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城”难苏醒
“天通苑社区的本地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3.8%，另一个超大社区回龙观是6.5%。”长期研究天通苑等新城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住宅与社区研究所所长张杰认为，“职住分离”现象造成城市交通日益恶化。
据张杰统计，1998-2007年，北京75个类似天通苑的经济适用房项目中，55个分布在近郊，11个分布在远郊，这导致80%的经适房住户被甩到了城市边缘。很多人通勤距离超过20公里，70%的居民出行时间在1-2小时之间，远超北京平均30-50分钟的出行时间。
2014年2月23日，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像北京回龙观、天通苑这类北京第一代新城是失败的作品。英国曾经经历了三代新城，也走过弯路。
英国第一代新城，就像北京的回龙观、天通苑，新城区里有30多万人口，但却很少有就业岗位，这造成巨大的钟摆式城市交通；第二代新城出现在丘吉尔时代，规划学家们逐步认识到，新城人口规模应该在20万人以上，就业岗位的50%需要就地解决；第三代新城人口规模为30万左右，就业岗位基本上能够在新城内自己创造，实现职住平衡，也就是就业居住平衡。
“这意味着北京要严格控制开发强度，提升公共设施、配套市政设施以及环境标准。”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金笠铭指出，只有把这些居住区变成一个功能齐备的，人居环境比老城高、公共服务质量比老城好，才能形成对老城人口的吸引力。
现实操作来说，却并不乐观。就在不久前，张杰为一位研究生做答辩，论文主要是评估北京东部的一座新城，基本结论是这座新城延续了天通苑那样失败的案例，已经沦为第二代“睡城”。本来当地也规划了产业，但迫于房价的因素，本地人不得不跑到更远的河北燕郊买房。
“不幸的是，房地产开发主导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张杰说，“但人人都知道，楼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
城里人想逃出去，城外的想冲进来
土生土长在北京的摄影师陆岗，他的乔迁轨迹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发展高度重合。
在王府井的胡同里长大的陆岗，结婚后搬到东三环的宿舍楼。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他不得不离开那个30平米的房子，举家搬到北五环外的天通苑居住—一个被誉为亚洲最大社区。在那里他拥有了一个135平米的新居，甚至有了梦寐以求的工作室和欧式风格的超大阳台。
然而，喜悦没有持续多久，他就发现交通问题是最大的梦魇。回忆起十一年前对天通苑的第一印象，陆岗想到的就是交通—进城只有一趟公交车，单程耗时两小时。
2006年12月18日，家住天通苑的相声大师马季在家中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去世。作为邻居，陆岗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因为堵车？是不是因为医疗条件不好？自建成之后，这个40万人居住的社区很长时间内就只有两家二级医院，一家一级医院和一些小诊所，要看大病，得去10公里外的三甲医院。
十多年来，陆岗一直在用镜头记录这个亚洲最大社区的变化，一条新公路开通，一条新地铁开工，街心公园投入使用，第一座公立学校挂牌……2007年9月，地铁5号线开通，央视《焦点访谈》采访了这位社区代表。面对镜头，陆岗直言不讳地说，出行成本是降低了，也会有更多的人来天通苑找房子，天通苑将彻底变成“睡城”。
没想到一语成谶，很快群租房就在小区内出现了。“光我家对门就住了十多个北漂的年轻人。”每天早上，这些年轻人就要加入地铁站外面上千人的队伍，光挤上地铁就要花费15分钟。
眼看着熬到2014年，天通苑第一家三甲医院就要竣工投入使用了。陆岗却发现，住了10多年的邻居十之七八都已经陆续搬走了。年轻的家长为了孩子上学，租住在城里。年老的是害怕身体出问题时，送不到医院。
“摸着良心说，北京的居住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年过半百的陆岗说，可整个北京变成了钱钟书笔下的围城—困在城里人想逃出去，围在城外的想冲进来。
老城腾笼计划
和陆岗一样，很多居住在城里的人也陷入了选择的难题。
据了解，仅北京东城区就有户籍人口100万，外来人口28万，由于人口密度过高，东城区计划从2011年至2030年，每年疏解1万人，通过20年的时间，最终达到疏解20万人的目标。
面对这个雄心勃勃的腾笼计划，住在胡同的老北京人也面临着选择，这附近有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小学，但自家却没有厨房，还要跟整条胡同的街坊共享两间厕所。
如果选择改善居住质量，越来越多的人将要迁出中心城区。
然而，2013年北京市政协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北京旧城改造主要采取将原居民迁到郊区定向安置的方式，没有通过功能疏解带动人口疏解。
同时，旧城原址的业态更新过程也引入部分产业或建设高密度的住宅区。仅2005年至2011年，首都功能核心区户籍人口减少7.2万人，却“置换”增加17万外来人口。
这种方式一方面在中心城形成更多的就业岗位，带来人口进一步聚集；同时由于外迁原居民的就业岗位多数还在中心城，居所却在周边郊区，带来职住长距离分离，交通拥堵问题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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