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应摒弃法不责众思维

　　在中央巡视组的要求之下，广东准备复查茂名官场窝案。有举报称，茂名当年160多名官员退赃后未受处理。2012年，广东通报称茂名窝案涉及105个部门242名干部，前后两任市委书记均被判死缓（据3月30日《东方早报》报道）。

　　曾经引起全国轰动的茂名官场窝案，自2009年底“首播”以来，如今又迎来“第二季”，主角是已经退休两年的茂名市原政协主席冯立梅。3月28日晚，广东省纪委对外宣布，冯立梅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法不责众，是中国自古以来官场的一大潜规则，当违法乱纪的官员人数超过一定规模形成窝案、串案时，有关部门就能容忍只要在规定的时间里交代问题、退出赃款，就可以从轻发落，甚至可以不追究法纪责任。去年，安徽省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案中的66名行贿者，几乎覆盖该县所有的乡镇和县直机关，以及该县四大领导班子，但最后只有3人因受贿被判刑入狱；甘肃省华亭县原县委书记任增禄案牵涉到该县县委、县政府以及各乡镇129名官员，但也只有极少数人进入司法程序，真正受到审判的只有4人。这些无疑都是法不责众的典型案例。

　　茂名当年160多名官员退赃后未受处理，显然是对法律底线的挑衅。无须否认，不少地方之所以屡屡法不责众，是怕法一旦责众了，会影响当地政坛的稳定，一大批官员被严处、撤换后，会影响到当地的事业发展和官场形象，所以即使是腐败大案、窝案，也是低调处理。无疑，反腐法不责众很可怕，虽然是维持了当地一时的稳定和面子，但如此选择性反腐，却是在纵容腐败，助长官场潜规则。不正之风的盛行和蔓延，使得一些本来清廉、刚正的官员，因为法不责众的效应和先例，也不知不觉地开始贪腐，这更加剧了当地官场的腐败之风，以至于难以收场。

　　对腐败的容忍度决定着反腐败的成效，也决定着反腐败的力度和决心究竟有多大多强。无数的沉重教训，都在警示我们，水滴石穿，巨贪不是一朝一夕“炼就”的，恰恰是对小贪、小腐的宽容，使得反腐败的斗争更加艰巨。

　　反腐，理应彻底摒弃法不责众的思维；反腐，还须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不论有多少“老虎”和“苍蝇”，都必须将其绳之以法。只要违法乱纪了，就必须接受法纪的制裁，体现对贪腐的零容忍和反腐的全覆盖—唯有以铁的制度和惩戒力实现眼里“容不得腐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