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在北京市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这是一家无偿救助服刑人员无人照顾的未成年子女的民间慈善机构，它为这些孩子提供特殊教育、心理辅导、权益保护以及职业培训等服务。
他们承担了太多与年龄不相符的压力：缺少父母的陪伴与疼爱，遭到周围人的歧视。生活困难、心理问题突出，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他们—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成长。他们，亟需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关注。最近，半月谈记者在河南、安徽等地深入调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成长现状，探讨如何帮助这些孩子。
沉重标签下的生活之困
2013年底，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二里街社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12岁的小阳和10岁的小月终于办好了户籍，悬在母亲王丽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3年来，为了给两个孩子办户口，王丽辗转多地，费尽周折。
小阳和小月的父亲江某18年前因故意杀人潜逃至湖北，期间隐姓埋名与王丽同居，在未办理结婚手续的情况下生下了兄妹俩。2007年江某被捕归案，并判处死缓。
几年之后，两个孩子快到上学的年龄，因为没有户口，没有学校愿意接收。王丽只能求助社区。
二里街社区书记李成毅告诉记者，经过社区跟派出所、民政局、司法局的协调，最后决定由司法和民政部门派专人带王丽去蚌埠，和被关押在蚌埠监狱的江某办理结婚证。由于江某潜逃期间曾用假名，所以孩子出生证上父亲的名字也是假的。于是社区再次和司法部门协调，派专人到蚌埠对江某做亲子鉴定。经过前后3年时间，才将户籍办妥，两个孩子也因此比同龄人晚了几年入学。
虽然是服刑人员非婚生子女，但母亲的陪伴让小阳和小月的生活有了依靠，相比之下，王伟的处境则要困难许多。
家住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牌坊乡的王伟今年上初三。王伟上小学时，父亲因抢劫入狱，被判刑20年。父亲入狱后不久，母亲便抛下他离家出走，从此再无音讯。由于爷爷奶奶早已去世，王伟只能被寄养在伯父家中。
牌坊乡团委书记孙世勇告诉记者，在牌坊乡，和王伟处境相仿的孩子共有6名。农村条件差，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出现三长两短，女人或是离婚或离家出走，这些未成年子女便成了有父母的“孤儿”，生活毫无保障。
王伟和小阳、小月的处境，只是众多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诸如南京两女童饿死家中的事件，让这类孩子的生活为人所关注。
共青团安徽省委权益保障部部长刘峰介绍，2011年合肥市曾对全市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共779人的家庭情况进行调查，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占30%。同年，安徽省农业大学社会学系也对合肥市各县区服刑在教人员子女生活现状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合肥市49.5%服刑人员子女的家庭负担不起上学费用，61.7%受访者家庭无人参加社保。
孙世勇说，这一特殊群体的帮扶工作目前存在着很多困难。“对于符合条件的家庭，我们为他们申请了低保，还有少量、不定向的社会资助，勉强维持这些孩子的学费、生活费。”
笑容背后的心灵创伤
相比生活的困苦，孩子们心灵的创伤往往更加隐蔽，也更为严重。
位于河南新乡县的太阳村是一个集中代养、代教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民间慈善组织。记者前不久在这里采访时看到，占地20多亩的太阳村像一个大花园，盛开的油菜花分外艳丽，“村”内布局错落有致，干净整洁。
“阿姨好！叔叔好！”这里的孩子大多很有礼貌，见人便笑着问好。从河南省女子监狱退休的王敏2009年开始负责太阳村的日常事务。王敏介绍，目前这里共代养了71个孩子，主要是父母双方均在服刑、一方服刑另一方死亡或失踪人员的孩子。
每到周末，大学生志愿者和心理咨询师会来和孩子们互动，教他们画画、跳舞，进行心理辅导的游戏，看上去这里的生活丰富多彩，但孩子们笑脸背后却是默默的委屈和悲伤。
8岁的冯峰非常腼腆，父母均在新乡的监狱服刑，爷爷奶奶年龄大了，没有能力照顾他，妈妈在监狱里申请将他送到了太阳村，每个月他都可以去探望一次父母。
“叔叔，你别问冯峰了，他一提到爸妈就会哭，他的妈妈再有一年就出来了。”冯峰同宿舍的孩子说。“不是，还有11个月。”红着眼圈的冯峰说，他特别想念妈妈，每天都数着妈妈出狱的日子。
“每一个孩子都有一段让人揪心的故事，他们心里受的创伤很难抚平。”王敏说，这些孩子大多听话、懂礼貌，但内心都压抑着委屈。
“其实这并不好。”长期在太阳村做心理干预的心理咨询师杨艳说，正常家庭的孩子会淘气、撒娇，甚至发脾气，但太阳村的孩子没这条件，他们有一种“讨好”的心理，害怕失去，害怕惹“爱心妈妈”生气了会被忽略或抛弃，所以就会压抑自己的情感和需求，即使不愿意做一些事情也强迫自己做。“他们普遍存在自卑的心理，‘罪犯的孩子’这个阴影很难从他们心中抹去。”
对这一点，王丽有着切身的体会。
王丽对记者说，生活再难，为了孩子她都能坚持，但那些歧视的眼光常常压得她喘不过气。“有一次，两个孩子跟小朋友在楼下院子里玩，不知道谁不小心把路边一辆车的玻璃打碎了，车主出来就拽着我的孩子大骂，一口咬定是他们干的。”说到这，王丽低下头，“车主还说，杀人犯的孩子干不出好事来。”
虽然最后监控视频显示，车玻璃并非小阳和小月所碰碎，但从此两个孩子再也不敢从那家人的门口经过。
被弃儿童或成社会隐痛
王敏走访过许多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她说，太阳村的孩子在没来之前大多过着贫困的生活。13岁的小海来自河南项城农村，父亲犯重罪入狱，母亲患病生活不能自理，他和10岁的弟弟刚开始靠邻居接济，饥一顿饱一顿，后来就辍学开始流浪，偷东西、给赌场“望风”，经常被派出所抓了又放。
太阳村的“爱心妈妈”刘巧云说，第一次到小海家里的时候都惊呆了，三间瓦房的窗户用塑料薄膜罩着，屋里没一件像样的家具，锅里是发酸的剩饭。“这样的环境下，孩子不偷能活下去吗？”
来太阳村之后，小海仍改不了偷东西的毛病，几个“爱心妈妈”的屋子都被他翻了个遍。“他跟我说，阿姨对他这么好，他也不想偷，但看到屋里没人就想去翻翻，几个月之后他这毛病改了很多。”刘巧云说。
刘佳第一次来太阳村时只有10岁，父亲曾三次入狱，母亲失踪，没有亲戚愿意抚养他，他跟着父亲逃亡了3年，养成了偷东西、打架的毛病。来到太阳村之后，刘佳恶习难改，带着别的孩子打架、逃学，无奈之下，“村里”只能将他送回老家，继续流浪。
“这样的案例有好几个，派出所抓又放，最多给村委会交代一下，但是靠居委会或村委会的力量根本不行。”王敏说。
安徽农业大学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有55.1%的服刑人员子女仍由母亲照顾，35.5%由爷爷奶奶照顾，其余由父亲、亲戚照顾，或者处于失管状态。
“有的服刑人员属于三无人员，根据提供的地址根本找不到他们的家人和孩子，这些孩子一旦失去监护，根本联系不上。”安徽省司法厅监狱局教育改造处副处长林丽说。
“这些孩子一旦接触到社会上的痞子、流氓，难免误入歧途。”长期关注服刑人员子女心理问题的安徽农业大学心理学教师杨丽新说。
“去年，我得到消息，小海的爸爸出狱后不知什么原因把小海杀了。”王敏说，“如果小海继续留在太阳村，或者他爸爸入狱后就有相关部门介入对小海进行救助，也许不会是这个结果。”
亟需政府及专业组织介入
据王敏介绍，以新乡县太阳村的能力最多能代养100多个孩子，而全国拥有太阳村的城市也不多，像这样无人抚养的孩子，名义上不是孤儿，也进不了福利院，因此他们面临的困境比孤儿还要大。“孤儿还有可能被领养，但谁会去领养服刑人员的孩子呢？”
事实上早在2006年，民政部等15部门就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将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流浪儿童、无人抚养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困境儿童纳入保障范围之中。但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当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所得到的救助十分有限。
“国家应尽快引入社工，介入到相关家庭中，进行专业帮扶。”杨艳说，一方面，服刑人员子女心理上容易出问题，不及时干预，可能会走向犯罪道路；另一方面，儿女身心健康，服刑人员也能安心接受改造，有利于日后重返社会。
2006年，安徽监狱局积极与安徽省司法厅、共青团安徽省委以及社会爱心企业，联合发起“阳光助学”活动，募集一部分资金，对于表现良好、改造积极的服刑人员，可在狱中为子女申请助学金。至今共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近2000人，救助资金近180万元。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李红说，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这部分孩子能够较好的成长，也促进服刑人员改造的积极性，防止再次犯罪的发生。
据统计，新乡县太阳村孩子的父母有95%以上都因表现良好获得过减刑。“如果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没人照顾，会让服刑者觉得生活没有盼头、没有希望，不利于他们的服刑改造。”林丽认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教育问题不容忽视，也希望社会给予这类群体理解，“毕竟家长犯罪不等于孩子有罪。”(记者 刘美子 周畅 刘金辉；文中未成年人及相关当事人均为化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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