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在安徽江苏等地遭“冷遇”

　　在国务院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杜柯伟透露，2014年将在2013年异地高考实施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异地高考的覆盖范围。“2014年将解决北京、天津、上海、福建、广东、海南、陕西等18个省区市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杜柯伟强调。

　　异地高考新政的推行，不是单一的参加高考问题，而是一项系统的教育利益平衡工程。不降低门槛，异地高考者的权益无法保障；条件放得太宽，又如何保证不出现“高考移民”现象。异地高考，谁最需要？它是否能够承载教育公平？突破点又在哪里？高考前夕，记者专访了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

　　问题一：异地高考，谁最需要？

　　现象：冷热不一。

　　异地高考有些在某些地方遭受“冷遇”。2013年，在辽宁就读且符合异地高考报名条件的有5000人左右，最终报名的考生只有552人。在安徽，推算有500多名考生可以就地参加高考，实际只有300多人报名。而江苏、武汉也有不少符合条件的考生均选择了返回户籍地参加高考。江苏只有347人报名，武汉仅109人报名。

　　专家解读：

　　王烽：符合条件的非户籍考生是否在就读地参加高考，与报名录取程序的便利程度有关，但更主要的则是与就读地和户籍所在地录取机会的差异有关。一般来讲，如果就读地录取率明显高于户籍所在地，考生就倾向于在就读地参加高考录取。目前异地高考门槛比较低的，一般是人口输入压力小，高考录取率又相对较低的省份。以上列举的四个省，2013年一本录取率都排在中游以后。这样的地方，异地高考的压力不会很大，矛盾比较突出的还是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大城市。

　　问题二：异地高考是否有门槛限制？

　　现象：北上广津门槛极高。

　　事实上，流动人口输入地异地高考门槛普遍偏高。从流动人口数量来看，北上广津的流动人口总和占全国流动人口近四分之一。北京、上海、广东等核心区域是目前异地高考问题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有两大共同点，外来人口众多和录取率高，主要矛盾是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对利益的争取以及开放后带来的教育资源紧张和城市压力。有家长直言不讳：“异地高考的这些条件，表面上是‘条件’，实质上是‘门槛’，隐藏着‘拼爹’逻辑。”

　　专家解读：

　　王烽：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发展和人口流动不协调、城市自然资源和教育资源承载力不足、高考录取机会省际不平衡，以及当地居民的利益保护心理，是造成“异地高考”问题的原因。流动人口的权利意识觉醒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也必然与现有秩序产生冲突。解决这个问题已经不能拖延和回避，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异地高考”矛盾越突出的地方，解决问题的难度就越大。这些地方多数面临人口控制的极大压力，担心“高考移民”引起人口无序流动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全部放开，只能设一定的门槛、一步一步来。只要有门槛，就只能就高不就低，先允许在当地就学时间长、条件更接近于户籍人口的孩子就地参加高考，而不是相反。综上所述，我并不赞成简单地用“拼爹”来概括。

　　问题三：异地高考能否承载教育公平？

　　现象：呼声迥异。

　　各地异地高考方案的出台，立刻引发了各界人士强烈关注。支持者、反对者，态度非常鲜明，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异地高考政策的实施难度。

　　专家解读：

　　王烽：异地高考是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子女教育问题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以后，透过城镇化和人口流动反映出来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与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强调“均等化”不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更多的是一种通过择优录取体现的“选择的公平”。这种选择的公平主要体现在考生和学校之间，政府宏观调控应起到促进公平的正向作用。但是目前恰恰是按省分配招生名额、划定分数线等计划经济做法干扰了学校与学生的双向选择，这种计划招生模式与户籍制度等结合起来，使录取机会的省际差异表现为流动人口权益问题。异地高考本身也是“深水区”的改革，涉及利益调整。保证当地户籍人口就利益一点也不受损是不现实的。照顾非户籍考生的合理诉求，城市才能有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和谐的环境；而在北上广津这些地方，目前是不可能不设门槛的。户籍、非户籍人口应当相互理解和包容，政府则应当搭建对话的平台、创建理解的氛围，拿出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异地高考既不可能一夜之间完全放开，又不可能按兵不动。

　　问题四：突破点究竟在哪里？

　　现象：“异地高考”成为“异地高职”。

　　对于教育部布置的异地高考“作业”，各地方案不一。有的地方仅向教育部交了一张“异地高职”的答卷，壁垒依旧。当然，异地高考背后涉及户籍、社保等诸多基础性问题，影响范围之大、争议之多、情况之复杂，远超一般教育议题。但在教育公平的呼声面前，如何打破利益藩篱，往前推进，仍需要切实行动。

　　专家解读：

　　王烽：过去在城市发展规划中，人口流动及其公共服务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则需要“补课”。除了担心对户籍人口高考录取机会的冲击外，北上广等大城市强调更多的是城市人口压力和资源承载能力，担心“开口子”会引起城市人口规模“失控”，于是提出了很高的门槛，甚至只打开了一个“窗口”。实际上，人口流动早已冲破了户籍限制，异地高考更核心的是要解决城市内部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平等权利问题。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的争论，警示的是城市社会割裂的倾向，要求政府把这一问题上升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长治久安的高度解决。家长工作、居住、纳税等条件成为“门槛”的组成部分，是渐进改革思路的体现，但“门槛”的高低应基于对非户籍人口的调查摸底基础上，对公众才有说服力。当前，国家可以在全国招生计划增量中安排一定比例，根据各地的实施方案，对解决问题的努力予以支持，同时加大对国务院转发五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实施情况的督促检查力度。北上广津等大城市，如果在对非户籍人口子女在学情况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将现有异地考生存量与政策实施后可能带来的增量分开对待、设定门槛，让目前符合条件的考生在本地考试录取的同时避免聚集效应，则有可能更为有效地缓解矛盾。如果需要，还应该建立与流出地省份沟通合作的平台，确保所有考生都有参加高考的权利。（本报记者 晋浩天 靳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