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政府如何“还钱”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曾设立清欠办。1970年后归还政策调整，欠款不再归还，而是作为支持革命进行奖励，数额由各地民政部门掌握。

　　文︱郑宇钧

　　向人借了100斤粮食，72年后，该还多少？对山西省娄烦县人武部来说，他们不是在“还债”，而是在“还情”——4月12日，他们把三袋面粉、两袋大米、一桶油和2000元，送给周氏兄弟。72年前，周氏兄弟的爷爷周模旦借给八路军358旅一担粮食。可他去世时，借条被烧掉了。两年前，娄烦县有关部门在一间破窑洞的灶膛里，发现八路军向老乡打的欠条。于是，希望还清欠条的他们走村串户，“替先辈们还情”。

　　欠条已烧的周氏兄弟也领到了政府的偿还。不过在其他事例中，借条是请求地方政府补偿的源起，也是政府反复鉴定的信物。而背后隐藏的，则是漫长的时光或动荡的年代。

　　层出不穷的欠条，不好解决的政策

　　“……我民主政府成立之日，即行结算……”

　　这是刘邓大军某部供应科于1947年11月向熊毓南、熊华先兄弟开出的一张借粮证。当时，武汉市毛家冲村熊氏兄弟偷偷向其送出1000斤稻谷。这样的兑现承诺并不鲜见。1947年8月，正值解放战争，东江纵队游击队向惠州大户黄观荣借枪、子弹、稻谷、猪时，也在借据上承诺“打专（出）江山来算账”。

　　1953年和1957年，当地政府至少两次发动苏区群众清理相关借据，可熊毓南从未开口。1999年，武汉市政府才得知这张借条，借条经由该市档案馆鉴定，确认了真实性。2012年6月23日，媒体报道此事，“领导迅速批示”，7月8日，新洲区民政局向熊氏兄弟的后人发放了一万元的“特殊补助款”。

　　广州人吴记房的情况又不一样。《南方都市报》报道说，他拿着1942年游击队向他祖父打的欠条，“油麻地游击队借谷子86担、大洋1400元等”，用十年时间证实其真实性，希望政府补偿。广州市民政局认为，只能给他荣誉，因为没有政策规定说要还。

　　最后，吴记房拿到1000元慰问款。

　　解放军借据、游击队欠条、红军收据，在1949年以前的22年里，诸如此类的字据近些年陆续面世。面对相似的题目，各地政府回答不一，这类不好定性甚至不好定真伪的欠条，是否有标准答案？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各地设立清欠办，清理从红军时期开始我党我军在各地筹集粮饷时所打的借条。政策规定按照历年银行的存款利率计算到兑换时止，清欠工作一直到1970年左右结束。而后，中共调整了归还政策，不再归还“欠款”，而是作为支持革命进行“奖励”，数额由各地民政部门自行掌握。

　　所以，这些借条、收据兑现来的是 “补助金”、“慰问金”。

　　《南方日报》报道说，2009年年底，梁伟诗在广东省蓬江区的祖屋中找到张“游击队借条”，借的是白米60斤。2010年12月28日，蓬江区民政局就此对梁一次性奖励2万元，附加条件是，“不能再以借条为理由提出其他要求。”

　　领到2万元的第二天，梁伟诗又发现了另一张借条：同一支游击队不但借了白米、大洋、金条，还约定“付息二分”。据估算，这借条的本金现值17万元，加利息就得有34271亿元。按江门市当年财政收入来算，江门市政府不吃不喝要还342年。

　　蓬江区民政局没有回应梁的补偿要求，理由之一是，“当时是国民政府当政，或应由国民政府偿还。”

　　与梁伟诗情况类似的还有广东省博罗县的黄观荣。黄观荣及家人曾三次找到当地民政局兑现。《南方日报》报道说，1977年时民政局给出的说法是：“现在县里没钱支付”。2009年，说法是“双方当事人都已不在，只一个人做证不够。”到了2011年，当地民政局给出了一个新答复：国家没有相关政策，他们也不知该怎么处理，只能对其进行困难救助。

　　有的字据不是借条，而是收据

　　“这并不是借条，而是收据。”在东江纵队后代张小文看来，政府不应拿出这笔钱。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筹粮时，分为两种形式：向当地地主、富农强制征收的，无须偿还；而对贫困农民，则采取自愿原则，筹粮性质为“借”，且不作数量要求。张小文认为，中央政府对兑换借条有文件规定，地主黄观荣那一类收缴证明不属于国家清偿范围。“如果博罗县政府屈从舆论压力，对当年收缴地主的给予兑换，岂不是政治上对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政策进行否定？”

　　《中国文物报》也曾发表过《红色苏维埃时期借据的鉴别与特点》一文，其中提到“罗永甫兄：闻你经济丰裕，特向你借银洋贰拾元，此资本府急用，限明天付来。”这封被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称为“措辞最强硬”的借条，是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某乡政府于上世纪30年代初开具的。

　　据2011年1月17日《解放军报》第六版《红军长征中的衣食住行》一文，“长征途中的粮食供应，主要靠打土豪，少数通过捐助、欠借方式解决。”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一书中披露，王辉球中将提及过草地前，红军在则格、黑水、芦花一带割青稞麦：“我们割他们的麦子，他们站在对岸的庄子里及山上望着，当然是不甘愿的……就是连炊事员挑水都要防备，不然的话，那只有遭受打冷枪而负伤或牺牲。”

　　因为当时客观的政治政策和现实，到底是“征收”还是“借”，显然认定要更复杂。

　　最特殊退赔：上海退回1616架钢琴

　　除了“小米加步枪”的革命战争时期，梳理中国当代历史，还有一道令人无法回避的伤口。从1966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这道伤口才初步愈合1990年各地落实文革查抄财物政策工作结束。

　　1966年“红八月”，文物鉴赏家王世襄看着家门被贴上“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他认为与其被抄家，不如主动“自我革命”。于是，这个文博所研究员向自己单位请求抄家。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刘靖基和王世襄如出一辙。1966年夏，抄家时被勒令站在书画桌上的刘靖基，打着哆嗦跟上海博物馆联系，要求按他提前写的“捐献申请”，派人来取。

　　不过被抄走的东西并不是有去无回，根据相关规定，被“错抄”的，可以退还查抄财物，“但金银文物损失赔偿暂不处理”。少数“过冬确有困难”的，能在查抄物资中“酌情”解决一两床棉被。

　　而据《上海财政税务志》披露，1967至1990年期间，上海市共处理退回查抄财物折价款6094.46万元，占原上缴数的100%；退回被迫上缴财物折价款2683.61万元，占原上缴数的93%。

　　而后，随形势变更，开始大规模退回抄家财物。1971年，中共中央决定停止“破四旧”运动，并开始清退部分被抄财物。据当年的中发(1971)12号文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包括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其查抄财物退还本人。原物损坏或查无下落的，除特殊情况者外，不予赔偿。”

　　国家自1973年4月1日起开始清退“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王世襄追要被抄文物的漫漫长路由此开始。据中办发（1986）6号文件和人行银发（1986）228号文件，“查抄的金、银及其制品，已经上交国库的，不再清退原物，折人民币发给价款；没有上交国库，原物尚在，原主索要的，应该退还原物；一些稀有的金、银古币，可以作为文物对待，虽已上交国库，如果原物还在，也应归还原物。”

　　补退金银差价也成为“挽回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的党和政府的信誉”的举措之一。据《上海财政税务志》，从1983年到1990年年底，上海共办理金银补差9442笔（户），补款888.99万元，户均942元。

　　这只是第一步，更能反映歉意的，还在于补偿。从1974年起，上海市拨出各种补偿款4084.73万元，而最能反映这座城市独特气息的，是对钢琴的退赔。1985年，上海对在文革中没收的831户（笔）1616架钢琴进行了清退。到1990年年底，共付出修理费、价差和赔偿款80.16万元。

　　很多时候需要依靠“理解”

　　在个人层面，清退财物也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过程。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一书披露了这样的细节：王世襄文革时被抄家，后来其所在单位于1986年给国家文物局写的报告中提到“1973年4月到10月……大部分物品已退还本人，金银首饰类和部分清查不着的物品，共作价6989.93 元。1986年，王世襄提出还有九件文物图书没退还，金银首饰作价偏低，希望进一步落实政策……九件文物图书共折价1500元。金银首饰1973年处理时共作价4076元，基本符合当时的市场价格，但考虑到文革中处理的物品（作价）普遍偏低的情况，可适当补偿，按超过3000元以上补偿四分之一的原则，再实际补偿1000 元。”

　　为了9489.93元，王世襄奔波了13年——这在当时已是笔不小的退赔。据安徽大学校史记载，1978年，安大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整个大学赔偿文革抄家财物，折算下来才有11110元。

　　而一些“影响比较重大”的领导干部，在组织的充分思想工作下，还会放弃补偿。据《福建省政协志》记载，福建省政协常委李硕卿被抄去文物百来件。1983年年底起，由泉州市二轻局党委负责，追回部分字画。已被盗卖出境的字画，由公安机关追回赃款3000元交回。

　　但李硕卿对大量财物没有下落“很有意见”。1987年年初，依据李的线索，福建省政协、省委统战部派人赴泉州进行为期七天的调查，均无着落。此后，省落实政策检查组在泉州市的配合下，对李硕卿数次进行充分思想工作，最终敲定“一次性补偿4000元”的方案。

　　《南方都市报》2013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文物流散的踪迹》的专栏文章介绍，上文提到的将画作捐给博物馆的刘靖基“退还抄家文物的时候，博物馆方面给他兜了几个圈子，末了，将经过认真研究挑选的四十二件宋元明清书画精品的目录送来。”

　　其实经过混乱的时代后，再拿回原件和补偿，已经不易。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长蒋鲁冰在官方网站登载的文章中回忆，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清理、退赔所里抄家物资时，总工程师黄天生被抄走的古字画等真迹已清查不到，他便想着以赝品来替代真品补偿黄。可当时连赝品都难买到，他们煞费苦心才在市仓库里找到几幅膺品。

　　前所长张家骅和程晓吾被抄走的是原版唱片，当时国内买不到同类唱片，他就买国产磁带“作为安慰”来替代。

　　蒋鲁冰说，根据当时国家的财力，他们所里的折价赔偿都是“象征性”的，“主要是这些受害干部、老专家和群众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