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国资国企改革将涉及很多企业子母公司之间的资产划拨，如果都要交税，面对巨额成本企业恐怕难有改革动力。对这些新问题亟待国家明确政策。”贵州建工集团的相关负责人无奈地表示。
贵州建工集团在去年底引进央企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重组了旗下的九建公司。根据双方协议，贵州建工集团将收回九建的部分国有资产，然而在操作过程中他们就遇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即资产回收存在交易行为，将征相应的税。
当前，国企改革已经被各地列为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这也是继1984年以来相继推行政企分开放权让利、产权改革和建立国资监管体制后的第四轮国企改革。
参与推动上几轮国企改革的中国企业与改革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谈到，此轮国资国企改革是继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时隔十余年再次重新启动国资国企改革，但与过去改革相比，面临的形势和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更大。一方面，改革不是过去脱困式的倒逼式的，而是在一些企业生存状况较好、垄断利益不愿意被打破的情况下进行的，改革相关方的积极性主动性较弱。
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指出，与前几轮改革面临的情况不同，这轮改革的企业都是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一些巨无霸企业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与政策博弈的能力较强，改革阻力较大。不仅如此，由于产能过剩和经济处于结构调整期，一些国企经营状况不佳，部分国企财务指标恶化，潜在风险较大，加之部分企业上轮改革包袱还没卸掉，新一轮改革又不允许出现大规模的国企员工下岗，使国资国企改革面临的各种压力巨大。此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成本不会低于上一轮，更高的成本谁来买单？钱从哪里来？解决的过程中会否造成新的不公平？这些都是当前国资国企改革面临的难题。
当前改革的顶层设计尚未明确，配套政策细则也没出台，这也让不少地方和企业产生了疑虑。
贵州省国资委主任韩先平说，虽然贵州在全国省份中较早出台了实施方案，但是对一些具体政策如何操作还盼望中央顶层设计尽快出台明确。比如员工持股的问题，上轮改革中，贵州的一些企业进行了员工持股的尝试，但是进行到一半被叫停了。这轮改革到底该怎么把握政策边界，怎么操作，还不是太清晰。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副总经理袁柏松说，目前在中央企业中还有一部分历史遗留问题和人员包袱较多的企业，要推进改革首先面临着冗员往哪里去、社会事业怎么移交、资产重组中的巨额税费怎么办等问题，现在的改制文件还是十几年前的，早已时过境迁难以适用。比如职工身份置换，标准是多少？平均工资怎么定？如果企业定了职工不答应该怎么办？现在都无新的明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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