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析三大顶配机构

独家图解：中央三大机构人员配备

　　受访专家认为，三大机构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现有的条块分割格局，在一些重大战略和重大政策中实现党政高度融合，避免权力过度分散，是对国家治理方式的一种新探索

　　法治周末记者陈霄

　　4月15日，在提出设立后历时近五个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外界认为这个倍受关注的机构已正式启动运转。

　　事实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这三个由习近平总书记挂帅、正副负责人不少于三名在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顶级配置”机构，一直以来都受到外界广泛关注。据可靠消息，负责三大顶配机构日常工作的办公室已经组建，人员基本就绪，已经开始开展工作。

　　受访专家认为，三大机构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现有的条块分割格局，在一些重大战略和重大政策中实现党政高度融合，避免权力过度分散，是对国家治理方式的一种新探索。

　　深改组

　　“现在这(规)格，我认为没有任何阻力”

　　在三大机构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迄今为止所披露的信息最多的，也是最先召开小组会议的。根据官方媒体的公开报道，1月22日和2月28日，深改组已开过两次会，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深改组组长主持了两次会议。

　　在第一次会议上，外界从媒体播出的会议画面中得以一窥这小组的人员基本构架。

　　深改组在三大机构中也是“顶配”，共有四位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是组长，副组长分别是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会议画面中出现了国务院、人大、政协、军委、政法等相关负责人，包括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刘延东和汪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及秘书长王晨，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王正伟、周小川及秘书长张庆黎，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公安部长郭声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等。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推动改革，像上世纪80年代的体改委，但现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统筹协调权威机构。

　　“规格太低，调不动，现在这(规)格，比当年强多了，我认为没有任何阻力。”许耀桐表示。

　　深改组的第一次会议设立了六个专项小组，还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项小组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则》。下设的六个专项小组分别是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许耀桐分析说，六个专项小组的设立基本是对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六位一体改革思路，但根据工作侧重点和改革遇到的阻力进行了些许调整，例如将经济与生态合并，因反腐比较突出将纪检单列。

　　官方没有正式地公开宣布深改组除正副组长之外的人事任命，《北京青年报》在今年两会期间报道称，深改组的办公室设在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泸宁任深改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许耀桐分析说，这样的设置符合过去的习惯，从党的角度，政策研究室是智囊，能够起到谋划、协调、指挥作用。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深改组办公室设在的中央政研室，是清水衙门中的清水衙门，不批权也不批物，没有权力寻租的空间，没有权钱交易的可能。

　　而由发改委副主任穆虹任办公室副主任的猜测也很快被官方消息证实：《陕西日报》3月初报道称，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兼省委改革办主任岳亮在北京拜会了中央改革办专职副主任穆虹。

　　这是现年58岁的穆虹首次以中央改革办副主任之职务在媒体亮相，此前曾在国家计委、广西发改委任职，2007年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之后，主管机关办公、固定资产投资、重大项目稽察方面的工作。

　　网信组

　　核心仍在于要加快中国建设网络强国的历史进程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是在今年2月27日宣告成立的，当天即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网信组仍由习近平任组长，副组长是李克强和刘云山。

　　网信组的成立没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但一般认为去年国外的棱镜门事件和国内的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可能是其促因之一。在去年轰轰烈烈的打击网络谣言行动中，包括秦火火在内的一批网络大V因制造传播网络谣言被追责。上周，秦火火被法院判以诽谤罪和寻衅滋事罪，获刑3年。

　　而成立该小组的直接动因，据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说，是国家信息化专家委的一项得到高层重视的建议，汪本人深度参与了这项建议。

　　汪玉凯介绍说，作为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参谋咨询机构，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曾于2009年和2011年两次立项研究国家信息化管理体制机制问题，两次课题的负责人都是汪玉凯。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最终报送中央的政策建议稿。

　　汪玉凯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们向中央提出了当时信息化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例如原国信办归并到工信部，导致管理机构缺乏权威难以统揽全局，同时还存在协调机制不力、部门各自为政、条块矛盾突出等问题。

　　汪玉凯说，当时他在课题建议稿中提的两条核心建议就包括由最高领导人担任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总理当副组长以及由中央设立信息化办公室。

　　专家委的建议上报后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习近平主席原来在福建时主导过‘数字福建’建设，信息化他有比较深的了解和参与，对这块比较熟悉。”汪玉凯透露说，随后不久爆发了棱镜门事件，习近平对专家委建议稿作了长篇批示。

　　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成立的第三个跨党政军的“超级机构”，“出任组长的是党的总书记，这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由国务院领导担任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难以协调党中央、军委、人大等的一些弊端，大大提高了该小组总揽全局的整体规划能力和高层协调能力”。

　　在汪玉凯看来，网信组的设立，虽然有引导网络舆论等方面的考量在内，但核心仍在于要加快中国建设网络强国的历史进程，提高中国全局信息化的水平。

　　与深改组公开人事任命的方式极为类似，4月11日，来自中国科学院网站的消息称，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鲁炜到中科院调研。

　　这是媒体首次公开网信组办公室主任的出任者身份。现年54岁的鲁炜同时也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早前曾长期在新华社工作，在到国信办之前曾在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任上两年。

　　国安委

　　国家顶层安全战略制定应是最主要的职责之一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深改组都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要成立的机构，但直到4月15日，国安委才召开了首次会议，从提出设立到启动运转，历时五个月。

　　国安委仍是高配设置，习近平出任主席，副主席是李克强、张德江。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

　　三大机构至今披露出来的信息并不算多，而在三者之中，国安委更是略带神秘色彩。与中央深改组和中央网信组不同，国安委的第一次会议只播报了文字新闻，没有会议的画面图像，这使得外界要像此前从深改组和网信组的会议画面上直接看到其人员基本架构不再可行。

　　中国当代著名军事专家徐光裕少将评论说，国安委研究的都是涉及国家层面的重大安全决策，因此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机密性。

　　国安委的定位一直是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从国安委的首次会议和习近平在会议上的讲话来看，国家顶层安全战略制定应该是国安委最主要的职责之一。

　　4月15日的会议上确立的国安委五项原则，“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李伟分析认为国安委不仅具有决策职能，也有指挥职能。

　　“以往的国家安全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部门分割，国安委则打破了这种条块分割、资源重合浪费的弊端，最大限度地整合国家资源，来应对国家安全问题。”

　　在国安委的首次会议上，同时出席的还有国安委常务委员、委员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

　　“我们注意到(这消息)，列席会议是什么机制？当对国家安全构成危险时，应当启用什么机制？”李伟认为，根据国安委的金字塔结构，常委可能包含了党、政、人大、政法等部门国家层面的负责人，而委员的来源也与此对应，但级别要低一些。至于每次会议列席哪些部门的人员，很可能视安全问题的具体情况而定。

　　汪玉凯认为，新成立的三大机构虽横跨党政军，实际上这三个机构并没有改变国家权力结构，只是改变了国家一些重大战略、重大政策制定的运行机制，党政高度融合，避免权力过度分散。“这是在新的条件下探索一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

　　同一历史使命

　　法治周末特约评论员奕钧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备受关注。今年两会前夕，又一个“国字号”领导小组正式亮相—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至此，最高决策层已设置三个专项机构，而且无一例外以习近平主席为最高领导人。

　　改革已渐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完成，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深水区”的改革注定充满艰辛，因为“对利益关系的触及将越来越深”，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困难要一个一个克服，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只有“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才能做到“蹄疾而步稳”。这是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同时也不失为对三个专项机构职能的高度概括。

　　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习近平主席提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自1992年十四大开始，国家安全问题日渐升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得到准确表述，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标志，国家安全被赋予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关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习近平主席表述为“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由此不难看出，国安委的职能是对外维护主权安全，对内维护政治安全，目的则是为改革发展保驾护航。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居于首位，由此不难看出，无论外部安全还是内部安全，归根究底都是为了“人民安全”，正所谓国泰民安，这种以民为本的国家安全观，有助于“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以国家安全为基础，无疑有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新一届领导集体成立以来，“改革”是当仁不让的热点词汇，不仅每每被人提及，而且屡屡付诸实施。从推进大部制改革，到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从推出“营改增”为小微企业减负，到研究推进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在大规模简政放权的同时，行政体制改革的大幕已经悄然拉开。如果说“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下的基调，那么，如何改革则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目标所在。

　　对于以“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为己任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来说，值得注意的关键词有两个：“全面”和“深化”。“全面”意味着改革并不局限于某一方面，而“深化”则意味着改革绝非细节上的修修补补，不仅需要啃硬骨头、涉险滩的勇气，而且难免会触及甚至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和运行机制。以此为背景，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统领全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不仅有力释放出全力推进改革的信号，而且预示着搭建起相应的组织架构—参照中央改革领导小组的模式，各地方主要领导挂帅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相继成立，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有了更加清晰的组织架构，而且有了更为明确的职责分工。

　　三大专项机构中，未经“预热”直接出现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曾格外引人瞩目，实际上，以“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挂牌成立为背景，“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顺理成章的重大战略部署，因其不仅涉及国家总体安全，而且涉及相关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从信息化角度来看，信息化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的渗透、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掌握先进的信息技术就意味着掌握科技发展的先机；从网络安全的角度来看，“斯诺登事件”将其中隐藏的重大威胁呈现在世界面前。互联网问世20年来不断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传统的制空权与制海权一样，争取网络世界的控制权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同样意义重大。维护网络安全，不仅需要制定相关法律，同时也离不开规范化的管理机制以及常态化的管理机构。

　　解读三大专项机构不难发现，涉及国计民生等重大事项的组织架构正在调整，趋向是更加有利于增强中央对全局的掌控。这样的变化其实不难理解，在大刀阔斧简政放权的过程中，决策层对具体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少，只有加强对大局的统领和协调，才能避免“一放就乱”，确保各项事业的平稳进行。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国家安全、深化改革还是网络安全，其最终的价值指向都是为民，从这种角度来看，三个最高规格的专项机构，无疑肩负着同样的历史使命。以国家安全为基础、深化改革为保障，民众才能因此而分享更多发展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