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4月19日电 题:联手治霾成京津冀一体化排头兵 三大疑问待解
作者:白琥
在雾霾频发的现实困境下,联手治污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排头兵。为应对愈发严峻的区域性大气污染,三地开始探讨统一限号限行、统一油品等措施,加快联手治污步伐。
然而,对于三地而言,治污愿景与利益藩篱同在;而对于河北而言,经济利益与污染企业相伴相生。不难看出,京津冀三地的“青山绿水蓝天梦”,仍面临诸多疑问与挑战。
疑问一:京津冀联防联控机制能发挥多大作用?
2013年,由6省区市7部委组成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启动,获广泛关注。近来,京津冀持续互动,开始就区域污染治理探讨统一限号限行、统一油品等多项措施,让联手治霾成为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较为亮眼的举动。
然而,不时造访京津冀的雾霾天气也让人们不禁生疑:倡导“责任共担、信息共享、协商统筹”的联防联控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庄志东曾表示:“联防联控机制仍在不断建设中,京津冀联防联控确实有难点。”
“京津冀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所以要想推行一个标准,比如淘汰落后产能,都会相差很多。此外,每一次污染过程不一样,在京津冀21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内,一般也不会出现污染物状况完全相同的情况,由此带来的区域联防联控就很复杂。” 庄志东分析。
实际上,除去上述因素,京津冀联防联控的难点还有很多。
相关专家就此指出,2012年,河北省GDP位居全国第六,支撑这份成绩单的是当地能源消耗量的迅猛增加和重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可能对各省份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社会就业等产生影响,“压减产能意味着压减GDP。”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则指出,联防联控机制的协调成本太高,必须建立专门、独立的机构去管理,而环保部应该在上述机构中扮演协调的角色。
“京津冀应当建立机构保证三地之间的信息交流,这个机构应当有一定的预算,用于帮助各省市制定规划、信息共享、开会讨论、信息公开。此外,这个机构是要独立且有效率的,以保证机构为三地服务且不偏向任何一方。”宋国君对中新网记者说。
疑问二:河北产业承接与污染治理能否兼得?
近日,北京与河北的产业对接也有了实际动作。本月16日,北京凌云建材化工有限公司原料药碳酸氢钠项目确定将整体搬迁转移到河北省邯郸武安市。这是近期第一个从北京整体搬迁到河北的央企制造业项目。
相关报道称,这家生产设备老化且能源资源消耗高的企业,将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实现废气、废水、废渣的零排放,总体来看对河北当地不增加新的污染排放。
北京外迁企业相关消息早已在舆论中发酵,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北京已制定了第一批外迁企业名单,随后该市发改委对名单予以否认。河北省石家庄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未看到该名单,但他同时指出,“应该是一些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
针对北京淘汰的落后产能是否会被河北引入的问题,河北省发改委副主任宋立民曾表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承接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技术装备水平的,绝对不再承接那些已经被淘汰或者是落后的产能。这是一个高起点、高水平发展的过程。”
然而,“高污染、高排放”再次撩拨着公众的神经。虽然河北官方强调将严把产业准入门槛,但产业转移也会给当地带来经济利益,因此人们仍不禁担心:本已深受污染困扰的河北,能否在产业承接和污染治理之间找到平衡,而产业承接会不会成为河北环境治理的掣肘?
河北官方的表态能否打消人们的上述疑虑,目前来看,这还是个未知数,而公众对这样的产业腾挪的疑虑或不止于这一点。
北京市环保局局长陈添近日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透露,最新研究显示,目前北京空气中三成以上PM2.5来自区域传输。有鉴于此,河北与北京的产业对接,对易受区域传输效应的北京有怎样的影响,亦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疑问三:天津河北重污染企业出路何在?
为实现城市功能的优化,北京的重污染企业将向外转移,而作为承接方的河北、天津,其自身重污染企业的出路何在,则成为一个新的难题。
严重的大气污染促使河北再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也催逼这个钢铁产量连续13年位居全国之首的省份再次向过剩产能“开刀”。
据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殷广平介绍,到2017年,河北将压减6000万吨钢铁、6100万吨水泥、4000万吨煤。同时,加快推进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到2017年完成123家企业搬迁任务。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是全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河北又是京津冀地区的重点,过量排放是主因。”殷广平表示,必须从转方式、调结构入手,从根本上改变河北省偏重的产业结构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天津市经信委副主任邹方斌则表示,到2017年,行政辖区内钢铁产能将控制在2000万吨,水泥熟料产能控制在500万吨。三年淘汰关停“三高两低”企业700家。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天津还将排污费征收标准平均由每公斤0.83元调整为7.82元,提高9.5倍。
对于津冀的上述措施,长期研究环境政策的宋国君则表示,在环境治理中,产业到哪里去是市场行为,政府应该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愿。
“高耗能没有罪,超过排放标准才是不合法的。因此,政府要用排放标准这样的政策工具引导企业的选择,如果不对污染源严格排放标准,污染企业无论搬到哪里都会出问题。”宋国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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