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杀的“善后之道”

　　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自杀身亡，这是6天之内传出的第三起中国官员自杀事件，级别纵跨副部级到科级。类似的新闻近年来屡见不鲜，官方似乎也养成了一套完整的应对流程，立马出面公布当事人生前无违法违纪问题，自杀是因为“工作压力大”、“抑郁症困扰”。只是这样的解释非但不能服众，反而让公众产生了更丰富的联想。面对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官方要如何才能“完美善后”？

　　【那些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们】

　　基层官员占多数

　　今年前四个月，经媒体公开报道的官员自杀事件达到6起。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至今有130余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被媒体公开报道，其中大部分为自杀。自杀的官员，涉及党委、政府及交通、政法、教育、税务、金融等多个系统，级别纵跨科级到省部级，其中以科级与县处级占多数。自杀的方式多采用跳楼、自缢等方式。

　　除了徐业安，近年省部级官员自杀的有原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原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局长李福祥等。自杀时年仅47岁的李福祥是中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之一。宋平顺在办公室自杀身亡，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自杀身亡的省级政协主席。

　　自杀多因抑郁起

　　有关方面在介绍这些官员的自杀原因时，多为“工作压力大”、“抑郁症困扰”等。2000年，当年5月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跳楼身亡，其自杀前正在“协助调查”一起经济案件，精神压力过大，因而患上抑郁症。

　　《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100多名官员的心理健康进行过调查，发现有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心理压抑。其中，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并由此导致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

　　不排除畏罪自杀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官员一自杀，要么解释说工作压力大，要么说患有抑郁症，但老这么说，百姓会怀疑。”

　　实际上，个别官员自杀，涉嫌腐败，系畏罪自杀。2014年1月6日，经警方处证实，南通市房产局原局长陈西于2013年12月28日凌晨在家中自杀身亡。此前一个月，在南通市纪委召开的全市城建系统警示教育大会上，通报了包括南通市房管局原局长陈某等人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事实上，官员畏罪自杀现象早有先例，比如1995年4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因腐败案发，畏罪自杀于怀柔乡间。

　　【官员自杀善后，遵循“四字诀”】

　　快：侦破、发布、火化，一气呵成

　　官员非正常死亡后，官方的善后工作快字当先。2013年2月17日上午11时，时任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的柯建国从办公楼坠亡。据介绍，柯建国的遗体于坠楼当日即被火化，18日便在殡仪馆设了灵堂。这样的速度在类似事件的善后过程中屡屡出现，4月4日，曾经名噪一时的重庆打黑英雄周渝在宾馆自杀身亡。4月7日，周渝遗体被火化，重庆警方当天也通过官方微博@平安渝中发布调查结果，称周渝身患多种疾病，生前情绪低落，曾向同事流露出悲观厌世情绪，系自杀。

　　稳：封锁消息，统一口径

　　在官员自杀事件发生后，官方一般都会封锁几乎所有消息渠道，宣传部等政府部门统一口径，除了新闻通稿，不露一字，对官员评价，一般是千篇一律的“工作认真、为人和善”等褒义词。2011年，河北邯郸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菜刀死”事件中，邯郸市警方仅仅用了45个小时便迅速发布调查结果，称张海忠系因“重度抑郁症”而自杀身亡。新闻发布会进行10分钟后匆匆结束。负责发布的官员在服务员“掩护”下，急匆匆离开，拒绝记者提问。

　　准：安抚家属，防守媒体

　　官员自杀后，做好死者家属的思想工作，严格限制媒体与家属的接触也是当地政府部门的“必修课”。以柯建国的葬礼为例，参加葬礼的人群多为政府人员，见有陌生人出入，便用警惕的眼神打量，言语谨慎。见记者来到灵堂，便赶紧把记者撵出去，边走边说“请讲些人性”。

　　而在张海忠葬礼上，记者试图向张海忠之子求证“抑郁疾病”一说时，也被一名穿条纹衬衫的中年男子打断。

　　静：官方无奈的沉默

　　官员的死亡，往往让官方感到尴尬、无奈。而更多的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理过程大多“静悄悄”。《理论与改革》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转型期官员自杀现象的政治学分析》中称，中纪委特别研究员王华超曾透露，仅2003 年上半年，中国就有6526名干部失踪，8371 名贪官外逃，1252 人自杀。但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当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政府官员自杀事件仅有四起。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官员自杀事件很多时候并不被披露。

　　【官员自杀或被自杀，真相不能“躲猫猫”】

　　官员自杀调查 大多不了了之

　　梳理2003 年以来公开报道的官员自杀事件，大多数官员的自杀原因未彻底查清，很多只是寥寥数语带过，自此再无下文。这种做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明显向左，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旦发生公职人员自杀事件，政府和媒体往往将之作为重点事件深入挖掘，务必给社会一个完整真实的交代。如2003 年香港职员张之琛自杀后，特区政府立即展开深入调查，并公布遗书等佐证材料，使民众充分了解其自杀的原因。相对而言，中国的公职人员自杀，则很多是一笔糊涂账。

　　官方越“神秘” 谣言越猖狂

　　官员自杀的消息，每每伴随着种种传言，其中很多条件反射地指向贪腐问题，甚至很多时候，民间的话语系统中官员自杀等同于“畏罪自杀”。这既因为民间对于腐败本能的反感，更在于不少政府部门人为把官员事件敏感化、神秘化，信息公布的严重滞后、模糊，给了谣言市场空间。一个在任官员的自杀身亡，不是私事，而是关涉公共利益，关涉公众知情权。因此，有着特殊职务的官员一旦发生“意外”，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向公众解疑释惑，让真相走在各种猜测与传言的前面。

　　破解官员自杀 权力必须在阳光下

　　官员自杀给官员个人、政治系统和社会都带来了直接危害，是一种全输结果。而要从根本上破解官员自杀问题，最根本的还必须从政治生态、特别是内部政治生态的改善方面入手，这就要求权力完全在阳光下运作。虽然官员自杀的原因有很多，如压力过大、道德腐化等，但归根到底，还是政治系统运行相对封闭带来的“潜压力”。唯有让权力置于阳光下，才能去除官员身上背负的潜压力。否则，一次次“抑郁自杀”的判定，看似能迅速终结当地政府的巨大压力，却永远阻止不了下一个自杀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