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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学者粟屋宪太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摄影/本报记者 黄亮 |
4月22日，村田忠禧和粟屋宪太郎两位日本学者受邀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讲座。就中日双方近来的紧张关系，北京青年报记者对钓鱼岛、东京审判、靖国神社等双方关注的问题和争议的焦点，专访了两位日本学者。
两位日本学者热爱自己的国家，认为中日双方世代友好是两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与日本右翼势力言论相反，两位学者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对钓鱼岛、东京审判和靖国神社等问题给予了客观的历史审视。村田忠禧是认为“钓鱼岛并非日本固有领土”的日本学者，他撰书指出钓鱼岛是如何“成为日本领土”，建议中国诉诸国际法庭解决争端。粟屋宪太郎被称为东京审判研究第一人，他认为只有日本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才能独立面对国际社会，到靖国神社参拜甲级战犯应该受到指责。
粟屋宪太郎，日本立教大学名誉教授，70岁的他被舆论称为东京审判研究第一人，这个称号，是对他几十年研究东京审判以及日本其他涉及二战议题的褒奖。
东京审判是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多的世纪审判，粟屋宪太郎认为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绕不开东京审判，他从1976年开始就对东京审判充满了浓厚兴趣。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翔实运用，让他的研究颇具说服力。粟屋宪太郎还是日本第一个系统证实日军在二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学者，《关于毒气战的资料》等一批珍贵史料于1989年在日本出版，影响很大，推动了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问题的认知。
在今天日本势力范围右倾化的大环境下，粟屋研究的这些课题似乎有些敏感，但他认为历史证据无法否定，在意识形态纷争中，他只关注真相。粟屋说自己的研究堂堂正正，从没受到右翼分子的任何恐吓、威胁，事实上，他说自己压根不重视右翼势力，他认为右翼势力影响力被夸大了。
头发花白的他，更多时候喜欢安静地坐着，闭目养神，但谈到重要内容时语调会调高一些，神情专注。比如靖国神社问题，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总会引起中国的愤怒。粟屋的父亲1945年战死于菲律宾，灵位也被合葬于靖国神社，但他不去参拜，而且直言靖国神社合葬战死者的灵位没经过家属同意，不可理解。
在有些人看来多少有些异类的他，还要写几本关于东京审判的书。他说自己很荣幸被聘请为上海交大名誉教授，合作研究一些历史问题。在中日两国关系遇冷的现状下，他想从学术层面增加交流，为打开僵局做些努力。
对话
粟屋宪太郎：右翼势力没多大
“东京审判的遗憾是没对天皇追责”
北青报：您研究东京审判，东京审判后一些战犯没有被起诉，生化武器等方面也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您怎么看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粟屋宪太郎：你提到的化学武器、毒气、战犯等问题，检察官方面向法庭提出的起诉状上都含有这些问题，但最后美国决定对这些责任不进行追究，在我看来这都是不正常的事情。
北青报：您认为东京审判的遗憾在哪里？
粟屋宪太郎：我认为遗憾就是对裕仁天皇没有进行战争责任追究，因为当时主张对裕仁天皇进行战争责任追究的法官非常少，只有法国的法官和审判长韦伯。
北青报：慰安妇问题也是当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中国有关慰安妇的诉讼在日本一直被驳回，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随着时间流逝，随着当事人去世，这些案子会不会成为无法解决的无头案？
粟屋宪太郎：在日本，很多中国关于慰安妇的上诉都被驳回了，日本的借口是当年缔结《旧金山和约》的时候，所有关于战争的问题都一揽子解决了。但事实上缔结《旧金山和约》时，慰安妇问题还没有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也就是说当时很多世人还不知道有慰安妇这个群体的存在，所以日方的这个借口是没有道理的，日方应该本着尊重事实的态度，对过去的事情进行调查。
“靖国神社合葬我父亲灵位不可理解”
北青报：靖国神社是中日关系中的敏感词，您的父亲当年战死于菲律宾，灵位被放在靖国神社里合祭，您去参拜过吗？心里有没有挣扎过，想把灵位挪出来？
粟屋宪太郎：很多当时参加过战争的人，灵位合葬在靖国神社里都没有经过家属的同意，靖国神社作为宗教法人做了一件没有经过家属同意的非常独断专行的事，我对靖国神社这个行为不认可，这种行为也非常奇怪，非常不可理解。
小时候我奶奶带我去过一次（靖国神社），那时我还不懂事，懂事后就再没有去过，我有别的祭奠办法。我一个学生研究日菲关系，在菲律宾那边经常和他有往来，在他帮助下，我去过我父亲1945年6月初阵亡的大概地址实地参观，献了一束花，以这种形式寄托对父亲的哀思。
父亲在靖国神社被合葬的只是灵位，除了灵位，他在其他地方还有一个墓，我们会去那里扫墓，所以对我来说，灵位迁出来或者不迁出来都没有什么意义。
“日本右翼影响力没有那么大”
北青报：您研究这些会不会感到孤独，您这样的学者在日本会不会越来越少？
粟屋宪太郎：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学者人数并没有变少，所以自然也不会感到孤独。
北青报：您有没有因为您的研究承受一些压力和指责，比如被批评不爱国等？
粟屋宪太郎：我对毒气战、东京审判等问题都是对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堂堂正正进行，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右翼任何形式的威胁恐吓。我认为右翼不值得惧怕，他们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存在，我是很轻视他们的。但现在随着整体的右倾化，真正值得担心的是以年轻人为主的网络右翼。
北青报：网络右翼为何值得重视，他们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粟屋宪太郎：网络右翼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他们特别的无知，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所以在有些事情上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他们就轻信，并采取过激行动，网络右翼越来越多的话，对日本走民主国家的道路是非常有害的一件事情。
北青报：右翼势力的影响有多大？有没有和日本右翼势力沟通的可能？
粟屋宪太郎：我认为右翼没那么大势力。右翼鼓动的一些问题，很多日本人是不认同的。我认为没必要和右翼沟通，没必要打交道。
“想从学术层面与中国交流打开僵局”
北青报：您认为中日关系中媒体舆论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
粟屋宪太郎：现在在安倍等右倾势力统治下，很多媒体也逐渐走向右倾，在日本媒体和首相走得很近，媒体领导经常有机会和首相一起吃饭，有沆瀣一气的感觉。一些主流媒体，跟以前相比都有了很大的倒退。
北青报：近几年中日关系比较紧张，但有识之士在做一些缓和双方关系的努力，您怎么看这种缓和的努力和效果？怎么看中日关系前景？
粟屋宪太郎：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两国关系走向取决于两国首脑采取的政策，我们作为民间力量，也非常有必要从民间层面推动。我本人年轻时参与过很多中日友好民间活动，去年有幸被聘请为上海交通大学名誉教授，合作搞一些东京审判的研究，我也对他们提出很多建议，我个人想从学术方面与中国交流，打开这个层面的僵局。文/本报记者 李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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