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官场圈子文化,他们往往以人情往来为由结成利益共同体,“朋友圈”内的小伙伴们平时一起弄权、搞钱和玩乐,一旦有人落马则会拔出萝卜带出泥,甚至引发官场地震。圈子文化改变了“游戏规则”,一旦违规,也不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那么简单了。
汤嘉琛
山西两名副省级高官落马之后,某媒体制作的一张形似蛛网的人物关系图显示,十八大以来落马的二十余名高官之间,大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另有媒体梳理近几年查处的贪腐案件时发现,很多贪腐官员都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了很多圈子—他们往往以人情往来为由结成利益共同体,“朋友圈”内的小伙伴们平时一起弄权、搞钱和玩乐,一旦有人落马则会拔出萝卜带出泥,甚至引发官场地震。
观察官场圈子文化,各种腐败窝案是最理想的样本。从2011年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涉嫌违法违纪落马以来,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南昌铁路局原局长、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昆明铁路局原局长等人先后落马,纪检部门从刘志军的“朋友圈”挖出的副局级以上官员已达15人之多。在上海社保基金案、重庆“艳照门事件”、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案等案件中,官场圈子文化的痕迹也很明显。
为官从政归根结底也是一种职业,官员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一样,平日里有几个志气相投的好朋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人物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要有一群认同其政治信仰的“帮手”,这些人充分认同该政治人物的理念和能力。无论回溯历史还是暌诸现实,绝大多数政治明星周围都有一群坚定的追随者,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是共同的理想、价值观和政策主张。
然而,从一些中国官员落马后被媒体“起底”的内幕来看,官场上处于同一个“朋友圈”的官员们,往往并不只是“好朋友”那么简单。其实,很多官员的“朋友圈”实质上更像是“利益圈”—他们吸引追随者时,靠的往往不是政治理想或人格魅力,而是自己手中可以变现、寻租的权力。在这样的“朋友圈”中,官员们更像拴在一根利益链上的蚂蚱—大家有福同享、有赃同分、有风险同担。
这种基于权力和利益的“朋友圈”在官场大行其道,正常的政治生态难免被扭曲。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常规的选人用人机制可能失灵,干部提拔变成某些领导扩大圈子、犒赏亲信的机会。在圈子意识的作用下,一些领导干部考虑问题时会首先围着自己“圈内人”的利益转,只要是“自己人”,不管才能和德行如何都委以重任;如果不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哪怕再有才干也没有出头机会。
可以看出,圈子文化实质上改变了“游戏规则”,它迫使官员们主动向某些势力集团靠拢,以免在圈子林立的官场被边缘化。在官场“圈子化”的过程中,腐败几乎无可避免:一方面,后来者进入某个“圈子”难免涉及利益交换,否则很难得到接近权力核心的机会;另一方面,以利益为润滑剂的“圈子”,最主要的一项功能就是实现“圈中人”的利益最大化,而腐败是官场谋利的最便捷途径。
无论是哪一个层级的权力体系,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圈子,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很多人在谈论一些新获晋升的官员时,都能大致说出这个人属于“某某派”或“某某系”,或者能说出这个人背后的“靠山”是谁;同样,在某个“老虎”落马之后,人们也能大致猜出接下来还将有哪些相关的“圈内人”仕途堪虞。高度“圈子化”的官场,已经影响到官员群体的整体形象,甚至威胁到权力合法性。
“圈子”原本是个很中性的词汇,但在官场却明显带有负面色彩。究其因在于,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没有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让手握权力者拥有了很多寻租机会,也让一些“利益共犯”闻臭而来。广大领导干部要谨记习近平总书记“慎独、慎欲、慎微、慎交友”的训诫,不要因误入某些“朋友圈”而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与此同时,在深入推进反腐工作的过程中,不仅要坚持“苍蝇”和“老虎”一起打,更要以剜疮疗毒的魄力挖出这些问题官员背后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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