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满当局在推动服贸过程中的“黑箱操作”，3月18日起，部分台湾大学生冲入“立法院”，发动反服贸活动，试图通过占领的方式逼迫当局退回服贸，重启谈判。
“反服贸”至今已经超过半个月，由于诉求的失焦和层层加码，当局和学生之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共识进行妥协，当局与学生之间的对峙似乎还一时看不到和解的希望。
4月4日，人民网引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学生占领“立法院”超过两周，参与者对于场内运作模式出现异议。不但有多个公民团体在场外成立“解放区”、参与占领计划的“基进侧翼”宣告退出活动，民主黑潮学生联盟也宣布要“自主”抗议。
质疑声渐起，这场反服贸活动，正在发生悄悄的转变。
小清新的规矩与反叛
“这位先生，我建议你坐下来时把腿伸直，这样你的腿和腰才不会酸。”当记者第一次出现在台湾“立法院”议场，刚刚坐下试图观察里面发生的一切时，一个在场静坐的台湾男生拍了拍笔者的后背，传授他们几天以来积累下的经验：“下次再来的时候记得穿拖鞋，不要穿这么重的鞋子，会很累的。”
在台湾，无论是在便利店购买商品，还是在电影院、游乐场进行消费，总有柔软的台湾口音提示你，怎样的姿势才是最舒服的。
在记者这种五大三粗的北方大汉看来，这是台湾学生小清新的一面。而这场在3月18日发起，已经持续了快20天的活动中，小清新的台湾学生展示出了他们身上常见的规矩，以及少有的反叛。
在“立法院”并不宽敞的议场里，学生干部们把区域分成以下几块：
媒体区：为前来采访的媒体提供信息服务，坐镇这里的，大部分是各个学校的新闻系学生，对议场内的消息对外进行直播。
物资区：这里摆放着学生在议场中需要的饮用水、便当、洗漱用品、拖鞋甚至一次性内衣裤。据记者了解，这些物资都来自于民众的捐赠。媒体报道出来的最大一笔来自一位“外配”（外籍配偶），一次性捐出了11万新台币（超过2万人民币）为学生购买便当。记者也在现场吃了一个“民主便当”，菜色相当丰盛，这样水准的便当大概价格在150台币，约为市面上普通便当的两倍。
医疗区：在会场的右侧，每天都有20个左右的医师在现场为学生免费看诊。记者以喉咙不适为由和现场的一位医师攀谈，得知这些医师都是请假从全台各地北上支援学生的。对于看诊行为，现场医师尺度把握得也极其精准，他们只提供基本的医疗建议，开药最多是维他命和风湿膏，一旦发现学生病情严重，便建议送出议场进行治疗。之所以如此小心，是因为走出医院后，这些医师没有行医资质。
垃圾回收区：医疗区旁边，摆放着六七个颜色各异的塑料桶，是分类摆放垃圾的地方。在议场内，垃圾的分类比一般情况下的分类还要严格，矿泉水瓶、便当盒、纸类、不可回收物等垃圾都要分开摆放，甚至连用完的一次性筷子也要单独放在一个桶里。在垃圾回收区的墙上贴着各式警告：“不管你是谁，再随便丢筷子，就把筷子插进你鼻孔里去！”
但在这个“戾气十足”的海报上，不知被谁用极其可爱的字体补写了几个字：“但是为廷、飞帆可以哦！”
活动总指挥光环渐褪
陈为廷和林飞帆分别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和台湾大学的研究生，是这次学生反服贸活动的总指挥。无论是决定“3·30上凯道”，还是呼吁民众支援他们，都是这两人领导的决策小组的决定。这两人算是台湾学生活动的老手。2008年，身为高三学生的陈为廷就参加了“野草莓运动”，2012年，更是因为在“立法院”内大骂“教育部长”而走红。在去年苗栗的一次抗议政府拆迁的活动中，陈为廷丢的鞋子正中苗栗县长刘政鸿的头部，乃陈为廷的成名之作。原本4月即将开庭审理的陈为廷丢鞋案，也因反服贸活动推迟到了5月进行，对此陈为廷对苗栗地方法院还大加赞赏。
林飞帆参加社运的轨迹与陈为廷接近，也是在“野草莓运动”出道，在反媒体垄断等多场活动中也都有参与。在反服贸活动中，陈、林二人一个敢打敢冲、一个沉稳有谋，二人配合相得益彰。在3月30日的反服贸大游行中，二人便分工合作，由林飞帆前往凯道参加游行，陈为廷坐镇“立法院”防止警察偷袭。
在二人及其相关团队的制定下，“立法院”似乎已经成为了现场学生的私产，他们组织的纠察队要对每一位进入“立法院”的人士检查身份证件和书包。对于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学生是否有资格进入议场，也由纠察队决定。甚至在某些敏感时刻，连进入“立法院”周边的街区，都要被纠察队检查证件。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林二人的明星光环开始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对其背后目的的怀疑。据台湾媒体爆料，二人和民进党高层关系匪浅，甚至算是民进党的“职业学生”。二人逐渐加码的政治诉求也让不少反对服贸的学生和公民团体与之决裂。
4月3日，在“立法院”外的一片抗议民众聚集地上，竖起了一面写有“贱民解放区”5个字的大旗。有现场学生对笔者说，他们这么做是因为觉得“反服贸”已经精英化，决策团根本听不到他们的意见。活动组织者召集的现场纠察团严查出入现场的学生的证件，也让不少前来参加的同学“寒心”，不少同学认为“这个打着正义之名的体制正在复制我所厌恶的一切”。
舆论的转向
学生占领“立法院”的两周，让台湾杂志的时政记者们有机会为自己出一口气。有一本发行量很大的杂志有时政和娱乐两个封面，以前在绝大部分时间，贩卖杂志的便利店和摊贩都会把杂志中娱乐八卦的封面向上摆放。除非遇上百万红衫军倒扁之类的场面，时政封面是很难“见到天日”的。而反服贸活动以来，便利店已经连续两期把时政那一面向上摆放了。
在不少反对学生占领“立法院”的民众看来，本来面对当局处于弱势的学生团体已经成为了一个“大怪兽”，反对学生的声音很难得以传播。
实际上，以记者的观察，至少在3月30日反服贸大游行之前，台湾的媒体不分蓝绿都对学生表示了支持，至少没有公开反对。这和之前台湾媒体极化现象严重的情形十分不同。即便是立场并不站在学生一方的泛蓝媒体，也不敢直接播报反对学生的新闻，而只是以报道警察家属的担忧、呼吁让警察回家、学生回学校的柔性报道来表达对反服贸活动的立场。但即便如此，这些电视台还是遭到了学生的抗议。
反服贸活动在3月30日被推向了高潮，“3·30”或许是学生光荣退出“立法院”的最佳时机。但当林飞帆在晚会上号召学生继续每天到“立法院”报到之后，台湾的舆论开始转向，对学生继续占领“立法院”的正当性进行质疑和批评的声音逐渐增多。
时间进入4月之后，几家立场偏蓝的电视台晚间的政论节目开始正式出现对学生的正面质疑声，学生迟迟不肯从“立法院”撤退，外界越来越怀疑这场活动的不单纯。
记者也观察到，从4月3日起，部分便利店已经回到了老规矩，将货架上杂志示众的封面翻成了娱乐八卦的那一面，电视媒体也疲劳了，逐渐减少了对“反服贸”报道的时长。
谁在搭“反服贸”的便车
在3月27日，陈为廷、林飞帆号召大游行的当天，记者向林飞帆问及游行是否邀请了政治人物。林飞帆的回应是：我们不邀请政治人物，但是他们如果愿意来，坐在人民中间，我们也不反对。
由于主办方的“不反对”，在反服贸大游行场合上出现了不少民进党的政治人物：苏贞昌、蔡英文、谢长廷、游锡堃，甚至连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也从高雄赶到台北，参加游行。
而在“立法院”周边，搭活动便车的团体更多。活动现场，“立法院”两侧的青岛东路和济南路都被睡着帐篷睡袋的学生占领，而“立法院”的正门，则是一群长期搭便车的社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包括主张“台独”的各个团体、主张废除核四厂的团体以及挺扁的团体。这些团体或因诉求过于极端，或因力量不够庞大，或因诉求时间太长受众已经疲劳等种种原因无法单独搞起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于是才前来搭便车。
而在3月30日大游行当天，更多的搭便车的团体开始出现。除了前述的团体之外，要求同性恋平权的团体、要求照顾台湾农民的团体以及反对台湾早在十几年前就加入的WTO的团体全部出现。这让在场的民进党人略显尴尬，因为推动台湾加入WTO时，尚在陈水扁执政时期，而为台湾加入WTO立下头功的则是现在准备再度竞选民进党党主席的蔡英文。
诸多团体的出现，不同的团体的诉求纠缠在一起，也给“反服贸”带来了“失焦”的情况。同样混乱的还有学生内部对服贸的不同看法。对于两岸签署的服贸协议，有的学生不反服贸只反黑箱，有的学生既反服贸又反黑箱。学生光在这一点上就很难达成共识。
进入4月之后，反服贸的议题已经进入了“僵持阶段”。目前看，无论是体制内的两党协商，还是体制外的“公民请愿”，在短时期内，服贸所引起的争议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而不同意见的人混杂在其中，使得对当局的诉求十分模糊。而失焦的诉求让马英九无法准确回答，学生也在每次马英九回应之后对诉求层层加码，这使得短时间内，当局和学生之间似乎还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妥协的共识。
本文来自《南风窗》2014年第8期（2014年4月9日出版），作者：王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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