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诗朦
2013年5月，王蒙又回到了新疆。
他已是80岁高龄，但精神很不错。他怀念起拉条子的美味，也怀念起那些老朋友，时光荏苒，有些人已经去世，更多的人像他一样，在时光的流逝中，日复一日衰老下去。
新疆给了王蒙更高的声望，《在伊犁》系列小说是这位作家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新疆也在危险的岁月里庇护了他。“到别处去，晚上总是睡不好，到新疆，头一挨枕头，就能睡着。”王蒙从不吝惜说新疆的好话。
这位因《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成为右派，后来又摘帽的青年作家，在“文革”爆发的前夕做出了可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举家搬到新疆。
1963年12月下旬，王蒙和妻子崔瑞芳卖掉了北京的笨重家具，带着3岁、5岁的两个孩子出发去乌鲁木齐。
一家人先到了西安，住了一夜车站附近的解放旅社，游了大雁塔，他们努力说服自己是“褡裢火烧含油太多”让他们肚腹不适，而不愿意归咎习惯了北京的肠胃不服西北的水土。
列车在还未完全轧实的兰新路上跑了四天三夜，沿途经过红柳河、嘉峪关、玉门关，最终来到乌鲁木齐。
这是一场明智的避祸之旅，就像当年的清教徒躲避迫害而远走美洲—躲开的是喧闹，收获的是一个世界。
王蒙提到这16年时说：“我收到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宗教的感悟，更懂得了求同好异、党同喜异的道理，更宽容也更理解与自身不那么完全一致的东西，懂得了不同的参考和比照、容受能力与理解能力对于一个人的重要。”
王蒙远走新疆两年多后，“文革”爆发，许多比王蒙更知名的作家或被虐待，或不堪受辱，不幸死亡。
王蒙本来还有江西和甘肃两个选择，但边疆对男人永远都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意象，他试图去感受这片不熟悉的土地，并为此激动万分。
此时对新疆的大规模建设和开发已经进行了十几年。1954年，毛泽东发布主席令，驻新疆的部队官兵奉命集体就地转业，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此后，全国百万青年在支边的号召下进疆。
在1965年的纪录片《军垦战歌》的纪录片中，开头就是青年们昂扬进疆的情景。
女青年在桑树下采摘桑叶的画面，激昂高亢的女声解说道：“在塔里木已经有了十几万亩桑园，可以期待，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它将会成为祖国新的蚕桑生产基地。”画面中的青年们切开红瓤西瓜大快朵颐，女青年跳起舞蹈。
纪录片的主题曲《边疆处处赛江南》传遍大江南北。牛羊、瓜果、鱼满船，那不是纯粹的战歌，前半段都在讴歌着一种物质丰饶的生活，不是吃货都觉动人。
新疆在饥饿的岁月里受灾较轻，也确实庇护了不少内地人，经历过三年灾荒缺粮生活的青年人纷纷报名去新疆支边，有的上海青年人不顾家人反对，偷拿户口本报名去支边。
边疆的广博对小孩多的家庭尤其有吸引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1980年代的大学生张五民对哥哥说：“毕业了我去内蒙古，去新疆，种向日葵种苜蓿去。”
王蒙在自传中这样描述刚到达乌鲁木齐的感受：“首先给我冲击的是火车站上播放的各族歌曲，然后是建筑，是盛世才时期的南门大银行。是模仿塔什干风格的苏联援建的人民剧场。是南门外的大清真寺。是铺面的从右到左的横写维吾尔语招牌。是各个会议上的翻译过来再翻译过去的开法。是文联的俄罗斯族清洁女工娜塔莎。是上厕所如登冰山。是各家堆着自己的煤山。然后是零下20摄氏度、30摄氏度，有时候达40摄氏度的严寒，是冰雪之神，是炉火之花，冬季的室内炉火轰轰地响，一间屋就像一个火车头。维吾尔谚语：火是冬天的花朵！”
王蒙也被边疆视为财富，他被分配到《新疆文学》杂志做编辑，他被安排去南疆采风。王蒙采写了《春满吐鲁番》、《红旗如火》等一系列散文和报告文学。
随后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尽管王蒙已经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在文联内外，“王某是不可用的”之类的传言已是家喻户晓。1965年，他来到伊犁巴彦岱公社。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当时的苏联相毗邻，边界线长1500多公里。在异域风情的边陲小镇上，王蒙躲过了“文革”的风暴中心。
“我去伊犁的时候恰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少，我到的时候未发现什么斗得死去活来的紧张气氛，倒是挺轻松和善。”王蒙在《八十自述》中写道。
1966年6月初，远在边疆的伊犁也呼应首都，召开了对邓拓的批判大会。大会有点滑稽。
据王蒙回忆，维语的“万岁”的说法是“亚夏松”，而“打倒”的说法是“呦卡松”。当地的一些农民把该喊万岁亚夏松的地方喊成打倒呦卡松。大队书记竭尽全力用正确的口号把错误的喊声压下去。
伊犁也随处可见语录、“宝像”、纪念章和红袖标，大街上到处都张贴着大字报，大字报中有大量的错别字，文句不通，政治觉悟也很低，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上是一男一女有关于婚外情的对骂。
王蒙在伊犁的家是伊宁二中分的家属房，两间房一明一暗，对着解放路二巷。主屋窗户很低，当地人有坐在炕上隔窗观景的习惯，到了晚上，窗外就会传来喝醉的马车夫唱着伊犁民歌《羊羔似的黑眼睛》。这是王蒙最喜欢的歌曲，直到多年之后仍然能够面对电视镜头完整地唱出来。
一天夜里，房顶上窸窸窣窣乱响，声音很大仿佛有一大群老鼠在顶棚闹灾害。
第二天，推开门，王蒙看到家里的房门上被贴满了大字报：“崔瑞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家里有沙发……还烫头发……”王蒙的夫人崔瑞芳非常生气，事实上，所谓的沙发无非是一把两侧有铁管弯曲做成扶手，坐垫中心有一点弹簧，大腿与膝盖之间是一道横梁，非常硌人。后来，来了几个学生把沙发拿走，证明他们“破四旧”有成绩。过几天，沙发被送还回来，照坐不误。
伊犁的那种生活气息很好地冲淡了“文革”气质，当地人仍然会在上班期间打麻将，不请假就探亲，日复一日，盖房砌灶、打毛衣、挖菜窖……
“我记得伊宁市（伊犁州首府）有家甜食店开张，挂的标语是‘伊宁市甜食店的开张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王蒙回忆。
当地的一位维族农村干部曾问王蒙为什么汉族人对观点那么执着，这位维族干部说本地人是一些“手掌柔软的人”，不会对观点不同那么当真。
说到底，在当地人看来，观点派别，是官家的事，住房吃喝老婆孩子，才是自己的事。
在当地普遍流传的一个故事是，大街上，两个维族干部骑着车遇见了，二人推车至马路牙子边扶车叙谈，互相握手摸胡子。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的观点是什么？”另一个回答：“我，保皇！”另一个人点点头，说：“我，造反！”然后二人笑着告别离去。
“严格地说，巴彦岱算不上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悄悄学学样而已。多年来这里养成了什么事都是跟一跟学一学摆摆样子走走过场。人云亦云，人做我做，人闹我闹，人息我息。”王蒙后来在书中写道。
王蒙多次提到一个维族词汇“塔玛霞儿”，可以译成漫游、散步、玩耍、休息等等。“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怡乐心情和生活态度，一种略带游戏的精神。”
维吾尔人有句谚语:“人生在世，除了死以外，其他全都是塔玛霞儿！”
王蒙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塔玛霞儿”精神：“维吾尔族人如果有两个馕，他只吃一个，另一个留着敲打—哪怕饿着，他也能唱歌跳舞。”
他觉得自己可能感染了这种塔玛霞儿精神。
年届80时的王蒙说：“世上许多事，你得搁到一个较长的历史周期里去看。除了真理，好和坏、对和错的判断，都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真也有生、坏、住、灭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快80年了，我经历了许多变革，只有一条没大变，就是人永远得干活、吃饭。”
王蒙认为当时到边疆的内地人，能够沉下基层。
“王震在新疆主政时有这么一条政策：进入新疆的干部和战士，学会维吾尔语，通过考试的，行政级别一律提一级。这样的政策，让干部和官员沉下去，能够和当地老百姓交流沟通，促进彼此的感情和友谊。”王蒙在接受采访时说。
王蒙学会了维吾尔语。刚到伊犁的几个月后，王蒙就用维吾尔语在生产队的会议上发言了。社员甚至要评他为公社的“五好”社员。
王蒙在新疆交到许多好朋友。他和维吾尔族青年一起喝酒，那些纯老爷们的聚会，把段子说得半荤不素带俏皮话和双关为出彩，直白浅陋则会被批评。
王蒙有自己的诤友，比如在他的散文《哦，穆罕默德·阿麦德》当中，他记录了维吾尔青年买买提·艾买提（同一名字的不同写法）对他的建议，在他学说那些粗鲁的牧民语言时，穆罕默德·阿麦德拿出珍藏的维吾尔文书籍—阿衣别克的《纳瓦依》分享给他的“老王哥”。
“烛光虽小，却照亮了一间屋子—因为它正直，闪电虽大，却不能留下什么—因为它弯曲。”穆罕默德·阿麦德平时用小小砍土镘磨洋工的懒懒神情在给王蒙念诗时一扫而光。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司马义·艾买提在给《你好，新疆》的序中写道：“新疆人民像喜爱自己的亲人一样爱戴我们的作家王蒙，敬重王蒙，深情地拥抱王蒙先生，把他看做是维吾尔人民亲密的朋友”。
1967年，王蒙的二姨董学文从北京到伊犁帮忙照顾王蒙的儿子，经过90个小时的舟车颠簸，本就在“文革”期间遭受打击的董学文病倒了，几天之后在伊犁去世。
王蒙在当地给董学文办了丧礼，令他感动的是，巴彦岱的老乡也来送葬。维吾尔族人极其重视人的死亡丧葬。
“我甚至有点怀念那个不正常的年月中的民族团结，深情厚谊。二姨去世的前前后后完全实现了民族大团结的理想。我永远感谢这一片土地，这里的人民。”王蒙在自传中写道。
伊犁的武斗开始后，王蒙举家搬到一个大杂院里，院子里住着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和汉族人。
那个时期，在边疆存在“两个脑袋”的问题，是指一个人在国外有亲属，一般是指苏联，或者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地；也指一个人具有双重国籍。在更严重的情况下，则可以指一个人有“里通外国”、“叛国投敌”的行为或动机，至少是嫌疑。
1960年以前，中苏边界中国的一侧基本上处于有边无界、有边无防的状态。而且由于特殊的地缘、民族和宗教文化联系，使得伊犁地区长期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侨民在当地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
那时的哈萨克斯坦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又与哈萨克斯坦相邻，居民中的一些人，在族裔血缘上与国外多有瓜葛。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有超过12万苏联侨民集中在新疆伊犁地区。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中印关系恶化，新疆成为中国西部边疆冲突的焦点区域，并爆发了边民非法越境到苏联的“伊塔事件”。
在王蒙创作的小说《这边风景》中，他描述了一个具有“两个脑袋”的乌尔汗家庭的困惑与命运。“难噢。难。生活和工作，为什么一切大好极好的后面是越来越困难了呢？”
在王蒙的邻居中有亲属在国外的，但这没能影响这个小院的正常生活。
王蒙和他的邻居们在这个边缘小院里打麻将、跳忠字舞、读书、比赛跳高。他们还规定打麻将如果三把不和就自动戴上纸制的高帽子，这种戴高帽子的游戏惩罚方法，来源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伊犁待了6年之后，王蒙终于沉不住气了。
1971年春天，王蒙坐长途汽车回到乌鲁木齐，正赶上上级决定文联的人全部下干校。
他跟随文联下到位于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地区的“五七”干校。他终于在这里被正名，从有“问题”的人成为“战士”。
林彪事件发生后，干校人们的兴趣更是转向了改善生活与等待“毕业”。这成了王蒙返京的序幕。
1976年，江青倒台。王蒙试探性地写了一篇《诗·数理化》，歌颂高考恢复。1977年底，这篇文章刊登在报纸副刊上。距离上一次在《新疆文学》上发表《春满吐鲁番》已经过去13年多，加上从1958年到1962年的封杀期，这意味着王蒙结束了长达17年的文学创作冻结期。
王蒙在新疆生活16年后，终于等来了回京的通知。1979年6月12日，王蒙举家乘坐70次列车，离开乌鲁木齐。
离开新疆后的王蒙，从未在心灵上远离那片土地。对那段特殊时期的记忆，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回想在新疆的16年，对我的一生极其重要。我初步摆脱了大城市学生娃的天真幼稚，敏感书生气，我受到了边疆巍巍天山、茫茫戈壁、锦绣绿洲、缤纷村舍的洗礼，我更开阔也更坚强了。”
（本文参考书目：《王蒙八十自述》、《王蒙自传：半生多事》、《你好，新疆》、《这边风景》、《在伊犁新大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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