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评：日韩国家耻感文化的背后的社会责任意识

　　韩国“岁月”号客轮失事后，船长李俊锡伪装成乘客，第一个弃船逃生。被救后，他第一时间惦记的是兜里的钞票，急忙拿出来晾晒。

　　在事后的调查中，李俊锡及其他船员还搬出诸多荒唐借口。李俊锡称，因为屁股痛所以先逃生。女三副则辩解，“我只是按教科书做的，在男人都很难坚持的情况下，我也无能为力。”

　　这不禁让人想起100多年前“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在那个冰冷的夜晚，船长爱德华·史密斯沉着冷静地组织撤离，还不断给乘客加油鼓劲儿，自己坚守到最后一刻。

　　在此次沉船事件中，安山檀园高中的副校长姜某是首批获救人员，却选择了自缢。在遗书中，他这样写道：“200多人生死不明，我没有信心一个人活下去。所有责任都在于我，是我筹划了此次修学旅行。请把我的骨灰撒在事发海域，让我和那些尸骨无存的学生们在一起。”在这场灾难中，姜某和一些老师们的选择仿佛是幽暗中的光明，照人前行。

　　有人说，姜某自杀源于日韩国家的耻感文化，因为“羞耻”和“内疚”才选择自杀。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政治上受到诋毁而自杀；日本毒大米事件发生后，奈良县米老板中川昭一因受不了良心折磨而自杀，均亦源于此。

　　其实，在耻感文化的背后，是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是法律之外的集体内控力。耻感文化并不是鼓励人们去选择自杀，在其背后，是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需要人高度的自觉性才能完成。但人性善恶的界线并非如此森严，更多的时候是善恶交织，恶人行善、善人作恶亦常有之。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的青帮老大，走私贩毒、包娼包赌，但他也会做点好事。凡是大规模的慈善募捐活动，都有他的身影。无论是失意政客还是落魄文人，只要到上海，他都养着，而且不让人有吃赏饭的感觉，段祺瑞、杨度等都曾受过这样的优待。为了支持底层工人维权，他甚至不惜冒着跟政府闹翻的危险，事后还连累儿子被抓。

　　在上海普通民众眼中，这种善意给他们带来的感触要强烈得多、深刻得多。

　　而一些满嘴仁义道德的人，有可能背地里蝇营狗苟。因领导美国黑人运动，马丁·路德·金一举成名，在大多数人印象中，他就是一名人权斗士，还曾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可鲜有人知的是，作为一个牧师，他却通奸、嫖妓，美国FBI发现，每次巡回演讲之余，他都会伺机嫖娼。此外，他的博士论文还涉及抄袭，连他的经典演讲《我有一个梦》也和其他人的演讲稿高度雷同。不过，美国媒体却拒绝报道此类信息，认为这些丑闻与他的黑人民权事业无关。

　　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曾说：人一生的使命，就是在人群中成为人。种种磨难会诱惑我们退化成兽，泯灭人性。这不仅需要我们坚守正义，更需要在犯错后能及时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