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在香港与大陆融合过程中不断上升，香港政府如果对其妥协，将增大政策失衡的风险。香港本应将来自内地的需求转变为机遇，但最近推出的政策却与此抵触。
·在2016和2017年选举前，香港的政治风险不断上升。若香港不能达成让中央政府接受的选举方案，其未来经济竞争力将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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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游客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不可否认
内地游客对香港经济增长贡献显著：
·2013年，4,070万内地游客前往香港旅游（同比增长16.7%），占到前往香港旅游的游客总数的75%。2012年，在所有内地来港游客中，2,370万人为同日往返游客，占58.1%，同比增长19.5%；2,750万人通过自由行来港，占67.4%，同比增长18.7%。
·2012年，旅游业对香港GDP的直接贡献为3.9%，其中内地自由行游客的贡献占三分之一，创造了114,280个就业职位。其中，自由行游客增值消费总额的一半体现在零售销售中。
·2013年，香港4,950亿港元的零售总额中，内地游客的贡献达到34%。
·2003年内地自由行计划开始实施，2013年，内地自由行游客的消费高达2,170亿港元，2003-2013期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而在这一时期，香港的GDP名义上仅平均增长4.6%。
简单的计算显示，如果自由行内地游客的额度降低20%，可能造成香港直接经济损失为GDP的0.26%。但我们认为，实际经济损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位于商业区域的物业和其他设施的所有者，其租金收入出现下降。这一项目纳入了GDP的计算，但并没有包括在旅游业收入的计算中。
·更重要的是，这也将释放出香港不再欢迎内地游客的错误信息，给香港造成的无形损失难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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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处理中港经济一体化矛盾的做法值得探讨
关于“香港内地游客太多”的争论仅是中港经济融合过程中众多争议和挑战中的一项。我们认为，香港需要充分利用其作为“中国一部分”这一地理和政治上的天然优势，来确保其全球金融中心和自由市场的地位。但是，最近香港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却显示，这些政策可能起到反作用，将阻碍香港从内地的经济增长中获利。
我们认为，政府并未成功将内地的需求转变成为经济机遇。我们建议香港采取积极正面的方式，来满足内地市场的需求，而非通过设立配额限制来自内地的需求。红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2008年香港取消红酒税以来，香港的红酒进口录得强劲增长，从香港转往内地的红酒再出口占有相当高的比率，这也使得香港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红酒贸易枢纽。同样，香港也可以转变成为区域内的奶粉贸易枢纽，来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香港也应该提升自身能力，欢迎更多的游客到港，并提升相关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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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选举前政治风险上升
近期的香港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凸现出政府对社会不断上升的民粹主义出现妥协。随着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和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即将到来，关于选举方法的讨论也逐步升温。我们也担忧，政府的一些政策可能并不符合香港的最佳经济利益。
最近几个月，香港政府就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和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的选举改革进行了公众咨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
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基本法第45条也表示，普选行政长官的候选人是由一个有广泛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
但是泛民主派坚持“三轨制”方案，这可能将侵蚀提名委员会的权力。泛民主派要求允许公民联盟和政党提名，反映出他们对提名委员会的不信任。而建制派则赞成现行的框架，提出将现行的提名委员会的组成从1,200增加到1,600人，对现行程序仅作细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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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达成一项能让中央政府接受的选举方案，香港未来经济的竞争力也将因此受到损害。事实上，不断上升的民粹主义已经降低了现行政府的施政效率。立法会近期的阻挠议事使得香港2013-2014的财政预算案险些未获通过，也阻碍了财政政策的实施。如果最坏的状况出现，香港若不能处理好“占领中环”的运动，大型社会动乱可能出现，最终引发类似台湾“反服贸”运动的社会动荡。
历史上香港仅仅是一个自由港，本地政治很少对商业活动和投资者造成影响。但从今往后，我们可能需要更紧密地关注香港可能上升的政治风险。虽然大量的外汇储备将保持香港AAA等级的主权评级，但如果香港政治难以保持稳定或政府向民粹主义妥协而牺牲自由市场的地位，全球投资者可能转向其他地区。如何保持香港长期的竞争力，是摆在香港政府的面前的亟需解决的问题。
刘利刚为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杨宇霆为澳新银行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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