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亲历者：只要能伸张正义 不怕死在日本

　　文_本刊记者 刘霄 发自重庆

　　家住重庆较场口附近的粟远奎，已经82岁了，他活跃、好动，不像是这个年龄的老人。他是两个组织的负责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诉讼索赔团和抗美援朝精神研究会。两次赴日，参加法庭陈述，控告日本政府的战争行径。眼下，他又该忙活起来了。

　　和粟远奎一样，成都老人苏良秀在6月，也筹备了一次“远行”，84岁的她预备登上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原告席，控诉日本实施的“成都大轰炸”。不顾家人对其身体状况的忧心，也不虑自己年事已高，她坚定地说：“只要能够伸张正义，我不怕死在日本。”

　　较场口黑色记忆

　　粟远奎常常经过较场口隧道，但和来来往往的人不同，这里是他心中抹不去的一道伤痕。震惊中外的“六五惨案”发生地就在此，如今的较场口隧道，被改建为一个小型的纪念遗址，隧道口被封闭着，遗址建筑上雕刻着饱受战争苦难的人像，或闭眼忍耐，或双手捂耳，或振臂高呼。

　　这些在粟远奎眼里，不仅仅是历史。他出生在鼎新街一号，距离较场口防空洞只有60米的距离。重庆，这座战时陪都在1938年到1943年的5年里，遭受了日军不间断的轰炸。

　　粟远奎的童年记忆，填覆着离别、战火和死亡。重庆战时陪都的历史命运和他的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那些往事，在他口中，没有过多的形容词。

　　1941年6月5日下午6点多，雨后初晴，粟远奎一家七口人还在吃晚饭，他们听到了防空警报，这样的声音在过去3年里，仿佛已经变为重庆上空的“战火交响曲”，人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家人带着粟远奎快步逃往防空洞，这里是战争中人们逃避死亡、互相取暖最可靠的港湾。但轰炸一直在持续，人们饥饿、闷热、焦虑、缺氧。

　　换气装置坏掉了，油灯也渐渐微弱下来，憋闷的空气要吃掉人似得，洞子里面的人受不了要出去，但外面炮火声连连，日军的“地毯式”轰炸，丝毫没有要消退的意味。往防空洞里钻的民众越来越多，像潮水一般涌入。

　　于是，想出去的和想进来的人逆向奔走，在狭小的空间里失序。人们情绪急躁，有的人窒息而死，其他人浑然不觉，继续踩着尸体往外挤。

　　绝望的情形正如当时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所说：“洞内之（难民）手持足压，团挤在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

　　粟远奎一家人在人群中再也挪不动了，很快被挤散。他被人流冲到了一个靠墙壁的角落，局促地站着，找不到家人，只能无奈地蹲下，沉沉地睡去。只有这样，才能淌过这条死亡的河流。

　　第二天中午，他慢慢醒过来，发现周围人都在“睡觉”。粟远奎在防空洞的这一夜，数千人因窒息和踩踏死亡，死亡的数据直到现在都没有考证清楚。

　　粟远奎睡去的墙壁旁有一条小水沟，那里似有一点生命的气息，从死亡的边缘拉了他一把。但他的两个姐姐都没有逃过这一场灾难。

　　当被问及有没有去找寻姐姐的尸首时，正在吃饭的粟远奎，用两只筷子交叉着打着比划，他说：“那时死人的尸体，都不是整齐层层叠着的，都是像这筷子一样，交叉随意的落着，到处堆放着，怎么找啊，根本找不到。”

　　天气炎热，数千具尸体被运往朝天门的“万人坑”掩埋，来不及等亲人来收尸，来不及被认一认相貌和名字，和时间一起被埋进历史。

　　“不怕死在日本”

　　苏良秀的左腿不太好，在战争中受了伤，淤血没有及时清除，1993年通过手术，将左腿里的一个钙化块取了出来，放在一个小盒子里保存着，作为灾难的见证者。

　　战时的成都也伴随着接连不断的轰炸与空袭。自1938年11月8日，日机首次袭扰成都开始，至1944年11月止，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成都所受轰炸至少21次，死伤3800多人。

　　当时，日本同盟通讯社这样描述“成都大轰炸”：“轰炸对于成都的人心毫无遗憾地显示了日军空军威力，从而使成都市民产生深度的恐怖情绪。再者对于蒋政权难以忍受重庆的连续轰炸因而产生向成都逃避的企图是一重大痛击。”

　　在苏良秀的记忆里，1941年7月27日是她命运的分割线。正是这天，日军对成都进行了最为猛烈的一次轰炸，死伤人数达1200余人。

　　数不清的轰炸伴随着无数次的警报声。由于一天“跑警报”多达数次，民众们都已厌倦并且懈怠，许多人便留在家中躲警报，危险系数增加，大家与死亡的距离更近了。

　　家住西华门街的苏良秀，和弟弟们在院坝里玩耍时，听到了急促的警报声。母亲拉着他们往后院的核桃树下躲，以为茂盛的核桃树可以得到庇护。但在战争里，谁也不能预测未来。炸弹从天而降，将核桃树连根翻倒，将地上炸出了两丈见方的弹坑，人被土埋掉了半截，手足分家，血染了一院子。

　　苏良秀的母亲、两个弟弟、祖母等6个亲人在她眼皮底下去世，房子被夷为平地，仅仅只有11岁的她懂得了死亡，更懂得了侵华战争的罪恶。

　　受了重伤的苏良秀，在法国的教会医院得到救治，她拖着一双受伤的腿，疼痛难忍。她悄悄叫来医生，打开绷带，医生都吓傻了眼。十几条蛆在腿部的伤口上窜动。医生用镊子将蛆夹掉，安慰道：“那是苍蝇，把苍蝇赶走就没关系了。”

　　亲人离散，四肢大面积烧伤，没有人照顾的苏良秀每换一次药就要大哭一次。为了不让蛆侵袭伤口，她用被子盖住受伤的腿，天气燥热，那种煎熬感和焦灼是她一生的炼狱时刻。

　　直到现在，苏良秀的右腿里还有弹片没有取出，疼痛和疤痕伴随了她一辈子。她是成都大轰炸中经历最为惨痛的受害者，也是第一个接受日本律师代理，向日本政府索赔的诉讼原告人。

　　6月3日，84岁的苏良秀到达日本，在给东京地方法院的陈述书里，附上了一张轰炸后的全家福，和一份死亡名单。她说：“只要能伸张正义，不怕死在日本。”

　　艰难的诉讼

　　淌过了死亡与岁月，两位八十高龄的老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坚定而决绝。

　　2002年8月，苏良秀在老年报上看到一则新闻，标题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走上索赔之路，她随即向有关部门咨询，开始了自己长达12年的声讨和索赔。

　　粟远奎在2004年就开始担任“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诉讼索赔团团长，“九一八”、“六五”等特殊的日子，他都会组织数百位大轰炸的幸存者，前去较场口惨案遗址哀悼纪念。索赔团成立十年来，办公室租金靠台湾老板资助，纪念活动靠老人们自己组织，对公众的展览也是老人们自己在筹办。

　　去日本，去到当年敌人的国度控诉，站上法庭，成为了一些老人寻求公道的方式。

　　从2007年开始的对日索赔诉讼，和苏良秀，粟远奎一样，去日本参加庭审，参与反战纪念活动的，来自川渝地区的老人多达几十个，简全碧、刘吉英、吴及义、贺光荣等老人，他们大都已过古稀之年，去日本打官司通常要食宿自理，转两班飞机花十几个小时飞到日本。

　　今年是“重庆大轰炸”（受害地区包括成都、乐山、自贡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最关键的一年，合并诉讼明年春天就会有最终的判决结果。粟远奎不是很乐观，他做好了败诉的准备，但老人说自己不会放弃，失败了还要去东京最高法院上诉，甚至还要去联合国控诉。

　　4月16日，粟远奎第二次来到日本，参加东京地方法院对“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案的首次法庭证据调查。这一次来日本，不仅要参加法庭调查，还要会见 国会议员。粟远奎来到国会大厦，向众多国会议员们陈述了重庆大轰炸的情况，以及受害人进行索赔的情况和要求。

　　他当时讲完后，一个日本社会民主党的议员站起来提问道：“你们这些受害人这么困苦，索赔多年无结果，你们的国家、政府对你们又是什么态度，怎么表示，又有些什么行为？”

　　日本议员的问题，让粟远奎感到很突然，不过他装作没听懂，在翻译重复的时候，想好答案了，慷慨地回答：“周恩来总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对日本田中首相说了，免除日本对中国国家的战争赔偿；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也写明了，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国家放弃战争赔偿，是坚守了信誉的。但是我们国家和政府体恤人民，又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保留了民间受害者有追索赔偿的权利。”

　　粟远奎老人对自己的回答很是骄傲，深感给国家长了脸，也给自己长了志气。答复完后，在场的人们鼓起了掌来，这让八十多岁的老人颇为神气。问他用什么口音演讲的，他笑了笑说“当然是重庆话啊，方言多亲切啊，也熟悉，念得好”。

　　经历过抗日战争，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役，当过造反派，见过毛主席，粟远奎一生跌跌撞撞，精力旺盛。他拿着一把扇子，一边使劲扇风，一边对周围的一帮老人“战友”说：“生命不息，索赔不止。”这是他余生最重要的事情。

　　而现在，第二次踏上日本的苏良秀，正站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原告席上，念着长达15页的陈述材料。在她离开成都前，感慨地说：“也许是我有生之年最后一次有机会亲自站上法庭，如果能让日本政府承认这段历史并谢罪，拼了我这把老骨头，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