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晋升的错位与回归

　　“法官，是一个让我困惑且充满魅力的词汇……但当提起笔想探究一下中国法官的真正含义却备感困难。”一位获得审判资格已6年多的法官，在追寻自己所属群体的身份意识时产生了困惑。

　　在哈姆雷特似的“留下还是离开”的自我追问中，他用相对隐晦的方式表达了选择留下的人将要面对的挑战—“要接受科层制下的晋升体制，要靠结交和利用体制内的朋友获得稀缺的上升空间。”

　　他对法官身份意识的困惑与追问背后，是中国法官每年大量流失的现实，众多法官离开法院，要么走入社会，要么调到党政机关。

　　自1999年起，最高院每5年公布一个司法改革纲要。前3个改革纲要都提及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但诸多良好的改革愿望并未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为接下来的司法改革给出了大胆而具有突破性的指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便是司法机关要进行“符合职业特点”的人事制度改革。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有消息称，最新的中央层级的司法改革方案将很快出台。有的省份还提出愿意就法官单独序列管理进行试点。

　　在当前法院人事晋升制度下，法官是如何偏离了“职业特点”，又陷入了怎样的身份迷局？

　　错位的晋升

　　“法官等级是大家最不在乎的，既和钱没多大关系，和权也没多大关系。”曾在某副省级城市基层法院工作了十多年的康律师这样告诉《南风窗》记者。

　　他说的法官等级是指中央组织人事部门和最高院为法官“量身定做”的4级12等体系，从最低的5级法官到高级法官，再到大法官和首席大法官，中国的法官被划分成12等。

　　除法官等级外，中国的法官还可能在行政职位、行政级别、审判资格，以及党内职务等向度上获得晋升。然而，吊诡的是，与法官身份最为密切的法官等级晋升轨道，却最不为法官们所看好，对法官们的身份定位所起的作用也最小。

　　辽宁法官兴成鹏的观察是：“被虚化和边缘化的法官等级制度几乎没有发挥出建立法官单独序列所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反而助长了法官管理的行政化倾向。”法官等级并不是根据个体法官办案能力和资质来评定，而是与法官的行政职位、法院的层级“捆绑”在一起，想要获得高的法官层级，首先得获得相应的行政职位或者进入层级更高的法院。

　　贵州盘县法官董均康发现，根据中国的《法官法》，“法官等级的确定，以法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业务水平、审判工作实绩和工作年限为依据。”但是由于法官等级依附于其他晋升通道，在实践中便失去了选拔优秀法官的功能，而这一点甚至也被文件和各级法院的实务操作制度化了。法官等级的评定仅与工龄、行政级别有关系，这分割了法官等级与审判能力挂钩的原则。

　　兴成鹏还观察到，一个基层法官专门从事审判工作而不担任院、庭长等职务的话，在理论上工作22年才有可能晋升到4级高级法官，而事实上绝对多数基层法官终其一生也不过能升到3级。3级法官在法官等级中位处倒数第三。“法官的基本工资也与法官等级无关而主要是按行政职级发放的，这样法官等级就更成了摆设的花瓶，既不能给法官荣誉感又不能带来实惠。”

　　据《南风窗》记者查询，中国法官等级中最高的首席大法官，与最低的5级法官，法官津贴分别为340元和180元，相差仅160元。台州法院某法官告诉《南风窗》记者，法官的政治和经济待遇都主要取决于行政级别，最明显的是，他晋升为副科级法官后，工资也随之涨了四五百。

　　不得已的“错位任命”

　　法官等级依附行政级别地位的结果是，众多优秀法官追求的是行政职务与行政级别，哪怕放弃审判岗位。康律师说，在公正选拔的情况下，一般专业技能最获认可的法官会被提拔到庭长等行政岗位上，而大多情况下庭长就不直接审案了，只审批案件。但是这样的岗位毕竟有限，因此次优秀的法官不惜往后勤、办公室、监察等不办具体业务的部门调，虽然基本待遇没有改变，但工作比较轻松。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法院副院长赵耀彤向《南风窗》记者分析道，法院内部不同部门的“受欢迎程度”不一样，有些部门工作比较轻松，而民庭和派出法庭，则“工作太累，压力大，时不时挨骂”，因此“调个好岗位不亚于提拔”。

　　职数不够的，想进步的“年轻法官”则越来越多，一些地方还“发明”了种种措施，拓宽法官的晋升空间。

　　有报道称，2012年初，进行试点改革前，深圳盐田法院30多个科级职位里，有近20人的职务和岗位不符，“比如一位办公室副主任，其本人实际上可能是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该院院长解释称，法官的待遇与行政级别挂钩，为了激励优秀法官，“错位任命”是不得已而为之。

　　赵耀彤告诉《南风窗》记者，为了给年轻法官挤出行政职位，一些地方法院曾让年满52岁的庭长、副庭长等干部提前离岗。有报道称，一些地方为了安抚提前离岗者，给予晋升一级的待遇。据知情人士透露，有高层领导在面向全国政法干部的内部讲话中曾批评这种做法为“人才浪费”，2010年中央曾专门下文要求遏制这种现象。

　　但是在行政级别这根指挥棒的作用下，众多法官在法院内部解决不了职级问题，便纷纷选择下海或是调往其他单位。据多地数据显示，近年来流失的法官，相当一部分调往其他党政机关。

　　康律师认为，目前的法官晋升体制下，最符合法官定位的人，受奖励后，反而脱离了法官岗位，这是一种严重的错位。

　　“自己领导顶不住”

　　当前的法官晋升机制除了会使法官的专业技能和岗位产生错配之外，还会在更大的制度层面上产生扭曲效应。

　　理论上，上下级法院并无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实践中，上级法院却“把控”着下级法院诸多方面的事务。据赵耀彤观察，“上级法院给下级法院下达的大量调研、报表、统计、信息、宣传等等任务，几乎占据了下级法院1/3左右的工作量，对此下面也只有叫苦的份儿。下级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应该说是尽最大努力与上级法院保持一致，不管是非正式的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还是上级法院已经判决的案例，都会指引下级法院的法官对法律如何做出理解。‘残酷’的考核模式已经快要压迫得下级法院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议提出，要“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现实中，上下级法院之间的人事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下级法院的制度定位。

　　尽管法院领导职务一般由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之间，经过复杂的程序最终确定，但人事安排的结果显示，上级法院在决定下层法院领导人选中，有很大的话语权。康律师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任职法官时，他所在副省级城市的十几个基层法院中，只有两个院长不是中院派下来的。有的基层法院，甚至整个领导班子都来自中院。

　　这种情况并不限于中院和基层法院之间，据赵耀彤了解，最高院向省高院下派领导，省高院向中院下派领导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地方法院百十号人中最关键的一位—也就是他们的院长—的提名甚至决定权力却相当大程度上掌握在上级法院手中”。

　　“一些基层院长就是下来兜一圈，然后又回中院当副院长去了，你说他能不听中院的意见？”康律师说。除了直接就个案进行“沟通”，上级法院还会下发业务指导、考核指标等等措施来影响下级法院。

　　除了下派领导，上级法院还会从下选拔法官。上述台州法官数年前从基层法院选调到中院，一两年后就晋升为副科级。他告诉《南风窗》记者，如果还留在基层，他现在“不可能”是副科。层级越高的法院，晋升机会越大，因此上调也成了上级法院“奖励”下级法官的一种手段。康律师告诉《南风窗》记者，一般不会跨级选拔，例如高院不会直接从基层法院选拔，而是从中院选拔。

　　面对人事这根指挥棒，在一定程度上，上下级法院之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对于这种现状，康律师坦承，在一定程度上，上级法院的视野比较广，毕竟管辖范围比较大，涉及案件的重要性和广泛度也比较大，因此不论是下派领导还是业务指导，在目前阶段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学界普遍存在担忧，认为若上下级法院超越单纯的审级监督关系，异化为从属关系，则可能会突破现有的二审制，变成实质上的一审制，无法体现两审制这一司法程序制度的制衡作用。

　　人事晋升制度的影响除了体现在上下级法院之间，还体现在法院内部。

　　王法官在某基层派出法庭工作，他一度向院领导明确申明，“我一不求升官，二不求发财”，而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在审判中来自领导的干预。他告诉《南风窗》记者，法官办案的压力实际上不像外界想的那样，“外面的压力不管多大，想顶怎么也顶得住，但是自己的领导压下来就顶不住了”。

　　顶不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法院领导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法官晋升的决定权，“会来事，敢于给领导担责的法官就升得快。”王法官说。

　　“法官之上还有更有权的法官。”兴成鹏这样概括法院内部的层级化问题，“普通法官办案要听命于庭长，庭长要听命于院长，造成法官审判思维的官僚化、行政化。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原则变成了普通行政机关的首长负责制。”

　　上述台州法官向《南风窗》记者坦承道，“不想当领导的话，在法院比其他地方要好”，但面对错位的晋升机制，诸多法官在职业理想与现实待遇之间越发迷离。使法官身份符合“职业特点”，使司法活动回归审判规律，这是过去3个五年改革纲要都无法实现的目标，改革的艰难无疑呈现了现实的复杂性。

　　新一轮司法改革会带来改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