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被捕了，我也要走了。万一以后我回不来，你要记清楚一件事：我是共产党。我不叫蒋林根，我叫涂作潮。你不认字，想办法把这几个字记下来。日后如果共产党坐了天下，你就去找毛泽东，他会管你们娘儿几个吃喝拉撒睡的。如果共产党没有坐天下，带着孩子嫁人。不要再提涂作潮三个字。”
1942年9月，中共特工李白被捕，涂作潮匆匆撤离上海，临行时对妻子张小梅叮嘱。涂作潮的小儿子涂胜华从母亲那里知道这段话，是在1968年7月28日，受父亲牵连死于非命的二哥火化了。母亲抚着骨灰，喃喃地说：咱们家怎么能弄得家破人亡？你爸爸怎么会反党呢？
据中共电子工业部党委1984年1月9日签署的《涂作潮同志平反结论》：自1967年7月至1969年2月，四机部军管会和部机关少数人员以“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国际间谍”的罪名，对涂作潮施行残酷的肉刑逼供逾百次、千余小时。
从四机部的牛棚里放出来一个星期，涂作潮瘫痪了。
他的嘴出了名的严。造反派一个小头头对涂作潮说：1936年，周恩来让你把一支钢笔带给潘汉年，有一封信在钢笔筒里藏着，这是什么名堂？
“潘汉年是一个半公开的共产党，他目标太大。我涂作潮没人认得。所以从西安到上海这一段，我拿着信更方便。”
“这个信没封口，实际就是一张字条，那是带给张学良的。你不打开看看？你是死人？”
“我们有纪律。总理没说不让我看，他只是说当心点，别丢了。”
小头头恼羞成怒，一边挥鞭子一边骂：“他让你吃屎你也吃吗？”
父亲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涂胜华到今天都很想知道。
骗过了敌人，骗过了亲人，骗过了造反派
涂胜华在医院陪父亲打点滴。父亲发现乳胶管中有一小截空气，蓦地抬起已经瘫痪的右手，打掉了插在自己左臂上的针头。他对惊愕的儿子解释：“这一小截空气会要我的命。俄国人杀兔子就用空气针。”涂胜华想问父亲是否在苏联专门学习过这门杀人技术，父亲却再不肯说了。
一次去医院的路上，司机发动汽车，车“轰”地往前一蹿。父亲坐在后座嘟囔了一句：挡挂高了。涂胜华惊了：一辈子没听说他会开车啊。再问，又不肯说了。
这种“又不肯说了”的时候很多。由于“革命需要”，父亲结婚时也对母亲隐瞒了真实身份。直到有了三个孩子，母亲才知道：男人一直在骗自己。
造反派们想知道的很多，比如，周恩来使用过的电台呼号和频率是多少？涂作潮一口咬定：不知道！我是搞机务的，不搞报务。
不是所有人都能挺得住。数年后，在清查造反派时，又有两个人来访问涂作潮，言谈中透露出当年有人受刑不过，泄露了这个秘密。涂胜华事后听其中一人回忆：父亲当时双眼“瞬间露出凶光”，立即问那两个人：除了你们，还有谁知道？把掌握呼号频率的所有人名和身份，立即报总理办公室备案！
不过，涂作潮也有没能守住的秘密——当年他发明出来，教李白使用的“无形收报机”。
“用两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勾在真空管的屏极上，另一头套在震荡管的铝帽上，再把收音机的音量控制器加以改造，这就构成了收报机的差频振荡器，收音机就能接受电报信号了。一旦拿掉线圈，收报机立即就变成了普通的收音机。李白就是用这种办法，让日本宪兵找不到证据，无法定他的罪。”
在一篇名为《我党秘密电台挫败了日寇专家》的文章里，涂胜华如此描写这种“无形收报机”的神奇。这是当年父亲在造反派肉刑下交代的，后来也对他叙述过。
2009年，涂胜华请无线电技术精湛的三哥复制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无形收报机”，用于展览；结果按照父亲交代的原理制造出来，就是不工作。
涂胜华这才明白，父亲的“揭秘”一直是假的，他骗过了造反派，也骗了儿子。“如果不动手造一台，这个秘密估计这辈子都不会被揭穿了。”
对父亲的更多秘密，涂胜华只能破解一个是一个。比如，1930年父亲用了什么办法，让素不相识的魏朝鹏舍命相救？父亲只告诉他，是用了青红帮的一套见面暗号，让他认定自己是“帮内兄弟”。这套见面暗号是什么？父亲又不说了。
2003年，涂胜华从一份名为《档案大观》的报纸上看到了答案：主人摆上四个茶碗，客人端起哪一碗，是有讲究的。第一个表示“今天无事闲聊”，第二个表示“最近不太顺”，第三个是借钱，第四个是“SOS”，紧急求救。但是端起的茶不能喝，要泼在地上，茶杯放回原处……
放不下的四个名字
魏朝鹏是涂作潮一辈子放不下的四个名字之一。
1930年12月30日，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活捉国民党18师中将师长张辉瓒。张辉瓒乃蒋介石爱将，又是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及再造共和的功臣，为赎回张辉瓒，国民党开出价码：释放政治犯，提供20万现大洋及盐、西药若干，准未被歼灭的18师54旅军官以下整旅投降红军。
得知消息，中共中央急派涂作潮、李翔梧作为谈判代表赴中央苏区，通知朱毛在吉安放人。两人随身带一部相机，把国共双方商定的协议文本拍摄在玻璃底版上。达中央苏区后，显影底版，放大成照片做成签字文本。如遇意外，打开照相机后盖曝光。
1931年2月8日，一身国民党军官制服的涂、李抵南昌，却在当日江西版《民国日报》上看到张辉瓒首级入殓的消息。原来1月28日，张辉瓒在公审时，已被红军当众处决。涂、李商议之后，曝光了相机中的底片，紧急撤离南昌。途中遇有青红帮背景的乡绅魏朝鹏掩护。魏朝鹏买了一船景德镇的瓷器，让涂、李扮成商人，自己扮管家，一路护送他们到上海。三人为纪念这段经历而结拜为异姓兄弟。1952年，魏朝鹏以援助国民党军官的罪名被“镇反”，至死不知道当年跟他结拜兄弟的人是中共特工。
1997年，涂胜华多方奔走，南昌市郊区（现青山湖区）政府下发了一纸通知，《关于表彰魏朝鹏同志善行义举的通报》，由区、乡派员，到村里开了个表彰大会。算是报恩。
又几年过去，魏朝鹏的墓因修路而拆迁。现在，他重达200公斤的墓碑就供奉在“涂作潮陈列室”里，上面刻着他营救两位中共代表的详细经过，以及两人后代的名字。
涂作潮终生记挂的另外三个名字是：何量澄、连德生、聂珍刚，都是他在上海搞工人运动以及特科工作时结识的战友：“爸爸跟我讲：这段时期，战友之间的情谊是最真诚的。后来到了中央苏区，有宗派主义，人际关系就复杂了。”
聂珍刚牺牲于北伐路上。1951年，涂作潮在上海看到烈士后人登报的寻人启事，终于如愿帮他们申请到了烈士证书。
何量澄是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侄子，时任中共上海杨树浦支部书记，1925年9月病逝于上海。不知何故，何叔衡并未将这位侄子的后事安排妥当，致使其后裔未得到应有抚恤。2008年，涂胜华费尽周折搞来何家的家谱，终于找到了何量澄的两个孙子——在广东打工的两个湖南民工。
然而民政部门电话他：按照规定，病逝的不符合标准，不能追认烈士。
患病去世而在1950年代被追认烈士者并不罕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就属此类。但1980年国务院颁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明确提高了评定标准。一般因病去世者很难再被追认。
何量澄是在参与领导五卅运动时病逝的，怎么就当不上烈士？涂胜华不服，却无计可施。
他在何量澄的照片旁加了一块展板，用的是繁体字：“量澄伯伯，这是2012年5月上海市民政局婉拒的报告。我们父子两代三（十）载仍未争取到您的烈士证书……”
1935年，时任中共中央交通科长的连德生在长征路上被俘并枪杀于江西省赣州市的大余县。
连德生的身份和他被害的照片，当时刊登在国民党报纸《绥靖公报》上。报纸一直收藏在江西党史部门。然而几十年来，追认烈士有条规定：由籍贯地有关部门申报。祖籍浙江上虞的连德生就这样湮没在历史中，长达75年。经过不懈寻找，他的孙子连光荣找到了这位失踪几十年的祖父。
“干革命的时候，可没说依据籍贯。”连光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10年，他为祖父争到了烈士证书，还建了座纪念碑。涂胜华找到了他。连德生的照片和事迹，也供奉在了涂作潮陈列室。
他的隐瞒有时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1960年代，彭干臣烈士的儿子找到涂作潮追问：我爸爸到底是怎么死的？涂作潮始终一言不发，双泪长流。实际在那份自传中，他早已写道：“（彭干臣）听说死于王明路线。”
彭干臣的外孙女在涂作潮陈列室里，请南方周末记者给她和外公的遗像一起照个相：“我知道，我外公死于党内斗争。”
“我本性不好，有意见就提”
涂作潮最后担任过的实质性职务，是上海电机厂的党委委员、厂长助理。处级干部。
到四机部休养时，参照他的三级工程师职称定为司局级待遇。而比他晚两年入党，同样进入情报系统的李克农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更不用说比他小15岁的罗青长了。
就连这个三级工程师，也是因为1956年他和两位同事一起成功仿制了辐射探矿仪并批量投产，为国家寻找铀矿立下功劳的缘故。跟他1924年入党的资历毫无关系。
为什么他的官越当越小？这个问题，涂胜华从小学就开始琢磨。
有次他拿一本1957年版的《红旗飘飘》去问父亲：你认识一个叫曹丹辉的吗？曹丹辉是1955年授衔的少将，他在《一个红军电台干部的日子》中写道：毛委员来参加我们的支部会议，因为冯政委跟一个叫老涂的机务员打起来了。涂胜华强烈怀疑，那个倔强的“老涂”就是自己的父亲。但父亲不吭气。
而在1956年因受调查而交给组织的那份自传里，父亲居然把那件事定性为“毛委员处理不公”。1931年，时任红军无线电大队政委的冯文彬跟机务员涂作潮吵了起来，把他捆在树上。毛泽东亲自来处理，将冯文彬调走，未给任何处分。涂作潮极不满意。
“……毛主席亲自出马，认为冯文彬完全未错，错在我一个人。这件事我多年来都是不满意的，因此造成各种罪恶。不过近年来也有深一步的思考。
“一，作为一个领导者，这样对别人是不应该的。二，作为一个被领导者，特别是军队中的下级，这样也是不应该的……”
冯文彬调走，涂作潮升为政委，但机务工作还得兼起来，一天工作二十几个小时。七天后涂作潮坚决辞掉了政委职务，周恩来找他谈话：“你快落伍了，应改变态度。”他不吭声。
在早期党支部的一次鉴定中，涂作潮得到这样的评价：对党忠诚，但脾气暴躁。
“我这人本性不好，有意见就提。”涂作潮在自传中写道。
1944年7月，新四军通讯总队机务主任涂作潮奉命调任延安。还没分配工作，他去找老战友伍云甫叙旧，直言不讳：“当初你们长征去了，把我留下。我想找一个比你们更共产党的共产党。没找到，就又回来了……”
当时，延安整风运动已经进入“总结经验”阶段，伍云甫不敢隐瞒，当天晚上就向组织汇报。涂作潮被“休养”数年。直到内战胜负已分，他才作为南下干部被派到上海，当了个接收原国民党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和中央有线电器材公司的军代表。
这一段，父亲至死也没说。涂胜华是几十年后从伍云甫的日记中看到的。
涂作潮这辈子，工资最高的时候是1956年，三级工程师的月薪250元。没几个月，他主动要求降两级工资，理由是“国家现在急需建设资金，200元也就够了”，立即获批。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成了全党全国声讨的“右倾反党机会主义集团头子”。上海电机厂也召开了批判会议。涂作潮整整做了100分钟的发言，核心就一句话：彭德怀是冤枉的！
顺理成章被定为“反党分子”，又降了两级工资并开除出党。直到1964年，他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党籍才得以恢复。他被调到北京的四机部。1973年，在北京郊区插队，一天挣两毛六的涂胜华凭外语特长考取了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工农兵学员。他朝父亲抱怨。父亲不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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