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停车位与汽车拥有量比例:1:3 .3。昨日,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发布《关于上海、北京、广州三地汽车限购政策的质量评估与优化对策研究》报告,透露广州停车位紧张的严峻现实。
广州实施汽车限购已两年,报告对北上广三地的汽车限购政策进行对比,认为广州汽车限购政策优于京沪。然而,这一通过限制公众消费自由的措施,仍需少用、慎用。
作为国内最早实施限购政策的城市,上海在1994年6月启动限购,实施车牌竞拍政策。2010年12月,北京启动摇号购车政策。两年前,广州启动汽车限购政策,其借鉴上海、北京经验,通过摇号政策降低了民众的购车成本,同时又以拍卖政策作为补充性措施。
在北京和上海,限购对汽车产业的负效应已经凸显出来,2011年北京市全年仅销售新车40多万辆,同比2010年下降了56%。中低端国产车受到的冲击最大,自主品牌汽车在北京所占市场份额由限购政策执行之前的19 .8%下降至2011年的11%。在上海,随着竞拍价格的不断攀升,异地上牌现象泛滥,大大增加了城市行政管理成本和交通安全隐患。
报告认为,从目前来看,广州市汽车限购政策的公平性比上海市和北京市要高。然而,其实施对广州市的汽车产业、广佛一体化进程、广州市开放性的城市形象等带来了一定负面效果。
建议
适时废止限购政策
通过对北上广三地汽车限购措施的质量评估,报告指出,这些政策都是政府通过强势行政手段,而不是交通资源合理调配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虽然在执行初期具有成本低、见效快的优点,但随时间推移,会产生许多问题,增加政策的实施成本。同时,政府实施的汽车限购措施,从根本上讲是以剥夺公众自由消费汽车的权利来达到控制城市汽车总量的目标,车牌竞拍措施也推高了民众的购车成本。
因此,各地推出汽车限购措施后饱受争议和质疑,降低了此措施的认同度、满意度,既违背政府政府推出此措施的初衷,也影响了政府形象。
“除非作为被迫采用的‘权宜之计’和‘最后手段’,一般情况下务必要少用慎用,”报告说。
政府应启动第三方评估
其建议,政府要尽快启动独立的第三方政策绩效评估,每年对限购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即时评估,并根据公众的需求进行修订完善。一旦该政策溢出的负效应超过了城市的承受能力,就应该采取措施,及时终止该政策。
蓝皮书还透露,广州城市道路里程近5年年均增长率仅约2%,远远低于同期机动车的增长水平。目前全市城市道路平均速度小于20公里/小时(低于国际交通拥堵警戒线)的主干道占29%,形势严峻。
定期公开车牌拍卖资金收支
报告指出,必须充分评估汽车限购政策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和溢出的负效应,然后建立与之配套的应对政策,形成一个完善的政策体系,从而提高政策的绩效水平和公众的满意度与支持度。
报告举例,针对汽车限购政策容易产生拍卖价格过高和中签率过低的问题,政府应该同时出台车牌使用年限政策和车牌自由转让政策。针对汽车限购政策的公平性不足容易引发民众和利益受损行业不满的问题,应该同时出台车牌拍卖资金专款专用政策和收支情况社会定时通报制度。
比如,可考虑用竞拍资金设立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专项基金,或在高峰时段公共交通车票优惠政策,申购新能源汽车、节能型汽车和国产小排量汽车的财政补贴政策。这些政策还须尽早实施。
采写:南都记者 刘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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