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5年来，为解决刑事发案率较低，而群众的安全感却不高等问题，浙江省湖州市公安机关推行“警务广场”战略，从公布电话号码到民警提职干部问责，均以民意为导向。公安部拟推广此做法。下一步，湖州警方计划取消业务的排名考核，让基层的公安机关有时间精力做老百姓的事情。
民众半夜来电也要接警
在“湖州公安”的微信中，记者可以快速找到湖州市公安局局长金伯中或任何想要联系的公安人员的手机号码。吴兴区分局负责人说，在湖州公安，上至市局局长、下至社区民警，所有人的手机号码全部公开，并印在宣传册、警民联系卡、水杯和围裙等物品上，发放给民众，让民众有问题随时可以找到公安人员。
在公开号码问题上，湖州公安也曾经犹豫过。经过讨论，民警们相信，绝大多数百姓是通情达理的，真要打电话，特别是在后半夜打，就是那些十万火急、过不了夜的事情。“这种事情你及时做了，人家可能会记住你一辈子。”金伯中说。
监督民意测评两次垫底将问责
自实施“警务广场”战略后，在湖州市公安机关的年度综合考评中，群众打分影响力从之前的5%增加到51%，普通老百姓不但掌握了评判公安工作的“控股权”，而且对派出所所长等一线干部的提拔任用也有了直接投票权。
为保证民意调查和干部使用的公正性，湖州警方委托第三方民调机构,了解老百姓对派出所、交警等一线民警的满意度。
金伯中介绍说，湖州公安严格推行以民意为导向的干部问责，对漠视民意、玩忽职守、滥用职责等行为严肃追究领导责任，并对年度两次民意测评排名末位的基层所领导实行问责。
2013年5月，在浙江调研期间，公安部对湖州市公安局创新警务模式的情况进行了重点调研，并将湖州经验称为“新形势下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范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示范性。
个案
“能当上这个领导全靠百姓”
2010年底，湖州市吴兴区妙西派出所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和所长知晓率位列全市倒数第一。时任妙西派出所所长沈品荣走访发现，民众的意见不是因为社会治安不好，而是因为看不到民警，“不认识你干吗要说你好”。为此，沈品荣在3个月时间里走访了辖区的2800户家庭，积极与辖区内居民进行沟通。
在2011年上半年的民意测评中，妙西派出所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和所长知晓率位列全市60个派出所的第四位、第一位和第一位，2011年底，安全感也位列第一位。因为民意评警结果直接运用于干部竞聘制度，沈品荣在2011年底市局组织的中层干部竞聘中，被聘任为市局反恐怖支队副支队长。沈品荣说：“我能当上这个领导，全靠老百姓！”
迟到50多年 黑户老人领证
依据“警务广场”战略，湖州公安每年推出“惠民十大行动”，均由百姓投票确定。2013年有4.6万人参与投票。
在2013年的信访接待中，有一批民众的生活由于户籍迁移和落户问题受到影响。
73岁的长兴县农民周翠兰老人和老伴结婚50多年因没有户口也没有领到结婚证。周翠兰19岁时从安徽逃荒到长兴，多年没有回家乡，户口被注销。因为没有户口，她办不了低保、医保，领不了结婚证。
经过民众投票，2013年的“惠民十大行动”里，解决户口迁移和落户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公安机关经过走访研究，讨论出台了相关政策规定，当这一年中全市8.2万人受益，2800多名像周翠兰一样的“黑人”上了户口，拿到了身份证。2013年5月6日，周翠兰老人和老伴终于领到“迟到”了50多年的结婚证。
对话
湖州市公安局局长金伯中
几个老上访户常给我打电话
“老百姓很理性，平时电话很少”
新京报：为什么会公开手机号码？
金伯中：现在很多机关都把领导的号码隐掉了，眼里老百姓都是刁民，怕电话公开后一天到晚都是骚扰电话。我们公开手机时，就有上级对我们提出质疑，但我们坚持了下来。
我们传统的沟通方式，如警民恳谈，虽然很好，但仍存在弊端，因为所选择的恳谈代表还是以“我”为导向，“我”叫谁就是谁。而有些有需求的老百姓他们可能代表不了。很多事情到我这里都是二三手了。实际上我们想要真正的能让草根老百姓和公安机关沟通更加畅通的平台。
我的手机号码已经公开了3年。每次在警务广场和接待中，我都会了解到一些情况。比如有些民众的问题多次上访得不到解决，而我有解决的资源和权力，进行权力和资源的协调。让老百姓有事情能够找到局长。想来想去就从局长到下边都将手机公开了。
新京报：你接到过骚扰电话吗？
金伯中：我只有一个手机，网上搜一下就知道号码。没什么骚扰电话，几个老信访户经常打电话。实际上，在正常情况下电话很少。实际上，老百姓很理性。真的要找我的民众就是他们找了下边很多次没能解决问题，才会找到局长。我认为要信任老百姓。
没有过去想象的那样有骚扰电话，一天到晚都不得安宁，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每个月的电话费是250元。到后半夜几乎没人打电话给我。而且，老百姓知道我们上班，一般都是发短信，或者中午和傍晚的时候打电话。有些电话听了之后，就想，早知道就好了，可以早点为他们解决。
“从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转变”
新京报：湖州的警务测评机制某种程度上将权力交给了百姓，你这么做的目的是？
金伯中：公安工作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有安全感，让百姓满意。我认为衡量公安工作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所以我们下决心改革我们传统的警务考核体系。
我们经过分析，传统的警务考核主要是以业务数据来衡量标准，我认为这些数据是公安的“GDP”，这个如果不能整合老百姓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对老百姓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很多年我们很大程度上都把它当做口号，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真正把“群众满意”的标准转化成为老百姓为主的评价体系。把百姓的感受当做我们的标准。
构建民意为导向的警务模式实际上是我们的整个公安模式在从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转变。整个改革是一个“还权于民”的过程。使我们的警务行动更多地体现老百姓的意志和愿望，把我们的决策权、监督权、评判权和选人用人的权力还给百姓。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权、话语权、监督权和问责权。
“下一步计划取消业务排名考核”
新京报：你认为警务广场目前效果如何，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金伯中：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民警的思想观念的转变。经过5年的实践，我们的民意为导向的警务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并且运行良好。整个警务机制已经扭转。这个警务机制是颠覆性的—分析研判民意的评判机制、任用和问责机制都发生了改变。
同时我们仍将不断完善制度，将最基本的决策权交给县区公安机关。
下一步，我们计划取消业务排名考核，将上级部署和实际情况有机结合。确实没有的问题就不搞，做老百姓需要的事情。这样一来，基层的公安机关就会有时间和精力做老百姓的事情。
本版稿件采写/新京报记者 韩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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