龙也表示，杭州汽车城从上周五开始就已经进入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的状态。
昨晚，关于杭州将“限车”的传闻成为现实。杭州市发布了“关于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的通告”（下称“通告”），明确自2014年3月26日零时起在全市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其中，自26日零时起，将对杭州市行政区域内小客车实行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
根据通告，自3月26日零时起~4月25日24时止，杭州全市暂停办理小客车的注册、迁移及转入的变更登记。3月26日零时以前已正式受理但未办结的可继续办理相关手续。
也就是说，昨晚已经成了杭州“限车”前“最后的狂欢”。为了奋战到晚上12点，杭州不少4S店还出台了紧急预案。本月以来，由于“限车”传言，不少4S店已经多次进行了加班加点的销售演练。
与杭州汽车城交易大厅内“空空如也”形成对比的是，上牌窗口前人声鼎沸。昨晚9点，夏云龙告诉本报记者，当天汽车城已经开放了所有的服务站点，包括上牌点、开票点、购置税缴纳点和保险代理点。
他称，为了尽量保证所有正在排队的车辆都能在凌晨前完成开票，上岗的工作人员是平时的2倍多。
杭州一家北京现代4S店的销售经理何燕（化名）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里的消费者已经不再讨价还价。邻近的一家奥迪销售门店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本报记者，店里的30多名员工不再交接班而是全体出动。收银人员也比平时多安排了几倍。
“我们还准备了不少号码，以防购车客户太多。”上述工作人员说。
在杭州一家大型民企工作的胥平（化名）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他还未完成驾照的考试，听到“限牌”的消息心里只能干着急。
大城市“限车”举措一览
杭州全城“踩油门”的景象并不令人陌生。去年12月，天津宣布小客车总量调控举措，政策实施前夜同样上演4S店不眠夜。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梳理已经出台机动车总量调控政策的城市发现，“限牌”+“限行”是主要政策内涵，其中，“限牌”的方式主要有摇号和竞拍。
杭州官方信息显示，今后八成配额指标采取摇号方式，其余两成采取竞价方式（新能源汽车不在限购之列）。实施限购之后，杭州市每年提供的配置额度为8万个。“根据杭州市人口总量和机动车驾驶执照的申领情况，我们预计，推出限购措施后，每个摇号者的中标几率约为1/30。”杭州市交通局局长范建军说。
目前采用类似摇号和竞拍相结合的是天津和广州，其中，广州针对外地车限行的措施已经召开过听证会，但目前还未实施。
现有的其他“限牌”大军中，北京和贵阳采取摇号政策，外加适当限行（限号）；上海采取竞拍政策，同时针对非本地牌照车辆实行特定时段高架桥限行。
就在昨天，广州和天津本月最新一轮车牌竞拍刚刚结束。本报记者从两市中小客车指标调控竞价系统查询得知，两地个人车牌的平均成交价分别为广州13085元和天津14262元，天津尚有50人以最低价10000元获得车牌。
广东省委党校省情研究中心主任蔡兵曾对本报记者表示，北京的“摇号”政策虽然机会平等，但是产生了许多闲置不用的号，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上海的竞价政策则是价高者得。
据北京媒体报道，今年起北京小客车指标额度从24万个降为15万个。报道称，在经历了三年的摇号限购政策之后，北京车市遭遇了自2011年以来销售低谷。统计数据显示，2月北京新车交易2.78万辆，同比、环比分别下降了23.63%和59%。
市场在作出选择的同时，政策制定也在不断调整完善，2013年底，上海交通主管部门确定了全年总体10万张车牌的投放量，并将引导车牌拍卖理性出价的“警示价”，在2014年全年都定为72600元。本月上海私车额度拍卖最低成交价为73800元，平均成交价为73872元，中标率仅11.96%。
“限牌”实施一年多，相比政策实施初期的迷茫和焦虑，广州市民显然已经慢慢消化了这一政策。不少人都选择先碰碰运气摇号，实在急等车用就竞拍。现阶段一万多元的竞拍价格大家也表示“可以接受”。
地方政府的汽车课题
公开数据显示，到去年年底，全国机动车数量突破2.5亿辆，全国有31个城市的汽车数量超过100万辆，其中北京、天津、成都、深圳、上海、广州、苏州、杭州等8个城市汽车数量超过200万辆。
一名厦门市民在去年底终于下定决心去买车。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本来现阶段他并不太需要小汽车代步，但在看到多个城市纷纷“限牌”后，他觉得厦门也将迟早加入“限牌”队伍，因此决定先买一辆并不贵的车“把车牌占住”。
从国家到地方的大气治污规定和各地的机动车数量成为地方决策“限车”与否的主要依据。
杭州此次明确，采取小客车总量调控是根据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今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
去年9月份，国务院出台的上述“计划”明确，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要严格限制机动车保有量。去年11月份提交二审的《江苏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规定，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但草案强调，采取控车措施应当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之前就曾预计，天津、杭州、成都、石家庄、重庆、青岛、武汉等城市也存在实施汽车限购政策的可能。
如何在完善城市规划、改善出行和汽车总量调控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地方政府的考题。全国人大代表、中铁四局集团总经理许宝成在不久前的两会上称，国内一些城市采取了尾号限行、限购等措施来缓解城市拥堵，这种权宜之计并非大中城市的“治堵”之本，而且购车刚需客观上一定程度存在。
许宝成认为，滞后的交通基础设施与迅猛发展的交通现状不相适应、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相对滞后、市民出行方式比例严重失衡、城市公共停车场商业建筑配建停车位严重不足、城市规划缺乏科学性前瞻性等都是造成城市拥堵的原因，解决方案并不能仅仅停留在“限号”上。
作者：蓝之馨 王丽歌 缪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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