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日前称，调查组将对浙江张高平叔侄冤案的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其中就包括案件审核人——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她曾被称为“女神探”。法学界权威学者表示，对司法的监督不应只依靠“拦轿申冤”。
去年3月26日，张高平和张辉叔侄俩被宣告无罪释放，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家乡。
一晃一年过去了，他们的身体摆脱牢狱，他们的心是否已经归于平静？是否真正开始了新生活？
“10年前，100元能用很多天，怎么现在100元打开了就没有了？”张辉感慨花钱如流水。
这一年，叔侄俩各买了一辆宝马车。张辉说话间，不时和女友用微信聊天。
叔叔张高平：抠门和雄心
“算计”到女儿头上
上周六，歙县下着细雨。早晨8点，七川村的老人已经三五成群地在聊天。
“张高平，有人找！”三哥张高真对着楼上喊了一嗓子后说，“还在睡觉呢。”不一会儿，住三楼的张高平小跑下来。他一边给记者递烟，一边沏茶，“这是铁观音，我让朋友买的，(一斤)要1000多块呢。”
下午的时光，对张高平来说，最难打发，所以他常去村里的棋牌室看别人打麻将。
村里的男人打麻将，输赢常常好几千，甚至上万；女人打麻将，至少也是10块、15块的。“我连两块五的麻将，都很少敢打。”张高平说，“自己入狱前，也是赌的，有时不出车，一天能输掉几千，有时一天也能赢几万。等我以后挣钱了，也会玩大的。”
只要看到熟人，张高平都会热情地散烟。他的烟瘾不小，每天要抽两包20块的利群。“你十几年前就抽20块的迎客松，现在怎么还抽20块的？”村里有熟识的人常揶揄他抠门，把钱看得比命还重。
前些日子，女儿要买iPad，被张高平阻止了。他还跟两个女儿立了规矩：借钱要还。“女儿们骂我抠门。”张高平想让女儿帮着每月还1000元房贷，被拒绝了。
女儿们觉得，一场牢狱让老爸变了很多——从前花钱大手大脚，现在斤斤计较，居然还“算计”到女儿头上了。
赔偿款“不敢乱花”
七川村里，随处可见三层小楼，张高平家的瓦房老宅显得格外惹眼。新房子没盖，也是张高平没正儿八经找对象的一个原因。“没房子，别人来了住哪儿啊？”
“国家赔的钱，不是靠本事挣的，我不敢乱花。”张高平从赔偿款中，拿出一部分买了一辆红色宝马，又在屯溪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商品房，剩下的则交给做生意的侄子打理。
张高平算了算账，每月伙食费约1000元；一天两包烟40元，一个月1200元；宝马车的油费一个月一两千元；房贷每月还3800元；还有买衣服等其他生活开支1000元。加起来，每个月要花掉差不多7000块。
“别人都在忙，我天天在家玩，太无聊，就想找个工作。”以前在监狱时，张高平跟狱警抬杠，斗得很有劲，回家后没事做，反而觉得无聊。
遇上天气好时，张高平就开着宝马车，到县城去，和建材店、瓷砖店和宾馆的老板们聊天，聊些生意怎么做、好不好做之类的话题。“生意不好做”是他得出的结论。
那辆红色宝马车以及屯溪的房子，都是张高平买给女儿的。“等女儿拿到驾照就给她开，我以后要换辆奥迪A6开开。”张高平说，“一年挣几万块或十来万，我不想搞。要是一年下来，能挣几十万，那我就感兴趣了。”
“心很大。”张高平这样评价自己。
侄子张辉：收入不错，准备结婚
努力接轨新生活
刚出狱的时候，张辉觉得什么菜都好吃，“尤其是鸡鸭鱼肉，觉得特别好吃，好像有几个月连续吃都吃不腻，现在才能平常地对待荤菜。”张辉说，他觉得家乡变美丽了，高楼大厦多了，许多事情变化太快，让他接不上轨。
“以前甘蔗只要1块钱一根，等我出狱后卖10块钱一根，大的还要15元，我感觉变化太快了。”张辉说，100元一打开就没了，以前能用好些天。
物价的变化很快就能适应，但如今转账、信息查询、购物都通过手机，张辉有点吃不消。为了尽快掌握新技术，张辉买了一部iPhone 5，在朋友的指导下，他已经能熟练地使用微信和女友聊天。
如今的张辉，和堂弟们一起做工程项目，一年算下来能赚到20万元，就是每天都非常忙。张辉的父亲张高发鼓励儿子说：“忙是好事，说明你还有用。”张高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国家赔偿的钱是本钱，不应该用来挥霍，而他的宝马车一年维护费就要五六万元，所以他让儿子一定要能够挣到自己乃至成家后的独立生活费。
张辉回家不久，给他找女朋友的事就成了64岁的父亲张高发的“心病”。张辉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现在都已经39岁了。
张辉和一些20来岁的女孩聊过后，总感觉哪里不对味。“我感觉自己还远没有跟上她们的节奏。”张辉这样诠释他对年轻女孩的看法，他甚至询问记者，现在的女孩都是啥想法？
在张辉眼里，人品、工作、家境、相貌应该是最重要的标准，但张辉在相亲时总被问：“有房吗？有车吗？房子在哪里？什么车？”
相亲失败买宝马
歙县七川村，张辉家门前的土路上停着一辆白色宝马车。这是去年10月，张辉和叔叔张高平一起去浙江买的。
之所以买这辆宝马车，直接的导火线是相亲失利。
去年，一个朋友给张辉介绍了一个女孩，两人感觉蛮合得来的。“前一天我俩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家就到我家来说不行了，说了许多理由，什么性格不合呀，相处不来呀。”张辉郁闷地说，他事后才知道，这个女孩和其家人，“说我们家因为冤案，父亲找人打官司，已经倾家荡产了，赔偿的那点国家补偿只够还亲友的借款。人家女孩就是因为嫌我家里条件不行，才找了理由推脱的”。
这个事情刺激了张辉。
随后，他和叔叔到浙江一人买了一辆宝马车开了回来。
出狱后，国家和浙江省都给了一笔补偿，叔侄俩手头都不差钱。
去年年底，张辉在亲友介绍下，认识了歙县的一个女孩小艳(化名)，“30来岁，人感觉很不错”。
“她在浙江打工，今年5月将到我家里来，算是都见过双方父母吧，若一切顺利，将尽快结婚。”张辉笑着告诉记者，已经有记者们在电话里告诉他，若结婚时，一定要通知他们。据《新安晚报(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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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错案非“女神探”一人之责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研究员屈学武认为，造成错案并非一家，也非“女神探”一人。“从目前来看，我国地方法院判案的独立性是不够的。”屈学武说，“像张高平叔侄这样影响较大的案件，往往是由法院审委会决定的，最后很有可能是由法院领导层拍板的。所以，追究这样的错案，会牵扯到很多官员。”建立有效的错案追责机制没错，但是，“一概而论、一竿子打到底”的错案追责，可能导致将来出现“反效果”。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4月9日说，调查“并非只针对聂海芬一人”。法律监督不能只追责一个“女神探”，而应成为制度性安排，这已是学者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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