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当代施洋”

　　他既是我国劳动法学的奠基人、开拓者，又是新中国劳动立法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我之所以为工人、为弱势群体打官司不收钱，就是因为他们没钱，却有一肚子冤屈，我怎忍心伸手收他们的钱？那岂不是雪上加霜？”

　　清明节的前一天，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梅厅内，哀乐低回。

　　著名法学家、新中国劳动法学科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关怀教授走完了他人生的86个春秋，与他一生钟爱的法学、他的亲人、还有他满天下的桃李们，永别了。

　　梅厅，泪雨纷飞。只有一个人，依然一脸灿烂的笑容，默默注视着从全国各地赶来送别的人们：他们含泪，手捧白菊，鞠躬，甚至跪拜，送别这位被许多普通劳动者呼作“当代施洋”的著名劳动法学家。

　　在中国法学界，多少人为他曾经的光环啧啧称奇：

　　作为最早献身新中国法学教育的教授之一，关怀自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起，就一直从事劳动法学的教学和研究，从1956年开始全程参与《劳动法》的起草制定过程，1983年主编出版新中国第一本高等院校法学统编教材《劳动法学》，为新中国劳动法学理论奠定基础，并以自身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力推动中国劳动法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忠实代言人，关怀以其精深学识和赤诚之心为他们的合法权益奔走呼告。去年住院期间，即便已是85岁高龄，但他仍在为医院护工和农民工写法律意见、提供法律帮助……

　　而86岁的关怀，将这一切化作“我是一块煤，从厚压的岩层下被掘起，为了增添人间的温暖，把自己变成灰烬”的人生哲学中。

　　农民工哭诉“今后求助向何人”

　　4月3日，得知关老辞世的噩耗，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福建省闽清县农民工郑理园，给中国人民大学关怀教授治丧委员会发了一条短信。

　　按下“发送”键，郑理园的泪水夺眶而出。

　　短信中，郑理园用140多个字，诉说自己对关老离世的切肤之痛：“我是福建省闽清县一位工伤致残的农民工，在7年的工伤维权过程中，曾有幸得到关怀老师的关注。今悉关老师走了，深感痛惜，因不会电脑，只能通过短信表达我深切的哀思：敬爱的关怀老师，请停下您远行的脚步，因为我等待13年之久的伤残抚恤费的执行依然遥遥无期，还需要您的关心和帮助……呜呼！今后求助向何人？”

　　郑理园只是曾受过关怀援助的众多普通劳动者中的一个。自1981年关怀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每年都要去全国各地基层工会调研，与劳动者们拉家常，听劳动者的心声，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普通劳动者维权。

　　与大多数学者不同，在北京世纪城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工宿舍楼里，关怀家中常会有一批又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特殊访客—鸣冤叫屈的普通劳动者。有时慕名而来的来访者挤满一屋，关怀耐心接待，还经常管饭。

　　“替职工说话，为职工办事，是我的责任，也是乐趣。”过去几十年，关怀究竟无偿援助过多少人，连他自己也记不清。

　　北京四海宾馆71名工人至今都没有忘记关怀的无私援助。1993年，四海宾馆因产权变更，辞退了从经理到普通员工的71名职工。于是，工人们愤而起诉，但经劳动仲裁和法院诉讼，工人们最终输了官司。

　　无奈之下，工人们找到长期研究劳动法的关怀。虽然关怀此时已年过古稀，但他毅然接下了这桩已经结案的官司。为全面了解案情，他先后三次参加工人们的座谈会，倾听他们各自失业后的遭遇，并在报刊上撰写评论，亲自整理案情材料，报送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人大，还为此案专门组织了两次专家研讨会。在关怀的努力下，最高人民法院最终将此案发回重审。历经8年12次裁决，案件终以工人们胜诉告终。

　　多年过去，赢得那场官司的工人们，至今提起关老，难掩感念之情。一位工人感激地说：“关教授对我们工人的恩情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他就是我们普通劳动者心中的当代施洋大律师！”

　　为工人维权却坐上“被告席”

　　不论在报刊上抨击各种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还是为广大职工维权提供法律援助，抑或亲自出庭代言，都能看到关怀性格秉直、刚正的一面。但是，1995年的一次为工人维权，关怀却因仗义执言坐上了“被告席”。

　　1995年3月，有两姐妹到宁波一家工厂打工，工厂要收取入厂押金，为谋得这份工作，她们不得不接受了工厂的要求。可工作4个月后，她们不但分文未得，还倒欠工厂几百元，于是提出辞职。没想到，工厂却以她们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要求她们每人赔偿工厂5000元！

　　走投无路的两姐妹决心法律维权，但无论是劳动局仲裁，还是法院一审、二审，她们均告失败。当时，宁波市总工会将这两个打工妹权益遭侵害事件反映到《工人日报》。

　　“入厂押金是劳动部明令禁止的，职工因这个违法行为而违约纯属正当，仲裁和判决都有错！”得知两姐妹的遭遇后，关怀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工厂、仲裁委员会、法院的做法违法。文章刊出后，全国多家媒体转载。最后，工厂一口咬定，关怀的文章侵害了工厂名誉权，将关怀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50万元。

　　“我作为劳动法学者，企业凭什么不让我说话？”对此，关怀气愤不已，决计要为两姐妹讨回公道。关怀在答辩状中质问：“作为一名劳动法专家，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我的神圣权利，这家工厂无权剥夺我舆论监督的权利；维护法律尊严，为职工伸张正义是我的职责，在媒体上以案说法正是我们法律专家普法的职责，这难道有错？”

　　关怀为打工妹维权反成被告的新闻传开后，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刊纷纷批评工厂。两姐妹的事随即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关注。全国总工会派专人前往宁波处理此案。最终，工厂向关怀赔礼道歉，并撤诉。官司也由法院改判，工厂最终给打工的姐妹俩补发了工资。

　　关怀一生虽然在为劳动者的劳动价值立法，但在他扶危济困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按劳取酬”这个词。

　　2011年冬，在与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郑爱青博士闲聊时，郑爱青问他：“几十年来，您为那么多职工亲自代理案件、奔劳，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什么始终分文不取？”

　　对于学生的不解，关怀语重心长地说：“我之所以为工人、为弱势群体打官司不收钱，就是因为他们没钱，却有一肚子冤屈，我怎忍心伸手收他们的钱？那岂不是雪上加霜？”

　　新中国劳动法学教育的“探路者”

　　有人说，关怀之所以一生耿直、敢于为劳动者仗义执言，在于他既是我国劳动法学的奠基人、开拓者，又是新中国劳动立法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今天，在中国大陆，几乎每一位从事劳动法教学研究的学者都知道，“劳动法”这个概念的定义源于关怀的归纳概括。

　　今天，在中国大学的法学院，关怀主编的全国第一部劳动法学教材《劳动法学》，一直是学生学习劳动法的起步教材。

　　今天，在中国大陆法学界，人们还是习惯性地称关老为“新中国劳动法之父”……

　　一个个桂冠的背后，浓缩了关怀与新中国劳动法学一起成长的历史。

　　1927年出生于河南偃师市的关怀，原名关家驹。20岁时，考入当时法学界享有“南东吴北朝阳”盛誉的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由中共地下党安排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因工作需要改名“关怀”，并进入华北大学政治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1949年9月，关怀调入在由谢觉哉接管的朝阳大学基础上成立的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半年后，中国政法大学与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关怀便成了该校法律系第一批“种子”教师，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担任劳动法教学的教师之一。

　　当时，新生的中国人民大学以苏联的莫斯科大学为蓝本，聘请了90多位苏联的专家学者。受苏联专家的影响和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怀从此走上劳动法学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而彼时的中国，劳动法还完全是一片空白。于是，关怀一边给苏联专家当助手，一边着手编写新中国劳动法教材。

　　对于新生的中国，对于中国劳动法学这块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关怀有很多事情要做。

　　为了给各地政法院校培养师资，从1953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开始招收两年制劳动法研究生，当时26岁的关怀承担了这一重任。多年后，当初的那批研究生成了我国最早研究劳动法的骨干。从1979年开始，关怀招收的正规硕士生，如今已成为我国劳动法立法、司法、执法、教科研等方面的中坚力量。

　　为了给工会系统培养法律专家，关怀为各省市工会法律部长讲授劳动法课程。1986年，中国工运学院（现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创办劳动法系，关怀兼任系主任及名誉系主任，对课程设置、培养计划等进行周密设计，使该系成为工会系统培养法律工作者和研究劳动法的基地。

　　1983年，司法部委托关怀主编新中国第一本高等院校法学统编教材《劳动法学》。在这本统编教材里，关怀对“劳动法”概念的界定，成为我国法学界此后几十年的通用定义，而且该教材还首次提出了新中国劳动法学的学科体系。

　　这本教材先后印刷15次，不仅在其面世后的二三十年里始终是我国法学专业学生学习劳动法的必读书目，而且对中国劳动法学研究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此后，关怀还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法学辞典》、《劳动法》、《法学概论与劳动法》等8部劳动法方面的教材和书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益英说：“关怀是新中国劳动法学理论的奠基人，创立了中国劳动法学体系，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体系，也见证了我国劳动立法的曲折历程。”

　　在郑爱青等学生们眼里，关老师的世界，既没有退休之说，更没有著书立说为晋升职称的功利色彩。即便80多岁高龄，他仍然笔耕不辍：为适应2006年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被教育部列为高等院校法学主干课程的需要，他主编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2007年6月《劳动合同法》通过后，他又开始着手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导读》，对该法进行阐释……

　　作为一位大学教授，传道、授业、解惑；作为一个学者，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以天下为己任，做国家未来的“瞭望者”。在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关怀先后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30余部。其中，关于劳动权益保护的许多论点，闪耀着人权思想的光辉，成为新中国劳动立法的基础“骨架”。

　　走在时代前沿的“瞭望者”

　　不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学术研究中，关怀始终坚信“劳动法一定会成为中国的第二宪法”。这是一个学者对于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的基本判断。

　　1956年，关怀发表了《新中国是真正自由劳动的国家》一文。文章从《宪法》赋予劳动者的劳动权、休息权、按劳取酬权、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角度，论述了我国劳动者享有自由劳动的权利。

　　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劳动争议处理的法律制度。但是，1956年对私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劳动争议日渐减少，法院逐步不再受理劳动争议案件，从此以群众来信来访的方式处理劳动争议成为主流。然而，由于信访机构无权对劳动案件进行裁处，只能作为一种反映情况的渠道，因而导致许多地方出现劳民伤财和职工告状无门的现象。

　　在参加1987年《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1983年《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和《劳动法》的制定工作时，关怀明确提出，必须恢复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主张通过企业调解委员会调解、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及法院审判三道程序解决劳动争议。此后，关怀提出的处理劳动争议“一调、一裁、二审制”，被我国立法部门采纳。

　　事实上，作为我国劳动法学界元老，关怀全程参与并见证了我国劳动法历经40年30多次易稿后终于问世的曲折历程。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公布后，当时的劳动部成立了以常务副部长毛齐华为主任的起草委员会，关怀作为劳动法学专家参与起草工作。正当关怀和同事们紧张筹备起草工作时，“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第一次劳动法起草被迫中止。

　　1978年，邓小平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几部法律相继进入起草阶段。劳动法立法工作也迎来历史性转折。1984年，国务院连续召开两天会议，对经10余次修改后初步成型的劳动法草案进行审议。关怀作为起草委员会的专家代表，陪同劳动部同志一起前去汇报情况。经多方论证，草案获得通过并提交全国人大。

　　最终，人大认为，草案中“劳动合同制度”等提法过于超前，要等人们转变观念后才可全面实行。于是，劳动法草案被再次搁置。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纠纷日益增多，劳动法立法工作迫在眉睫。1990年，劳动法起草小组再次成立。关怀仍作为专家，全面参与起草工作。

　　与前两次参与劳动法起草一样，关怀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公民的劳动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男女同工同酬等，《劳动法》应充分体现宪法的这些原则，要突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集体合同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劳动法》应当对集体合同作出规定……

　　1994年，经历了40年的风雨坎坷，我国第一部《劳动法》终于出台。当年，关怀提出的建议如今都被写入《劳动法》，捍卫着国家的公平正义，保护着每一个劳动者的权益。关怀穷尽一生坚守的“劳动法学”，如今已然成了显学。

　　然而，改革开放后的初期，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是吸引外资和经济发展，工人权益保护和劳动法受到冷落。当初追随关怀的不少人先后纷纷转行从事更热门的法律研究。

　　1999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法学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当44位法学家被宣布获得“从事法学研究和教学五十周年荣誉证书”时，全场掌声雷动。作为我国劳动法学界唯一的获奖专家，关怀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手中接过烫金的证书。而沉甸甸的殊荣背后，是汗水，是泪光，更是岁月留给关怀荒凉的额头、两鬓的霜白。

　　一生不做死学问

　　“一生不做死学问”、“一生只干一件事”，这是关怀的人生箴言。

　　2014年4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间会议室举行的关老追思会上，关怀生前的同事、学生及好友们用一个个细节去拼接和还原正在远去的关老—

　　“关老师做事养成了能自己做的一定要亲自做的习惯，不论写文章还是发言稿，他都是自己写……”

　　“我们写的论文里、书稿上，至今还留着关老师仔细修改过的批注……”

　　“关老师曾对我说过，希望将来有更多青年人从事劳动法的研究，希望他们与劳动者同呼吸共命运，深入调查研究，接触实际，甚至参与劳动争议的处理，以加深对劳动法学的研究……”

　　走出封闭的象牙塔，以实践为师、置身劳动法的社会实践，是关怀有别于许多理论研究者们的最大不同。

　　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最关心什么？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哪些诉求是今后劳动法学界需要着力研究的？为了使自己的研究能贴近实际，关怀在为普通劳动者维权代言的同时，连续7次作为列席代表、代表、特邀代表或主席团成员，出席工会代表大会，倾听来自全国各地劳动者的呼声。

　　“学者需要一种责任担当，更需要一种国之所需、铁肩担义的家国情怀。”关怀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作为劳动法学专家，仅靠政府机关、学术会议上获得的二手素材，很难真正了解劳动法在基层运行的真实轨迹，更无法为国家未来的劳动法修订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作为我国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的浙江义乌，全市90%以上的企业都是民营和外资企业，劳动关系复杂，工人权益维护问题也日益突出。

　　2001年，义乌市工会召集方方面面专业人士，创新性地成立了工会维权协会，尝试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一个维权平台，但协会成立不久，就遭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广泛质疑。协会的维权之路如何走下去？一时间，义乌市工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然而，就在一片嘈杂的质疑声中，关怀却对义乌工会的维权模式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正在海南讲学的他，抽时间专门约请义乌市工会介绍情况，并斩钉截铁地说：“工会就应该管维权！”

　　2002年，75岁的关怀专程前往义乌市实地调研工会维权模式。

　　2004年11月，新华社以内参方式对义乌模式进行报道。一位中央领导人阅后批示道：“义乌模式，值得研究，发挥了工会维权职能。”

　　如今，义乌模式已在全国成为工会维权的一个标杆。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关怀用自己的一生行动，兑现了他在17岁时发表的处女作《画像》中“为了增添人间的温暖，把自己变成灰烬”的“一块煤”的价值承诺。最终，他又像煤一样，归于尘土，深埋于地，等待着重新被掘起的那一天。

　　斯人已去，绝响谁续？！（记者 柯进）

　　《中国教育报》2014年4月11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