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磊是北京一所职业高中的毕业生，今年3月初，还没有到毕业季，已经有三家企业找他了。他自己综合考虑了一下，选择了北京亦庄开发区的一家外资企业，“税后工资3000多”。
刘倩则奔波在另一个战场上。她是北京一所市属高校经济专业的毕业生，至今还没有找到工作。马上临近毕业，她已经托安徽老家的亲戚在当地找工作，“再找不到就回老家去”。
陈磊和刘倩的遭遇，在中国当前是一个缩影。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有700多万毕业生即将毕业，媒体上再次响起“最难就业季”的声音。
硬币的一面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另一面则是国内企业大量存在的“用工荒”。
“中国解决就业结构型矛盾的核心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我们认为是现代职业教育。”教育部相关负责人称。有鉴于此，中国高等教育的版图将重新调整，600多所地方高校向技术类高校转型。一场涉及到全国高等教育版图再调整的改革正在缓缓拉开大幕。
不过，有接受采访的多位高教领域人士亦表示，担忧本次改革“一刀切”的模式，可能会造成新的后遗症。有业内人士建言，高等教育转型应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政府应把更多办学自主权还给高校，让高校成为选择办学路径与方向的主体。
“五大重点”、“四大改革”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决策层目前已拟定了一份关于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新规划，并计划在年内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
正在四处为工作而奔波的陈磊和刘倩们可能还不知道，一场或将影响他们师弟师妹命运的中国高等教育版图大变局，已在酝酿发酵中。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决策层目前已拟定了一份关于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新规划，并计划在年内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
其实，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上，分管职业教育的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其发言中已披露了此次政策设计的一些主要内容。
据鲁昕透露，即将展开的改革将包括五大重点：建设一个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教育模式、教育机制，人才培养模式，以就业为导向；建立系统化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体系；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贯穿体系建设全过程；构建开放内外衔接的人才成长立交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用市场的力量来办学。
具体而言，政策将围绕上述五大重点推进四个领域的改革。
其中，最为主要的改革政策将包括打通职业教育断头路，与普通高等教育形成人才培养的“立交桥”机制；重新调整普教与职教比例，600多所新设立的地方高校向技术类型高校转型；未来高考分技能型与学术型人才两类考核。
“总之，我们想通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来解决中国教育结构调整和改革问题。”鲁昕表示。
在她看来，通过教育部部署的四项改革，最终可以使中国的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符合市场需求的结构，促使课堂、教材、教法以及老师的观念都紧紧围绕市场，从而解决就业增长与就业的包容性的问题。
“我相信这个文件出台之后，再过三年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它的结构就会更加合理，那么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就会得到很大的缓解。”鲁昕称。
而在不久前，178所本科院校在河南驻马店达成“驻马店共识”，成立了应用技术大学联盟，部分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慢慢已经步入轨道。
有职业教育领域专家表示，一场涉及到全国高等教育版图再调整的改革正在缓缓拉开大幕。
“大国重器”而非“大国重技”
“随着国内部分高校，尤其二、三本的学校就业确实太差了，就业率去年是77%，所以有些学校是改革倒逼，不得不改革，不是我们想一个办法把它搞成这个类型。” 中华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余祖光表示。
此番中国高教版图大调整，政策的短期出发点是针对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727万，为历年来最多，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主持召开了主题为“确定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表示，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今年就业工作的突出位置”。
“随着国内部分高校，尤其二、三本的学校就业确实太差了，就业率去年是77%，所以有些学校是改革倒逼，不得不改革，不是我们想一个办法把它搞成这个类型。” 中华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余祖光表示。
余祖光讲了他遭遇到的一件事：
有一所面向西部少数民族的本科院校，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在内地上学的大学生回家乡因为缺乏实用技能就不了业的现状，跟当地的劳动部门开展了职业培训。政府财政给每个学生补贴5万块钱，资助他们回内地这所学校培养一年，再回企业去应聘。
“这是对我们教育极大的讽刺！上四年大学花多少钱啊，培训一年就花5万，这受得了吗？” 余祖光说。
硬币的一面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另一面则是国内企业大量存在的“用工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教授透露：2013年，全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万宝盛华集团做了一份各国产业人才缺口调查，调查覆盖42个国家的3.8万家公司。企业雇主的反馈显示，中国缺口最大的是本科教育，第二位是高职，第三位是研究生。
“相较于2012年，中国全国范围内的人才短缺上升了12%，而这个数值全球参与调查国家的平均值仅为1%。” 查建中说。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大学大部分是自娱自乐，不知道职场需要什么人”。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也算了这样一笔账：现在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约为1700万人，其中受到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毕业的是1400万左右，大学毕业生约为700万。统计数据显示，中美两国的大学生就业占比人口比重，农业领域中国是0.6%，美国24.6%；制造业中国10.3%，美国30.6%；交通业，中国10.8%，美国27.1%；商贸业中国11%，美国28.6%。
“这说明我们高等教育的人数没有多、没有过剩，现在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培养什么类型的人，办什么类型的大学非常重要。”鲁昕称。
在她看来，短期突出的一个重要矛盾，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市场上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的核心是什么？中国解决就业结构型矛盾的核心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现代职业教育。”鲁昕表示。
而在5月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相关负责人曾就国办印发的关于做好2014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进行过解读。相关部委负责人明确表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提高办学质量，是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根本举措。”
对于决策者而言，还有另一个长远的考量，就是与中国正在推进的经济转型相配合。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高层对此已达成共识：正是由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不够充分，使中国制造、中国装备质量还存在许多缺陷，与发达国家的高中端产品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中国制造’的差距主要是职业人才的差距。制造产品主要靠职业人才，但我们制造业从业人员中，中级职称以上的人员比例，与发达国家的比例差距还很大。”李克强总理曾表示。
有职业教育领域的人士表示，中国目前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迫切需要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现代企业是哑铃型的用工结构，前后端是研发和销售服务人员，中间是生产一线人员。当前国内的教育体系与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的需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我们现在是‘大国重器’，而不是‘大国重技’。”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俞仲文表示。
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重引进、轻消化吸收，落后了就引进，再落后再引进。除了政策原因之外，中国大学培养目标的缺陷以及课程设置的缺陷是最重要的因素。
“工业化没有完成就迎来了信息化，市场化没有完成又迎来了全球化，面对双重压力和双重挑战，我国的各级各类高校还没有准备好，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峻的，” 俞仲文认为，“高教版图的调整，要与改变我国在世界产业链中于中低端结合起来。”
攀登“山尖”，巩固“山基”
从日本半个世纪以来的科技体制与教育体制的发展路径来看，俞仲文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把高教板块调整成两种类型的高等教育并存，一种是普通高校，一种是高职高校，“既能承担各自的任务，又能相互贯通”。
“重构高教版图要充分借鉴日本三次转型升级的他山之石，我们格局要大一点，不要光看到几个本科院校的归队。”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俞仲文表示。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俞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系统了解过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
据他介绍，早在195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了“贸易立国”的发展主张，大量引进国外半个世纪以来积累的高新技术，而日本的大学则在这波“引进潮”中扮演了消化吸收的重要作用。
1970年代，日本政府提出“技术立国”的理念，从主要靠引进和消化吸收转变为主要靠开发独创性的自主技术，从主要为应用研究到应用与基础研究并重。
“当时，日本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加强山脚跟加强山尖并重’，山脚就是培养应用技术大军，山尖就是指培养创新型拔尖人才，他两种人才都要。”俞仲文说。
在上述指导思想下，日本的经济结构在1980年代发生了一次大的跃升。
到1980年，日本的钢铁、汽车、船舶、数控机床、机器人、彩电、录像机、录音机、电子计算机、小型复印机、现金收点机、手表、照相机等十五项产品产量都已跃居世界首位。其中，钢铁、汽车的产量超过了美国。世界最大的5座炼钢炉，日本占了4座。
“我们的宝钢就是那个时候引进的，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还处在日本当年的发展阶段。你们看15种产品多少种是我们可以自主生产的？”俞仲文遗憾地说。
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强调以知识经济时代的新视角重新审视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重新审视他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提出除了生产技术、机械领域等应用研究继续保持对美国的优势，其他如生命科学、物质材料、信息电子、海洋与地球科学、能源技术要“追赶美国”。
“正是在这一段时期内，日本出现了大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俞仲文称。
而转型升级造就了日本高技术产业在世界的领先地位，颇为有趣的是，日本国内优秀的制造能力、制作技术是通过80%以上的中小企业实现的。比如，仅有6名职工的冈野工业公司，独占了用于锂电池不锈钢外壳的日本市场。
从日本半个世纪以来的科技体制与教育体制的发展路径来看，俞仲文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把高教板块调整成两种类型的高等教育并存，一种是普通高校，一种是高职高校，“既能承担各自的任务，又能相互贯通”。
因此，俞仲文建议，本轮中国高教版图的调整，也要兼顾两个部分，即实施高等科学教育和工程教育的普通大学不光要重视搞应用，而且最重要的还要搞重大科学技术的攻关和研发，承担攀登“山尖”的任务；实施高等技术教育的高职院校不光要让学生掌握熟练技能，而且还要让学生具有创新能力和技术的应用能力，承担巩固“山基”的任务。
除了日本的经验之外，职业教育强国德国的一些成功经验，也内化为本次中国高等教育版图调整的改革方案中。
“我们提出中国要建设一个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教育模式、教育机制，人才培养模式，以就业为导向。用中国人的话叫，学中做、做中学，那么这个经验、这个模式、这个机制，我们当然也借鉴了德国等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育部副部长鲁昕称。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在本次方案设计中，德国教育体系的“双元制”立交桥模式被较多地予以借鉴。
“德国教育体系最主要的特点是它从中等教育初中阶段就有一个学生的分流。”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职业教育领域项目官员卢蕊表示。GIZ是一家德国联邦非盈利机构，主要的任务是在做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教育培训。
据卢蕊介绍，在德国的教育体系中，从初等教育开始就融入了职业教育的内容，并可以在不同的教育阶段进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转换。
在中等教育阶段（相对于中国的初中阶段），由主体中学、实科中学、文理中学以及综合学校构成。其中，文理中学是比较传统的中学；主体中学、实科中学则是专门为了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毕业生以后将进入职业教育体系；综合学校则是包含这三种学校的教学特点。
在由一份德国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德国现有高校430多所，主要分为综合性大学（Uni），应用技术大学（FH）两大类。其中，综合性大学数量仅占总数的1/4，应用技术大学数量则达到了1/2。而从2011年入校学生资质百分比数据看，就读于应用技术大学的学生中有54%的学生都来自文理中学以及综合中学。
显然，德国教育的“双元制”特点在此处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大约有85%的学生在学校期间就可以跟企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这个叫‘直接进入率’，这个85%在其他学校教学形势下是没有可能做到的。”卢蕊称。
据她透露，德国教育的“双元制”培养模型近年来也逐渐在大学中盛行。其主要模式是采用了“学习培训一体化模型”，学生在整个大学过程中会获得大学的毕业文凭，同时可以选择职业培训的内容，跟大学相关的某一个具体的职业工种进行这个职业培训，最后获得国家承认的职业培训证书。
“这也是目前德国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卢蕊表示。
600余所高校，往哪转？
显然，本次高校转型的主力军锁定在“以2000年以来新设的600多所本科高校为重点”，决策层有解决上一轮扩招后遗症的意图。
本轮改革，首当其冲者是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中的600余所“新生力量”。
“以2000年以来新设的600多所本科高校为重点，引导部分本科高校加快转型发展步伐，更加直接地为区域发展和产业振兴服务，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生产服务一线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逐步实现人才培养和就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
而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在国务院正在拟定的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文件中，也有相关表述：
“根据区域发展特别是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高等学校时，鼓励其定位为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加快建立分类设置、评价、指导、评估、拨款制度。招生、投入等政策措施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倾斜。”
熟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人都知道，中国高校版图的上一次巨变，始于1999年。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向决策层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被采纳。1999年，一场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轰轰烈烈的高校扩招运动开始。当年，全国高校招生数达160万人，较前一年增长42%。
新设立高校也如雨后春笋一般，教育部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6月21日，教育部批准的全国普通高校共达2198所（其中不包括军事院校和一校两地办学的）；高职专院校共有1321所，多是近15年成立的学校；而在高职专院校中，建校满15年的院校仅146所。
此外，独立学院有292所，其中162所院校建校刚满10年，130所院校办本科的学校历史不足10年。
显然，本次高校转型的主力军锁定在“以2000年以来新设的600多所本科高校为重点”，决策层有解决上一轮扩招后遗症的意图。
1947年出生的俞仲文，经历过中国教育发展的历次变革。对于本轮改革他是持支持态度，“很欣喜，但是又有点酸溜溜的，倒吸一口气”。
“教育部在2000年就开始调整高等教育版图了，我是亲自的经历者，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当初的顶层设计是两个板块的话，可能今天就不会再有这种炒回锅肉这样的角色了。”俞仲文不乏遗憾。
而有职业教育从业者则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意见。
“这次为什么规定只有2000年以来新建的本科才可以搞技术应用大学呢？1300所高职院校为什么就不可以成为转型升级的侧翼呢。我们做不了主攻手，做个侧翼也可以吧？”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说。在他看来，教育部这次出台的政策，总体感觉还是“长官意志”。
北京化工大学北方学院发展规划处负责人王秀平也表示，高校转型是“内生型需求”，而不应靠行政力量来强迫。
她所在的北京化工大学北方学院，原来是一所独立学院，2013年跟母体学校脱钩“转设”成功，校址迁址河北管界的燕郊，更名为“燕京理工学院”。作为一所三本院校，为了生存，该校一直秉承“办有用的大学”的理念。
以燕京理工学院开始的汽车服务专业为例，是北京化工大学和北京北方投资集团公司合办的。北京北方投资集团公司它有几个业务板块，包括汽车、建筑以及教育。现在企业下属12所学校，燕京理工学院是第一所与它开展合作办学的。学校的专业学制都是3+1，学生有一年的时间都要在企业。
“我觉得政府不要从上到下要求600多所一定怎么样，其实我们早就考虑办学过程中怎么和企业真正融合的问题，”王秀平说，“让学生在学校就能受到一个很好的职业训练，这个恐怕是最重要的。”
而在单强看来，政府推动改革有两种路径：其一，行政命令，强制你必须转；其二，把渠挖好，就是包括优惠政策、财政支持在内的政策之渠，让学校自己选择，水到渠成。
“可能领导很英明，决策很正确，但是用鞭子抽的转型和我发自内心的转型是不一样的。”单强说。（编辑 肖欣欣 孙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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