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甘肃省省长助理、庆阳市市委书记夏红民
对于“资源型城市”的惯常病灶，夏红民很清楚：一是一业独大、一企独大，能源产业流金淌银，却流不进当地百姓的饭碗；二是能源枯竭后山河破碎，生态崩溃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融雪| 北京报道
在全世界黄土沉淀最深厚的地方，甘肃庆阳将自己定位为“新型资源型城市”。
2013年，长庆油田油气产量超过大庆油田成为中国第一大油田。作为长庆油田的诞生地和主产区甘肃庆阳的市委书记，夏红民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庆阳不仅储备有48亿吨油气，亦有2360亿吨的煤炭资源储备，相当于开滦煤矿的17倍、兖州煤矿的64倍、大同矿区的50倍、抚顺矿区的100多倍。
随着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发现，以及国家关于《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出台，被誉为“陇东粮仓”的庆阳提出，打造煤炭和油气两个千亿元级产业链。
按照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董树文2010年率院士团考察该地时的估算，庆阳已发现的资源量折现总价值为4420万亿元，260万庆阳人，人均拥有17亿元的资源价值。
外界很容易拿来与“17亿元”对比的数字是，2013年，庆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76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4888元。事实上，庆阳全市八个县区都是国家或省级贫困县。
而这两组看上去不那么“闪亮”的数字，还是过去一年间财政向民生大力倾斜的结果在甘肃省内，前者增速第二，后者增速第一。
“庆阳最大的优势是资源，最大的困难莫过于破除城乡居民收入低的短板。”夏红民毫不避讳。
“几年前，我们的财政收入在省里还是垫底的。现在，财政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全省第二。”他说，“是时候考虑如何让人民更多地分享发展的红利了。”
2014年，是52岁的夏红民到庆阳工作的第二年，到甘肃工作的第八年。
从农业部到国家质检总局，再从北京到甘肃，担任甘肃省长助理6年后主政庆阳，如此履历，使得他能以更宏观的视角看待地方发展。
“资源型城市”如何脱胎换骨
对于“资源型城市”的惯常病灶，夏红民很清楚：一是一业独大、一企独大，能源产业流金淌银，却流不进当地百姓的饭碗；二是能源枯竭后山河破碎，生态崩溃。
在连续两年的全国两会上，他的议案坚持围绕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做文章。
他提出发展交通，建议加快修建银川到西安的铁路以及税收属地化管理。这条纵贯庆阳的铁路已经立项，“去年是希望加快前期工作，这次希望尽快开工”。
另一个重要议题，则是如何让当地百姓分享能源宝藏的效益。
在2013年的议案中，夏红民算了一笔账：2012年，庆阳石化公司缴纳四税39.65亿元，长庆油田2012年在庆阳境内实现所得税约12.04亿元。数字可观，但央企不是在当地注册且独立核算的一级法人，地方无法得到收益。
夏红民建议借鉴国家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扶持政策，对在庆阳老区境内进行能源开发的中央企业分支机构实行税收属地化管理。
议案推进并不乐观。“财政部的答复是，现行国家税法规定，央企的税收只能交到中央。内蒙古的先例暂不推广到全国。”
他打算两条腿走路，一边继续争取政策，一边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实现部分税收的属地所有化。
如果争取到央企税收属地化的政策落地，他计划将增加的财政收入更多投向民生。
“去年的统计，庆阳还有贫困人口60万，占农业人口的26%，全市有444个村是省定的贫困村。”
夏红民说，目前对贫困地区的投入，主要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和培训新型农民。“现在全市还有十万户群众住在危房危窑中，目前国家对农村危房改造的补贴是一户补12000元，远远不够。”
把资源优势变为富民平台
《瞭望东方周刊》：庆阳是甘肃省唯一的革命老区。你从中央部委到甘肃再到庆阳，感受如何？
夏红民：大家说起甘肃，印象中是飞沙走石的戈壁滩，但庆阳是黄土高原。红色资源和民俗文化丰厚。
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地下有石油、煤炭、天然气；地上有黄土原面最大、黄土层最厚的世界第一大黄土原董志塬；在陕甘交界的地方还有770万亩子午岭林区这个林区所在的山脉与子午线方向一致是黄土高原上最大的水源涵养林。
这里飘扬着中国共产党红色根据地的旗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7日，西北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就成立在华池县南梁镇，第一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是习仲勋，那时他才21岁。刘志丹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瞭望东方周刊》：庆阳2.7万平方公里土地，其中2万平方公里地下有油、煤、气，长庆油田产量已超过大庆。目前预估这些资源能用多少年？
夏红民：确切地讲，长庆油田2013年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油田，覆盖陕甘宁晋蒙五省区，而庆阳一个市以660万吨原油占整个长庆油田原油产量的四分之一。
庆阳油气资源储量是48亿吨，已经探明9.8亿吨。这是什么概念？长庆油田在庆阳开采了40年的油，一共采了6300万吨。
庆阳的煤炭资源预测储量是2360亿吨，目前已经探明215亿吨。这又是什么概念？一年挖出一亿吨煤，可以挖200年。
“十二五”后，庆阳的原油产量将达到一千万吨，炼化能力实现一千万吨，煤炭生产能力实现一千万吨。围绕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我们规划了两条千亿级循环经济产业链。
一是石油天然气综合利用的千亿元产业链，主要做开采、炼化、化工，以及化工产品的后加工。一是煤炭综合利用的千亿元产业链，主要做煤制气、煤电、煤化工和冶金、材料等，发展循环经济。
相比河南、山西和内蒙古这些传统能源产地，我们是后发的，并且末端产品不同比如煤炭，我们会发展煤电、煤制天然气、煤制肥等。这两个产业链建成后，将成为甘肃和整个西部的重要能源化工产地。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庆阳工作快两年了，目前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夏红民：庆阳的发展现状是一方面发展迅速GDP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城镇化水平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低是突出短板。
在甘肃省内，按照GDP总量我们排第三位，按财政税收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我们排第二位，按传统能源资源的保有量来说，我们排第一位。
庆阳现在财政收入在全省排名前列，但过去曾是全省最穷的地区。随着矿产开发和工业提速，财政领先跑起来了。但是庆阳的老百姓还很穷。我们现在有条件可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
两个思路，一是政府花更多精力，把扶贫攻坚、改善民生作为重点去年这方面开支占市财政支出70%以上，所以农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分别为全省第一和第二；一是把资源储量和开发的优势变为老百姓创业就业的平台。
避免一业独大、一企独大
《瞭望东方周刊》：资源是庆阳发展的最大优势，资源型城市如何健康发展？
夏红民：全国资源型城市有个通病：一业独大，一企独大。
我们这里狭义的一业就是以石油为主的产业，一企就是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和庆阳石化都是中石油的，中石化的华北油田稍晚一些也进入了庆阳。广义的一业就是传统能源资源产业，一企就是能源资源开发央企。
这些企业是高效益、低用工的现代企业，和普通老百姓关系并不大，这就造成了两张皮产值税收上去了，城乡居民的收益却没有同步跟上。
和前几年比，现在我们整体的经济实力看似大了，人民的收入却还很低。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思考把资源储量转化为经济效益，在整体经济做强做大的同时，把富民放在突出位置，把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富民强市同等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把富民放在第一位。
常规做法是向企业要钱要物，要他们捐资办学、送水、修路。作为大型能源资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回报社会，固然是必须的，但这种做法不是长久之计，我们不能老靠企业捐款来推动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们想到，以产业融合来促进地企协调发展企业做核心业务，而打井、修路等辅助工作，以及为油田服务的产业，能不能交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来搭建民间平台，招商引资，鼓励当地企业和群众创业就业。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讲，政府怎样搭建民间平台？效果怎样？
夏红民：长庆油田和庆阳石化都是中石油的一部分，开采煤炭的是华能、大唐、华电、国电等央企，这些现代企业和我们当地百姓的发展对接不紧密。于是庆阳市政府就成立了一家地方国有企业庆阳能源化工集团。
它在能源勘探开发、能源利用开发、钻采工程服务、机械制造维修、融资担保等五大领域和央企对接，又对社会开放，有资金、有技术、有设备的，都欢迎入股。这五个子公司不是国有，谁力量大谁就控股。通过产业的融合发展带动地方工业体系的建立，同时为庆阳老区群众搭建创业就业平台。这实际上就是在做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截至2013年底，庆阳能化集团已经吸引民间资本入股2.5亿，实现工业产值6.3亿元，营业收入8.6亿元，上交税收3880万元，直接解决就业6000多人。
比较典型的是在钻采服务方面，整合了112家民间钻井队，以前散兵游勇，质量、安全、效益都没法保障，但现在都能做到了。
宁愿不要GDP也不能破坏生命之源
《瞭望东方周刊》：庆阳正在由传统农业大市向能源大市转型，而其所处的黄土丘陵亦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庆阳的生态环境如何？
夏红民：资源开采确实会对生态造成影响。尤其是这40多年的石油开采，先期工艺落后。以前打井是垂直井，一口井要占三四亩地，套管技术也落后，就造成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植被的破坏有的地方群众门前有水不能喝，水里有油花，只能到很远的地方挑水。有的井场附近的植被破坏了，没法种地。这些污染很难修复，现在主要是防止发生新的破坏和遏制它的发展势头，并不懈地进行恢复。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表示，未来庆阳的发展不会走牺牲生态和环境的老路。目前对环境的治理和修复投入如何？
夏红民：污染治理不能完全看数字。现在一部分是当地政府投入，根据需要，财政投入一年好几个亿。另一部分是企业，谁污染，谁治理，谁影响，谁修复。以长庆油田为代表的资源开发企业在环境治理方面也尽了很大努力。
总的来说，生态治理考虑两个层次：一是保护，把破坏降到最低；一是对已有的破坏进行修复。
首先，我们对敏感地区、脆弱地区严格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对部分地区禁止开采。比如770万亩子午岭林区，是黄土高原的水土涵养区，坚决制止破坏和禁止开采。我们宁愿不要GDP,也不能破坏这个生命之源。
第二，创新开采技术。比如现在开采石油打的是水平井，进到油层可以水平延伸，单井覆盖面和采油能力相当于以前的三四口井，地表占地面积也大大减少了；又如钻井技术和井筒套管技术创新，以前的套筒容易渗漏，现在完全封闭，地下污染也减少了。
第三，所有的矿区都有严格管理措施和应急预案。比如在线监控，每一个输油管道的阀门点都是计算机全程控制，任何一点滴漏都能在终控室即时反映出来。
扶贫扶出来的基层民主新机制
《瞭望东方周刊》：据悉，民主决策新机制正在庆阳农村广泛推广，比如镇原县的村民以杏核为选票，民主投选当地发展上马的项目。请问这样的民主实践是如何发起并展开的？
夏红民：这又要回到之前说的发展短腿：城乡居民收入低，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
从2013年开始，我们突出把扶贫攻坚当作重中之重，又发现了农村工作中的“两张皮”现象干部和机关花了很大的精力去给群众办事，但是群众不满意，不配合，还有意见。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采用了“参与式扶贫”的做法把党委政府对群众的关心帮助与群众的所思所想结合起来，做群众最盼望最急需的事。
以前的做法，往往是搞建设“一刀切”说搞水就都搞水，说搞电就一齐搞电，说修路就都修路，简单化、主观性地安排项目。现在我们要听群众的意见，点上的事就在点上解决。这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问政于民、问计于民。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怎么做？老百姓满意吗？
夏红民：开村民大会，推行“两议一监督”村里要做什么事，由村党支部、村委会提议，召开村民大会决议，最后由村民监督委员会监督。
去年开大会的时候几百口人在大太阳下晒着，老的少的都聚精会神。这是老百姓在自己做主决定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修路，这个不是修国道省道，不存在征地问题，就要老百姓自己挪树拆房、先整理出路基，买水泥沙石、请施工队由政府补贴。以前同样是为群众修路，占地和挪树就很麻烦，群众讲各种条件不配合。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健全了组织体系，在村委会下面成立了若干农民的能力小组。
比如基础设施能力小组，负责修路的组织监督和实施；产业发展能力小组，负责种苹果，养牛羊；还有教育培训能力小组、妇女工作能力小组和矛盾纠纷排查协调小组，大部分群众都根据自己的特长进入了组织。
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对我们的工作提了更高要求。我在宁县有个联系村，村里的基础设施能力小组给我写信说：“书记你上次来，村民大会决定了修路，说是修6米宽，现在我们看这个路只有4米宽。这是不是偷工减料？”
我要县里查怎么回事，原来规划的标准是路基6米宽，其中的硬化路面4米，所以没有错。但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说明我们的技术标准宣传不到位。反过来也说明群众的监督意识很强，监督作用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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