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变局的县域观察：终结不了的缠访

　　向法律渠道引导，断绝上访者认为上访有利可图的观念，有利于规范上访行为。但实际操作中，要终结长期缠访信件，并不容易。

　　信访变局的县域观察

　　年初，四川仪陇县信访局局长钟晓阳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问需不需要帮忙“送”上访者回乡？每人3800元，火车站交人。

　　这个电话应该是来自截访“保安公司”。对此，钟晓阳拒绝称，上访者如果是合理依法上访，那是他们的权利；如果上访时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自然会有相关部门通知当地去处理。

　　近日，“两办”下发了《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加快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而早在去年，仪陇就已经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归口政法委处理。

　　正是这一探索，让钟晓阳有拒绝的底气，但解决信访人的诉求，却是另一回事。

　　即使“诉访分离”，涉法涉诉上访者，也难以被引导到法律渠道；有些缠访件，有依法办理的底气，但也有需要忌惮的现实问题；还有一些信访件，则面临无法终结的窘境。

　　从维稳到“维法”

　　“以前，只要到了北京上访，不管有理无理，自省至市县，信访人的户籍所在地都要被通报。”作为一个劳动力输出大县，仪陇经常“躺枪”——打工者在外地遇到纠纷，到国家有关部门去上访，最后被通报的，却是他们的户籍所在地仪陇。

　　去年2月，国家信访局改变非正常上访通报方式，由排名通报改为“点对点、一对一”通报。这让仪陇对于抵制截访等过激的维稳方式，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有了明确的依据和底气。

　　在此半年后，仪陇开始探索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归口政法委处理，依法处置。在仪陇相关部门看来，“效果很好”。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去年仪陇一对教师情侣，因纠纷引发命案——女教师被害。8月底，女教师家属带着三四十人到仪陇县委大院门口上访，有人打着横幅，有人披麻戴孝，还准备燃放鞭炮。

　　相关工作人员再三解释、劝阻无效，在上访者准备冲进办公楼时，当地派出所将带头的5人带离现场，后依法给予了5到7天不等的行政拘留处罚。同时，相关部门将其他家属带离现场，听取他们的诉求。

　　该县政法委一名参与处理此事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支持他们的合法诉求，但是得依法信访。何况，受害者家属因担心疑犯家庭无法承担民事赔偿，要求教委承担部分民事赔偿属于不合理诉求。”

　　该县信访局、政法委纪检组均向记者表示，这次处理的警示效果非常好。

　　同样的例子还有，一名信访人员将自己70多岁、瘫痪的父亲背来，放到信访局办公室就跑了。信访局明确告知此人，这种行为如不改正，将依法处理。很快，该信访人员就将父亲带离。

　　“尽量往法律的渠道引”

　　这些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到了政法委，又将如何处理呢？

　　仪陇县政法委一名领导介绍称，目前全县涉法涉诉的挂牌信访案件有30余件，其中时间跨度长的占三分之一。“过去一些行政行为和司法操作不够规范，导致越是历史遗留问题，越是难处理。”

　　对这些缠访老户，现在的原则是尽量往法律渠道引，“但是目前还在起步阶段，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1996年，唐诗珍的丈夫鲜召辉因为养路费问题，在稽征所与工作人员发生纠纷，手臂破皮入院治疗，期间被发现患有风湿性心脏病。机征所就纠纷赔付了药费，不料献出院18天后，突发心脏不适，送医后死亡。

　　唐诗珍起诉到法院，法院终审判决机征所赔付5.3万元。

　　但十几年来，唐诗珍一直在上访，要求重新调查，并要求赔偿100多万元。

　　“她也不闹，就是经常去把领导缠着，有时说着会哭。”2008年，仪陇县纪委常委程建军接触过唐诗珍请来的外地律师。律师对案件分析计算后，建议索赔金额为40万元左右。唐却把律师骂走了。

　　去年唐诗珍案转到政法委后，仪陇县政法委副书记肖军表示，希望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化解此事，并组成专门工作组。尽管去年工作组就已经协调了7次，但“个人觉得并不乐观”，一名不愿具名的仪陇县政委人士表示。

　　2013年8月6日，工作组带着律师到唐家，提出可以为她提供法律援助，建议她按照请国家赔偿法进行申请，并按照最高赔偿标准计算了一个赔偿数额，以供参考，希望引导她走诉讼渠道。唐诗珍置之不理。

　　有政法委人士提出，类似信访案件如果不能引导到法律渠道，也许可以考虑参照2005年中央政法委出台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对此类案件作一个终结，或者以此为据，促使当事人尽快进入法律渠道。

　　终结不了的缠访

　　不仅是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非涉法涉诉信访也难以终结。

　　2月21日，程建军又拿出历时20多年积累的任高俊信访资料，准备再专门召开一次听证会。

　　1989年，仪陇县人任高俊在该县金城中学工作。这年，他妻子的远房侄女邓某，在该校读职高，在其家“搭伙”吃饭。不久，邓父投诉女儿被任奸污。任高俊随即与妻子离婚，于1991年，与邓某结婚。

　　据仪陇县监察局1992年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91年5月13日，县法院到县教委座谈，当时县教委决定将任高俊调到他家乡的碧泉小学。期间的7月14日，任高俊向县检察院反映金城中学校长陈林有关问题。

　　任反映的事情，经县检察院、县监察局调查予以否认，但8月27日调动令下达后，任高俊认为自己是因为“反映校长的贪污问题，遭打击报复而被调离”。此后，他不断向各级政府申诉，给当地造成压力。1992年8月，任高俊被调回县城的南图中学。

　　任高俊并不符合学校房改或购买集资房的条件，但迫于其上访的压力，县教委1992年破例为他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屋。2003年任被调回金城中学后，县教育局不仅为他租了一套房子，并商定他享有优先购买权。

　　步步退让，并未能解决问题。在购买该套房子时，任高俊又提出，房子不在校区，没有学校的免费网线和宽敞环境，要求解决上网费、活动环境费等17万余元。

　　对此，程建军表示，近年来，从上到下都在反省过去的方式，对上访者的不合理诉求不能再退让，“听证会就是准备以证据驳斥任的不合理信访。”这符合《意见》要求——对疑难复杂信访问题进行公开听证，促进息诉息访。

　　纠正“会闹的孩子有奶吃”观念，有利于规范上访行为。据钟晓阳介绍，以前信访局每年要向民政局发去大约100张救助上访者的转办单，去年下降到5张。

　　但程建军也认为，现实情况很复杂。“（听证会后）有可能还是要缠，你还是得接待。” “要是人人都按法律法规行事的话，这些问题也不会产生。”

　　古稀访户怎奈何

　　的确，上访有利可图的观念并不容易改变，尤其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前的上访者逐步迈入老年，处置起来面临更多的顾忌。钟晓阳对刘中平大爷的信访件就头疼不已。

　　“陈书记——，石县长——，要给我解决！”一听到这个大嗓门，整个仪陇县委县政府办公楼里人，都知道是谁来了。

　　这是仪陇金城镇73岁的刘中平大爷，独自一人拄着拐棍，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大巴，颤巍巍地“又来了”。

　　县纪委的司机都知道，刘大爷几乎每个月都来一次，“在屋头不好耍”。据金城镇政府综治办主任吴应书介绍，刘大爷到镇政府更频繁。

　　几年前，刘大爷还买个了锣，在镇政府叫嚷两句敲一阵。据说后来他到县城府敲时，锣被公家花钱“赎买”了。

　　刘大爷的信访历史，前后涉及8件事，历时10多年。之前的7件，相关部门认为，鉴于刘中平年龄偏高，为了平息他的不断缠访，都给予了最大的优惠和费用减免，事件都作了了结。

　　但2013年，刘大爷又有了新的诉求——要求将自己房屋左右两处56平方米的违建瓦房确权给幺女。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访之前，刘中平最初走的是诉讼道路。败诉后，刘中平开始上访。由于每次都得到“最大的优惠和费用减免”，上访逐渐成为他解决问题的首选方式。

　　钟晓阳表示，“这一次，在法律范围内，绝不退让。”

　　但根据县信访联席会议给出的建议，第一条即是建议强制拆除刘家违规搭建的房屋。刚才还坚决态度的钟晓阳，无奈地说：“这个老人家73岁了，身体又不好，脾气也不好，强拆的话万一引发纠纷出点意外，更是大麻烦。”

　　考虑到刘中平的高龄和身体情况，强拆一直迟迟未能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