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担任职务的秦伯益院士，是首位获准退休的院士。2004年，秦伯益明确提出退休请求。经过历时一年的主动申请、被拒、力争，最后从总政治部报到中央军委，他的退休请求才获得批准。秦伯益也因此被称作“院士退休第一人”。
导读：秦伯益是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首批院士，是我国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退休院士。他昨天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表示，所谓“院士退出”，制度严密是好事，执行也要到位，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执行不到位，也不乐观。
秦伯益今年81岁，是我国成就卓著的药理学家。他62岁时当选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首批院士，曾任工程院主席团成员。除了“退休第一人”，他常被媒体提及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和钟南山等多位院士联名呼吁甚至上书，要求撤销“烟草院士”谢剑平的院士资格。
这次被取消提名资格的其实就是行政渠道
北青报：这次工程院《章程》修订，取消了地方、企业、高校和一些机构的院士提名资格，增加了学术团体的提名资格，您怎么看这样的修订？
秦伯益：被取消提名资格的，其实就是行政这个渠道。无论是被取消的行政提名渠道、被保留的院士提名渠道，还是新增的学术团体提名渠道，我认为目前都存有问题。
当然，不可能三个渠道都取消，被取消的行政提名渠道是问题最大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张曙光差点儿当选院士。
张曙光是被铁道部推荐成为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院士候选人的，两次参加增选都以极少的票数之差落选，后来的庭审中还曝光，他曾为参选院士投入2300万元“运作经费”—这样的实力和公关能力，学术团队是没有的。
取消了行政渠道的提名资格，院士提名也可能存在偏见或倾向性；学术团体虽然没有张曙光那样的实力和公关能力，但一旦哪个人被学术团体或院士提名了，其所在单位还是可能会去帮他（她）公关。这些需要更细致明确的规定来约束。
所谓“院士退出”其根本不在制度制定
北青报：您曾经和103名院士一起联名申请复议并撤销谢剑平的院士资格，但工程院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希望谢剑平主动退出。现在新《章程》增加了“院士劝退”，而您和其他联名院士当初的申请理由就是谢剑平有违学术道德，那么新《章程》执行后，您还会申请谢剑平的院士资格劝退吗？
秦伯益：这件事上有种种的利益纠葛，我们不会再继续了。但在我们这些联名反对的104个人的心目中，他（谢剑平）不够（院士）资格。
我们反对他的院士资格，不是因为他研究的是烟草这个有争议的领域—他的老师、已故的朱尊权院士也是烟草生产与加工技术专家，我们并没有反对，因为朱尊权致力于改善我国的烟草种植工艺、品种，减少了中国的烟草进口量，而且学术上没有问题。
我们反对谢剑平的院士资格，是因为他做的所谓“减害降焦”是个伪命题，他其实没有做烟草减害，产品就上市了，其做法无形中支持了烟草企业，诱使更多人吸烟，使相关品牌香烟销量增多，这是违反学术道德的。
我认为工程院最终决定取消烟草行业增选院士的做法是矫枉过正，做过头了。我们反对的不是这个行业—朱尊权院士我们是尊敬的，而是谢剑平个人。
所以所谓“院士退出”，我认为其根本不是制度的制定问题，而是执行问题。制度严密是好事，执行也很到位，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执行不到位，也不乐观。
科学家成绩的评审要靠学术共同体
北青报：您认为最合适的院士遴选制度是什么样的呢？
秦伯益：我曾经引用了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的话—科学家成绩的评审，要靠学术共同体。我认为，本单位同事认可，专业领域认可，就行了，兴师动众到全国关注没必要。
另外，评选的人也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真正的见识，不能带着私心。文/本报记者 雷嘉
背景
曾经围绕“院士制度”的那些讨论
近年来，我国院士制度出现了一些社会关注、科技界反映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院士遴选受非学术因素干扰过多，院士称号承载了一些非学术的、带有明显功利性的负担等。聚焦在“退休退出”方面的问题也颇受舆论关注。
对遴选环节的质疑
2009年，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第二次向中科院院士发起冲击，一路成为有效候选人、初步候选人，进入最终票选环节。此后据张曙光在法庭上供述称，他离进入最高学术殿堂“只差一票”，由于2007年、2009年两次参选中科院院士“需要花钱”的说法更将院士“增选”话题推到了风口浪尖。
2011年，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当选工程院院士，再次引发争议。据报道，包括钟南山、秦伯益在内的104位院士联名上书“极力反对”，中国疾控中心等部门的科学家也相继加入，称其“降焦减害”的科技成果是伪命题，他其实没有做烟草减害，无形中支持了烟草企业，诱使更多人吸烟，使相关品牌香烟销量增多，有违学术道德。并且其评审应由医药卫生学部来进行，而不是谢剑平所在的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当时，钟南山提出在合适时机修改章程。
按照2008年10月全体院士通信表决修订的《中国工程院章程》，我国各有关工程科学技术研究、设计、建造、运行机构、学术团体，高等院校、企业等，可按规定推荐院士候选人，这就难免带来行政干预。不少院士都表示，院士评选应排除外来干扰，把评审重点集中在评价候选人学术水平和贡献方面。
关于退出机制的呼声和行动
畅通院士退休、退出机制的呼声由来已久，然而迄今为止，全国两院院士中，获准退休的，仅药理学家、从中国工程院“退休”的秦伯益一人。
事实上，试图“退休”的院士并非只有秦伯益一人。2013年11月，已经年满80岁的北京林业大学院士沈国舫向学校表达了退休的意思，但是学校并没有答应沈国舫的请求。
今年年初，由于身为院士的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教授王正敏被举报存在“学术造假”，4名院士推荐人曾向中国科学院写联名信，要求中科院对王正敏予以除名，但目前此事的进展情况尚未对外界披露。
有研究表明“老龄化太严重”
2013年年初，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侠撰文指出，“两院”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界最高精英“老龄化太严重”，退出机制十分重要。李侠据“两院”官网数据统计，现任“两院”院士年龄主要集中在70至89岁之间，40至49岁院士比例很低。分析中指出，70岁是思维活跃程度的临界点，应着力改变科技人力资源的配置结构，力争使各个年龄段的人才的各种能力得到充分释放。“未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加大45至65岁之间的精英比例”。
文/本报记者 桂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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