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地放开单独两孩政策，许多家庭重启生育计划，一些有意愿生两孩的父母由于年龄偏大，呈现“高龄追生”现象，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值得关注。
现象：“单独两孩”催热“试管婴儿”
时值五一小长假，下午2点半，记者来到安徽医科大学一附院生殖医学中心，已有20多人排队等候。
合肥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副主任洪名云说：“以前来我们医院做试管婴儿的一个月才碰到几例，单独两孩放开后，仅我接待的咨询两孩试管婴儿的就超过20例了。”安医大一附院生殖医学中心主治医师邢琼称，一些40多岁的高龄妇女追生两孩，她们自然受孕的几率要比年轻女性低，因此很多人都选择试管婴儿。
安医大一附院生殖医学中心医师陈蓓丽介绍，为了确保成功率，做试管婴儿时往往会培育出几个胚胎，多余的胚胎如不愿销毁的便会冷冻起来。“如果这些家庭符合两孩政策，是可以唤醒之前冷冻的胚胎再进行产子的。”
医学专家介绍，目前想做试管婴儿的两孩家庭一般年龄偏大，集中在35～40岁左右。
记者从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了解到，由于政策刚放开，咨询和申请的人较多，预计“单独两孩”生育的高峰期将在近两年出现，其中不乏“高龄追生”的情况。
风险：“高龄追生”对母婴带来风险
试管婴儿技术专家告诉记者，高龄追生的成功率比一般的要低，对于母婴本身也会带来风险，不应过分迷信和依赖试管婴儿，应当谨慎考虑。“事实上，35岁以上的女性做试管婴儿就属于高风险，不仅会增加婴儿的健康隐患，也会给孕妇带来风险。”洪名云说。
试管婴儿技术在医学上称之为辅助生殖技术，医学术语称ART，是帮助不孕夫妇达到生育目的的技术，包括胚胎移植、卵泡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鲜胚移植和冻融胚胎移等。安徽多家三甲医院的试管婴儿成功率在 50%～60%。“高龄追生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会降低10%～20%，尤其头胎剖腹产子的女性，再次怀孕时原有手术疤痕会使子宫破裂的风险增大。”陈蓓丽告诉记者，她们一般会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谨慎考虑。
洪名云表示，高龄生育试管婴儿的，由于年龄偏大、身体状况不佳，在妊娠期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对孕妇本身伤害很大。
此外，高龄追生的试管婴儿缺陷率也会相对较高，为确保婴儿的健康，医生将配好的卵子、精子所形成的胚胎移植到产妇子宫内后，会定期进行疾病筛查。实际案例中，专家发现高龄产妇孕育的婴儿得唐氏综合症的几率明显升高。
伦理：性别要求和借卵生子有悖伦理
“试管婴儿”，这种通过医学技术影响自然的生育过程，在伦理方面一直备受争议。记者采访的多名业内专家均表示，伦理问题是试管婴儿过程中极力避免的，但仍然会碰到许多伦理尴尬。“很多两孩家庭来咨询的时候就明确要求，要再生一个男孩或者女孩，要求我们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帮他们完成。”邢琼发现，两孩家庭对于试管婴儿的性别要求非常普遍。“事实上，只有在某些疾病只会遗传男孩或者女孩的情况下，出于健康考虑，才会对胚胎进行性别选择。”邢琼坦言，“很多家庭选择试管婴儿带有性别选择目的，实际上是有悖伦理道德的。”
由试管婴儿技术产生的遗传学上的父母和社会学上的父母差异，也使得试管婴儿的伦理问题倍感尴尬。今年43岁的陈女士因为卵巢功能衰竭无法再与丈夫的精子配对产生胚胎，医生表示如果想要生育，只能“借卵生子”。
陈蓓丽表示，“借卵生子”要求非常严格，首先要有女性在相关手术中还有多余的卵子(20个以上)，经过本人同意才能合法捐赠，其次捐、受双方都不能碰面和获取对方信息；此外，一名女性不能捐赠多个卵子以防后代近亲结婚。“像姐妹捐赠这种是明确禁止的，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伦理问题。”
洪名云介绍，一些没有经过批准就做试管婴儿的诊所，为了商业利益会存在滥用卵子、贩卖卵子和胚胎等现象，这都会造成以后的伦理隐患。 (据新华社)
延伸阅读
“床位紧张、月嫂难求、职场压力”
想生两孩不容易
各地“单独两孩”政策放开后，虽然舆论一片叫好，但是一些打算要两孩的家庭，却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烦恼和顾虑。
妇产科“一床难求”
记者了解到，目前南京各大医院妇产科“一床难求”。业内人士表示，据此前相关统计，本轮生育高峰将持续到2017年，“单独两孩”放开后，高峰持续到何时就不好说了。
根据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统计，2011年前，该院新生儿分娩人次都在1万以下；2011年，新生儿分娩人次达到1.5万，一下上涨了50%；2012年，新生儿分娩人次超过1.9万。2013年同比依然是增长。由于分娩量过高，该院产科住院部的走廊加床常年都有人。为给更多产妇腾挪床位，该院去年不得不进一步压缩床位利用周期，一张床位的周转期不超过6天。
江苏省卫生厅厅长王咏红表示，卫生系统要充分估量“单独两孩”政策给医疗保健服务、健康管理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
好月嫂高薪难求
随着两孩政策放开，家政市场上的“月嫂”越来越抢手，很多家庭都提前预订“金牌月嫂”。
今年39岁的夏新红进入月嫂这个行业有6年了，现在是合肥新红家政母婴护理部的负责人，她原本就是业内小有名气的“金牌月嫂”，今年更是成为许多家庭争抢预约的对象，全年的“档期”几乎排满。
“像我现在的服务26天的收费是6000元，二胎家庭都是能够接受的。”夏新红说。
“五六千块钱肯定出得起，但要找到一个专业靠谱的‘月嫂’真不容易。”安徽庐江市民小李正在为找月嫂发愁。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一些三四线小城市和县城，有专业资质的育婴从业人员较少，很多打着“月嫂”头衔的都是普通的保姆。
职业女性“生两孩”很纠结
今年34岁的汪琴是合肥某社区的妇联主任，自从单独两孩政策放开后，她陷入了纠结：要不要生二胎？汪女士担心，如果要两孩，势必会对她的工作产生影响。“要工作上的发展还是家庭上的和谐，对我来说是个单选题。”汪琴显得有些苦恼。
记者采访了解到，职业女性在“生两孩”上犹豫不决，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再到上幼儿园，这期间母亲将大量甚至全部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和家庭，普通女性从22岁大学毕业到55岁退休，最多工作33年，如果生两个孩子，不仅工作年限大打折扣，精力上也不够投入，很多女性不能不考虑职场的竞争压力。
记者采访了解到，合肥市总工会曾经针对《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颁布进行过宣传，宣传过程中，仍发现许多无法享有女性权益的女职工，女职工因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三期”权利受侵害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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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两孩”加剧助产士缺口
随着“单独两孩”政策在全国陆续落地，近几年将迎来人口生育小高峰。同时，助产士正面临严重的缺口，这与我国将要面临的高峰期孕产妇服务工作量极不适应。“我们产房助产士一天接收产妇最高记录是22个。”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产科护士长张翠琼说。张翠琼介绍，助产士承担着孕产期及产后母婴照顾，用‘一双手托着两条生命’来形容助产士恰如其分。在我国，最早的助产士就是民间的“接生婆”。如今的助产士主要在妊娠、生产和产后不同时期对妇女的照护以及对新生儿的护理、协助产妇进行母乳喂养。
据广东省卫计委医政处提供的数据，发达国家助产士与生育妇女比例为1：1000，而在中国的比例为1：4000。如果以2003年英国每1000人口助产士比例为0.63的标准，参考《中国统计年鉴》中2009年人口数133474万人进行测算，目前我国助产士人数缺口80万。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潘继红介绍，目前医院有近100名助产士，而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年分娩量为1.1万，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分娩量为1.6万。放开“单独两孩”后迎来的生育小高峰，无疑加大了助产士配置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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