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晋官的政治智慧

　　文_暮云

　　1953年，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到武侯祠游览。

　　毛泽东看到祠堂碑文的撰写者是唐朝名相裴度，顿时心生感慨，回头找到参加会议的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问他：“你知道中国历史上哪个县出宰相最多？”

　　陶鲁笳正在沉思，毛泽东又问：“你在山西当‘父母官’，可知道裴度是谁？”

　　没等陶鲁笳回答，毛泽东微笑着告诉他：“中国出宰相最多的就是你治下的闻喜县。裴度是唐朝的宰相，也是闻喜人。”

　　自古以来，裴氏家族共出了59个宰相，59个大将军，55个尚书，数百个“省部级”大臣，其他级别的官员就更不计其数。

　　如果以裴氏家族为山西的一个范本，那这种人才的多样密集，智慧的强劲延续，执政的丰富手腕，很值得人回味。

　　拼忍耐，但绝不坐等机会溜走

　　山西人饮食离不开醋，醋的古称为“醯”，于是山西人也常被人称为是“老西（醯）儿”。如北宋名臣寇准，在评书中就被称作寇老西儿，葛优还拍过一部同名电视剧；军阀阎锡山，也被称作阎老西儿；就连白眉大侠徐良，也被称作白眉老西儿。

　　在山西人中，政治手腕运用最好，也算最早的，首推春秋第一霸主晋文公重耳，重耳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象征。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重耳算是个先天畸形，患有先天白内障，肋骨也长得连成一块，让亲娘狐姬也不喜欢。最后重耳被弟弟抢了宝座，只能灰溜溜地到国外“政治避难”，组织临时政府搞对抗。在国外流浪的十几个年头，受够了屈辱，但重耳都以晋人的特质忍下来了，最后在强大的盟国帮助下，打回国内去，推翻旧政权，终于坐上了他早该坐的宝座。

　　然后，他又用几年的功夫，远交近攻，精打细算，终于成就一代霸业。在他身上，内敛、隐忍、机变、远谋，善长心理攻势，标榜道德力量，这些政治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这些影响，并最终成为山西政治智慧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和重耳一样，战国时赵国大臣蔺相如完璧归赵的伟绩照样让人称道，更难得的是，他善自谦抑，相忍为国，和廉颇上演了一出“将相和”，这对一个国家而言，绝对是莫大的幸事。

　　不过，集晋官优点大成的，还数康熙皇帝的老师陈廷敬。康熙朝名臣辈出，千古传诵，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重臣名宦少有善终，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工、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乞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康熙皇帝称其“几近完人”。

　　在王跃文的《大清相国》中有一段评价，是这么说的：“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这其实是为“几近完人”的一个注脚，也反映出山西官员，甚至是全国官员中数一数二的政治智慧。

　　讲秉直，但绝不上纲上线

　　这两年，太原人狄仁杰在大小银幕上都火了一把，尤其是“虽万千人吾往矣，心安即是归处”的处世哲学，备受世人称道。他秉承了家族的为官风范，敢作敢当。爷爷狄孝绪，在唐太宗手下当尚书左丞，也就是管理全国官吏的考核任免的“组织部副部长”；父亲狄知逊，任夔州长史，相当于一个军区司令的参谋长。

　　狄仁杰在大理寺任职时，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常常会对皇帝说“不”，但非常讲策略。

　　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长孙皇后墓旁的柏树，让唐高宗大怒：“把我娘陵上的树砍了，是使我不孝，必须杀！”

　　狄仁杰神色不变：“在陛下面前较真儿，自古就是讨人嫌的活儿。遇到夏桀、纣王这样的昏君，当然是不可能的任务，但遇到尧、舜，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了。陛下如今要为一棵树杀一个将军，百年之后，人家还不得说你是昏君啊？我不能陷你于不义啊……”这样的话说出来，既达到了目的，又使得君臣两欢。

　　可宦海沉浮，谁不是如履薄冰，狄仁杰在官居宰相之时，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之日，武氏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

　　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就招的可以不灭门。狄仁杰直接就承认了“谋反”，有一个叫王德寿的判官对老狄说：“我每天都在这里打杂受气，想往上升升，麻烦你老人家把杨执柔（武则天的一个亲戚）也拉下水，怎么样？那样你可以免死。”

　　老狄再一次发挥猛人的特质——他一头撞上柱子自杀，结果血流满脸，还大喊：“要是我做这种事真是天地不容啊！” 害怕了的王德寿只得道歉，还顺带检讨了自己的卑鄙。

　　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狄仁杰等收监，待日行刑，不再严格看管。狄仁杰一看自己躲过了老虎凳和辣椒水，就把被头拆了，用血书写了“自己冤”，置棉衣中，请判官转告家人说：“天热了，让我儿子把棉被拿走。”最后几经辗转，终于获救。

　　和狄仁杰一样，被康熙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龙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政治智慧。原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石英就分析过于成龙“很会做官”：“假如他像前朝的海瑞公那样，既反贪官又‘骂皇帝’，肯定要招致‘龙心不悦’，而决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其实，于成龙和海瑞的不同，一共有两处，一是 “以文吏而擅武略”，他决非只是内省以洁身，而更有外攘以清境的“业绩”在。再有，就是一生低调。

　　于氏家族，在山西永宁属于大富之家。明朝中叶曾出过一名“大中丞”于坦，他在做了几十年的大官后，急流勇退，辞官回乡，过起了富裕乡绅的日子。祖上务实的家风，也影响着于氏的后代子孙。

　　于成龙本是明崇祯朝的秀才，明末战乱时，他一度在安国寺躲避战乱，隐居读书，长达6年。等到清顺治十二年江山初定，急需大批人才时才应招出山。做出这种人生选择，在当时是有很大阻力的，但45岁的于成龙没有顾忌各种阻挠。

　　类似狄公和于公的山西良吏很多，汉文帝的侍从官郅都，西汉名吏尹翁归，都以铁面无私，为官清正敢于直谏著称，但均在原则的要求下有尺度；北宋名相文彦博、司马光更是名垂千古，有意思的是，都流传下了他们两人童年时的机智故事——文彦博灌水浮球，司马光砸缸。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因为倾慕司马光，甚至不远千里步行从江苏走到山西的司马光墓旁，安心著述，最后陪葬在墓旁。

　　机智，但也讲原则，这便是古代山西清官们的秉性了。

　　受“打压”，但从未自暴自弃

　　太原是很多朝皇帝的“龙兴之地”，按过去的说法就是这里有龙脉。

　　于是，宋太宗赵光义在灭北汉国后，引汾、晋之水灌晋阳为废墟，降为“平晋县”，这倒没什么，改朝换代焚毁敌国都城本是常事。但赵先生为了割断所谓的龙脉，阻断太原的王气，把十字路口全部堵死而改作了丁字路口就太小肚鸡肠了。

　　甚至，宋、明等封建王朝也很少给山西派来智官，因为统治者看来，山西是财富的输出省，需要压制，但这并不妨碍一代又一代山西官员靠着自强不息而成长。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想要在政界游刃有余，只有“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懂得“软”的一面，想办法收拢人心。在这方面，山西人有着丰厚的政治经验。山西历史上的一大批贤臣名相，他们的经验智慧，至到今日，还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历朝历代很多人分析过山西裴氏家族经久兴隆的原因，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总结了三条，即联姻、世袭与自强不息。

　　裴氏家族历史上共出过驸马、皇后、太子妃、王妃、公主、荫袭95人。由联姻、世袭所结成的封建裙带关系，这无疑是促成裴氏人物显露头角的优越条件，但并不是主要原因。

　　对于公侯将相数以百计的裴氏家族来说，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在于他们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如裴行俭由于父亲功绩被补为弘文生，却以此为耻，执意自学考试，步入仕途，后成一代名将。

　　“重教守训，崇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自律”是裴氏家风的主要特征。裴氏曾有家规，子孙考不中秀才者，不准进入宗祠大门。以裴氏家族为镜，也可窥这些优秀山西官员的特点。

　　有历史学家评价山西人武可安邦，文可治国，经国济世也正是历代读书人的最终价值体现。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曾向属下官员们推荐过韩毓海教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书中称“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正是古代山西百姓和官员们，合力孕育出了这种“胸怀天下”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