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厦打工者黄忠贵想摆脱“黑户”的身份，但寻亲未果难以如愿
他向本报求助，希望知情人提供线索，帮他找到家人恢复户籍
关于家的记忆
黄忠贵说，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是家中的老幺，从小同父亲和四个哥哥、两个姐姐住在一起。
他记得家在四川达州“加义县”，父亲名叫黄福财，大哥名叫黄忠煤，二哥名叫黄忠华。
厦门网-厦门日报讯 （文/图 记者 袁舒琪）没有户口本，没有身份证，黄忠贵一直是个“黑户”—自11岁被人从四川家乡拐卖出来，他已孤身在外生活了近三十年。怀着对家人的思念，对身份“转正”的渴盼，他曾踏上寻乡的路途，凭借对家中情况的依稀记忆四处寻觅，却一直无果。他向本报读者热线968820求助，希望知情人为他提供家的线索，帮他回家。
遭遇
11岁时被拐
曾被“转卖”九次
“我没有家，我想回家。”看到记者，黄忠贵的脸上露出了孩子似的表情，带着哀求，又带着难过。
在黄忠贵的记忆中，过去的三十多年很艰辛。“十一岁时，我被人从家乡拐卖了，”带着浓重的口音，黄忠贵费力地诉说着。他记得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是家中的老幺，从小同父亲和四个哥哥、两个姐姐住在一起。“小时候不听话，经常听坏朋友的教唆，偷家里的钱和吃的，”黄忠贵回忆说，因为顽皮，他曾被父亲用棍子打出家门六次，前五次都是哥哥、姐姐出门寻他回家，但第六次时他却听信了人贩子的话，被拐卖了。
“被拐卖到福建莆田，给农家做苦工，”黄忠贵说，那时他的工作就是锯树、扛树。大树的重量对于仅有十二岁的他很沉重，但不搬就没有饭吃，“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他在莆田呆了四五年，这段时间内竟被“转卖”了九次，哪家出价高，就把他买回家做苦力。说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了苦涩的表情。
辗转
被残疾家庭收养 长大来厦打工
长期高负荷的工作和极差的生活环境，让黄忠贵萌生了逃跑的念头，“那年大概是十五岁，一天中午，我趁人不注意逃了出来。”虽然逃出来，他却不知道该去哪儿，沿着公路一直走，饿了就四处捡东西吃，渴了就喝路边的积水，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过了五天五夜，直到遇见了一户好心的人家，“他们收养我，我从此有了养父母。”
后来，黄忠贵才知道，他从莆田徒步走到了惠安。在惠安，他总算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但养父双耳失聪，养母有智力问题，这样的家庭基本没有收入，仅靠田里的收成，日子过得很拮据，“22岁时，我就离开养父母，出门打工了。”黄忠贵说，他先是在惠安做建筑工人，后来到了厦门，就到鼓浪屿上找工作。
初到鼓浪屿，黄忠贵陷入了困境，我没有文化，不识字，根本找不到工作。他在岛上过起了居无定所的日子，靠收破烂为生。“那时三丘田码头附近有个‘小碉堡’，就是我暂时的家。”一位熟识他的老鼓浪屿居民证实，从前时常见他捡东西来吃，衣服也是捡别人不要的来穿。“这样风餐露宿的生活持续了十多年，”黄忠贵说。
最近几年，黄忠贵有了工作。“遇上了好心的老板，让我当上清洁工人，”黄忠贵口中的好心老板，就是龙头保洁公司的总经理郑先生，“他给我发工资，还给我宿舍住，这样的生活从前可不敢想。”
寻亲
回乡寻亲未果 至今仍是“黑户”
基本的生活保障有了，黄忠贵再也不必为吃饱穿暖而伤脑筋，但他想家了。“我想爸爸、家人，”他说，回想起小时候的错事，他十分后悔，如今40多岁了，就想再见见家人们。
今年2月，在同事的陪同下，他到四川达州市寻亲。“我现在记得的，只有父亲和两个哥哥的名字，”黄忠贵说，他的爸爸名叫黄福财，大哥名叫黄忠煤，二哥名叫黄忠华，但是达州市达州区公安分局却查不到这些人名。除了这些人名之外，黄忠贵还依稀记得他来自四川省的“加义县”，不过这一说法被当地民警否认了。据当地派出所一名张姓警官说，四川省并没有“加义县”。
首次寻亲就遭遇失败，加上记忆中的线索稀少，黄忠贵求助本报，希望能得到知情人士的帮助。
黄忠贵坦言，他寻亲的另一目的是为了寻回“身份”。 “生活好过了，没有户籍，很不便利。”他说，童年的被拐经历让他至今是“黑户”，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本，不仅签不了劳动合同，出行买不了火车票，连银行卡也办不了。
记者就黄忠贵的情况，咨询了思明区公安分局户政科的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厦门对于被拐者的落户还未有明确规定，因此难以在本地落户。如果需要落户，还是要回到原籍，根据当地的落户政策前去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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