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下午,雨。
中国传媒大学附近某节目的录制现场外,韩红的巨型海报贴在演播室外最醒目位置。你如果仰头看,她会对你笑。
紧靠演播室,是韩红的化妆间。室里有两张黑皮沙发,一个梳妆台。下午4时,韩红一身西服,端坐在其中一张沙发上。她身体前倾,双手交叉,略显倦意。基金会工作人员此前称,她最近几天感冒,身体不适,情绪不怎么高。
她的回答颇具个性
此前,我曾费了一番周折,先是和韩红爱心基金会工作人员打了3个小时电话,列出的提纲被建议不要“尖锐”,减掉某几个问题后,又被告知“只有一个小时采访时间”。
到底聊些什么呢?我很忐忑。
“你的公益观是什么?”等韩红在沙发上坐定,我递上名片,抛出提纲中的第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什么是公益,我没有公益观。” 韩红看了看我,轻声说道。
我喜欢这样颇具个性的的回答,遂将密密匝匝的采访提纲弃在桌上,放弃了“按部就班”。
为了调动她的情绪,我故意试着将她向一个个“敏感”话题的方向引。
“今天是母亲节,你助养的二百多个孤儿是否想起了你?”“是否想要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孩子,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韩红有些诧异。她说,谁不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但一切靠机缘,如果有了家,做公益的时间肯定缩水,可能没有更多精力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她像个委屈的孩子
回答完这个问题后,韩红的情绪来了。
聊天中,她主动向我爆料,她说自己朋友很少,几乎不参与娱乐圈PARTY,甚至不愿意定位自己是明星……她更愿意和为数不多的真诚的朋友在一起,做一些有共同理念的事情。比如,公益慈善。
韩红说,做公益十多年来,曾积极参与基金会募捐活动,她数万数万地捐钱,后来发现钱没有流到受助者手中,察觉被被骗了之后,“一气之下,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
基金会成立后,韩红“奇怪地发现,一些有钱的企业家反而不爱捐钱,爱捐钱的人反而是普通人。”为了找企业募款, 她“参加企业家儿子的满月酒,唱广告歌……陪吃陪喝……”
此时的韩红有些激动,在我看来,更像一个委屈的孩子。但她又会高抬声调,自我激励。她把做慈善比作“一个蜗牛背着沉重的壳子负重前行”,但她说,会一直坚持,期待千古流芳,“我不仅仅要千古流芳,我还期望我不在了,以我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还在很好的运行。”
“郭美美怎么不说跟韩红爱心有关系?”
聊起对基金会的愿景,韩红开始滔滔不绝。
她埋怨,国字头基金会应该主动做一些事情,“真诚希望我们这样的小基金会,在努力的同时,各国字头的大基金会也做出点榜样,是你们把人家心伤了,解铃还需系铃人。”、“郭美美怎么不说跟我们韩红爱心有关系?”
谈到李连杰、崔永元等被质疑,性格直爽的韩红不假思索,“我相信他,没问题的”。
“如果你的基金会存在问题,你怎么办?”
“我杀了他”。
“杀了谁”
“谁黑我我就杀了谁。”
“网民黑你,还是基金会工作人员黑你?”
“我指的我的基金会内部不会出差错,明白我这个决心吧,我内部如果有人敢贪污善款,肯定就是杀之。”
访谈中,韩红语调坚决,像一个女侠,随时可能抽出血刃刺向敌人。她还将我国的公益环境用“兵荒马乱”愤愤然地修饰。
“我可以死在公益路上。”
访谈从一个小时延长到两个小时。
最后,我们聊起了死亡。
小时候,受家庭环境影响,韩红心里揣着英雄主义情怀,“小时候我的想法是,战死疆场;但后来我当了明星,新的理想是有一天可以唱死在这个舞台上……我唱着唱着突然有一天没有了,倒下了,多好”。
现在,她“花60%时间做公益”;加入援藏,援疆等公益项目。对于死亡,她有了不同的理解:“你看我现在长大了。40多岁了,我又觉得我应该死在—已经没有机会死在疆场—那好吧,我可以死在公益的路上。”
我们没有再聊下去,话题到这儿画上了句号。很快,化妆师开始为她补妆。
这个有着嘹亮嗓子和独特气场的女人,在娱乐与公益之间,悄然完成着一次蝶变?
过早定论可能败给时间,但公益的火种会点亮韩红的再一个春天。
文/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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