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文化，是对人类良知的玷污。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的国家政策，主要是谋求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久便发生了畸变，走上了疯狂侵略扩张的道路。１８７４年入侵中国台湾，１８７５年侵略朝鲜，１８７９年吞并琉球。１９世纪末提出了臭名昭彰的"大陆政策"。究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日本贵族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把统治集团的扩张政策通过御用文化变为社会思潮；加之日本缺乏深厚的哲学文化传统，只有比较原始的神道教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明治维新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然而却是在"王政复古"、"尊王讨幕"的口号下进行的，确立并强化了日本近代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国家神道把崇拜天皇与奉行军国主义结合成一体，是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宗教文化基础。它极力鼓吹"皇国精神"和"皇国之道"，说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并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政策所利用。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泽谕吉。他和普鲁士的特赖奇克有异曲同工之处。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近代文化的缔造者的福泽谕吉，晚年成了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他说，"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而体现这种哲学的便是武士道精神。它深印在许多日本人的头脑之中，达到其权力和影响所及的社会各个层面。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它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尚武、名誉的。但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 谛，儒教和佛教所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由神道教充分提供了。日本神道教是多神教，不论好人坏人死后都可以成神，其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的。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武士道作为封建制度的宠儿，在日本法西斯军队中得到安身立命之地，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武士道本来就是武士争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伦理观，把军刀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这种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虐杀狂的表现就是对别国人民的侵略与屠杀；自虐狂则表现为失败时剖腹自杀并逼迫伤兵和民众自尽。而这正适应了日本统治集团实行军国主义政策的需要。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使用最原始、最野蛮、最残暴的方式虐杀中国人包括老弱妇孺达２０００万人之多，另有１５００万人受伤，尤其是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的残杀更是令人发指。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侵略军在这种虐杀中体味到"人生的快感"。所有读过日本侵华暴行录的人，都不免要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残忍、如此灭绝人性？根本的答案只能从国家政策和战略文化中去找。
日本这种疯狂的侵略扩张和残暴的战略文化并没有外部逼迫的条件，完全是自我培育的民族意识的怪胎。井上清、铃木正四合著的《日本近代历史》中说，"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美国的乔治·弗里德曼和格雷迪思·勒巴德所著《下一次美日战争》中说，"日本从来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用这两段话概括日本的近现代史并不为过。日本的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１６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统治日本的时期。当时，丰臣秀吉处心积虑地要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为此，他曾制定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侵略蓝图，并于１５９２年和１５９７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但均未得逞。然而他制定的政策却是日本近现代战略文化的根源。１８２３年佐藤信渊写了《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把侵略中国的东北作为第一目标。明治维新后，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就把佐藤信渊的书重印散发，作为军人必读教材。１９２７年的《田中奏折》就是《宇内混同秘策》的具体化。此后日本的战略文化便是非理性主义、法西斯思想横行，出现了被称为军部喉舌的"皇道哲学"和"世界史派"，把侵略行径说成是"世界历史的当为"，虚构"神国不败"的神话，肆无忌惮地侵略扩张，直到日本法西斯灭亡。日本不像德国那样，有众多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诗人为它的战略文化效力。对于当时哲学文化相对贫乏的日本来说，"皇道哲学"加上侵略扩张的军事战略和武士道精神就等于战略文化。标榜信奉中国佛教禅宗的日本武士道信徒们在南京大屠杀中对寺庙的僧人也丝毫不放过，正说明武士道精神对禅宗教义的扭曲和背叛。美国学者克里瑞说，"大家虽然公认禅宗对于日本文化和人格的影响，但认真研究禅宗对现代日本的影响却几乎没有"，"武士道在精神上和实用上都跟佛教不同……在历史上一向庄严的佛教里掩饰武士道的某些跟佛教相反的或不属于佛教的因素。"中国原有的儒教、道教和后来传入的佛教思想，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仁爱、中庸、平和，而在日本却畸变为好战、虐杀、轻生。一棵古老的东方智慧之树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这便是战略文化的分野。而这分野是有深刻的历史和哲学原因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说过："日本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正是由于哲学的贫困，所以日本难以产生一位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和大战略家。中国则不同。中国在发展兵法的同时，也发展了哲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军事理论始终没有脱离它的哲学基础。而日本武士道却始终没有脱离它的神道。日本神道教是摈弃一切永恒的道德观念的原始宗教。它只能使武士道的残暴无所顾忌。连热情歌颂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上世纪末写的书中都承认："对于我国国民的缺点、短处，也要公允地承认武士道有着很大的责任。我国国民所以缺乏深邃的哲学的原因……应溯之于武士道的教育"。但他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日本人民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更给亚洲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战败投降，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并不是无条件投降，而是在保留天皇制国体和天皇不受审判的条件下的投降。又由于美国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并包庇大批日本战犯，继而又受到美国冷战政策的庇护，日本法西斯战略文化和皇国史观根本没有受到认真的清理。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等在就刑前却狂叫："天皇陛下万岁"。同样是政府首脑，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向波兰人民谢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做过对不起别国人民事情的奥地利、匈牙利、瑞士甚至法国，都进行了深刻反思，向有关国家赔礼道歉。这种反省促进了欧洲的和解。反观日本，其历届政府要员却不断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丑剧，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等等。５５年前，日本投降之初，《朝日新闻》发表文章说，"过去的态度使我们几乎一无所获而损失惨重，我们必须抛弃它，采取扎根于国际协调与爱好和平的新态度"。半个世纪过去了，事实表明，日本的战略文化并没有从这个起点前进多少。１９９５年，日本《财政界》登载"重新思考昭和之战"一文，提出日本应当从东京审判这种"定罪史观"中摆脱出来，"重新思考那次战争的意义"。更有甚者，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８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外交调查会和外交部会决定要求外国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参拜靖国神社，那里面供奉着东条英机等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甲级战犯的牌位。作为日本执政党的自民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对全世界特别是曾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人民的公开污辱。难怪有良知的日本人士说，日本是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
错误的历史观是压在日本身上无形的一个大包袱。人们不理解，战后５５年过去了，日本一些人为何总要为侵略历史翻案，一些阁僚为何一上台就要发表谬论，日本为何总是放不下历史包袱？其病因是多方面的，除上述因素外，以下几个方面也值得人们重视：
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世界大国中，日本是种族和文化最统一的国家。现代日本人的祖先可能大部分是从东北亚经朝鲜移居日本列岛的蒙古人，也许一部分来自华南和南亚等地。这些移民几乎把日本列岛上的土著居民完全同化了。日本由多种族社会逐渐变为单一种族社会。共同的血统、共同的种族、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条条纽带把日本人牢牢地拴在一起，形成了"日本大和族"。
日本是一个岛国，历史上经常遭受台风、海啸、火山和地震的袭击，频繁的自然灾害使日本人始终有一种危机意识。日本国土狭小，人口拥挤，资源贫乏，严重依赖进口，这也强化了日本人的向心力和危机感。危机意识决定历史意识。日本人历史意识中的最主要遗产即是其狭隘的民族主义。日本在历史上曾两次大规模地向国外学习，先是与中国、后是与西方，学习比较都使他们感到自卑。自卑感是孕育民族主义的天然土壤。早期的英国、美国以及北欧国家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都是从落后中激发起来的。２０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浪潮在非西方世界此起彼伏，也可以说是对西方优势的一种反应——当然更主要是西方压迫和掠夺的结果。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日本的民族主义格外强烈。强烈的民族主义曾经使日本得益匪浅，但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在心理上的孤立状态，加上作为自卑感的补偿而产生的优越感，使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强烈排外的种族中心主义。"日本乃神国、至高无上之国，它象征着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之内的中流砥柱，只有日本才最合适于领导大东亚。
"种族主义驱使日本人投入侵略战争，侵略战争更激起了他们的种族主义。那位充当过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曾任满铁总裁的大川周明就毫不含糊地讲过："既然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日本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所以它的神圣使命就是统治所有的民族。"
强迫殖民地人民改成殖民者的姓，这在世界殖民主义的历史上，也只有日本这样干过。在朝鲜、在中国台湾，姓氏，是中国人的家庭意识、血缘观念、祖先崇拜和历史感的一个最直接的载体。同处汉文化圈的朝鲜和日本也大致如此。对于殖民地的人民，日本人光是屠杀、强奸、抢劫、奴役和恐怖政策等还不足以维持日本人的独尊，还要辅之以从小就让人学日语、日本历史和进行奴化教育，并强迫人们统统改成日本姓，以便从根本上让殖民地人民彻底忘掉祖国、忘记祖宗，牢固地树立起日本的独尊地位。从强迫改姓之事，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心思之深和气量之小。
尤有甚者，日本竟将这种狭隘的民族心理推向极端，成为畸形。无论是中国文明，或是西洋文化，它都极为蔑视，无视曾先后向这种或那种文明学习、充实和发展自己的事实，反而认为自己比他们都高明。中国唐代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使日本社会各个领域改观，促进了日本的进步和发展。然而，战时日本教科书却写道："自天武天皇时起……我国向唐派出遣唐使，以示国威。"反倒是日本人来教化中国。若干年后，当以怨报德的日本人的铁蹄踏上这块产生了唐文化从而也滋养了日本文明的土地并加以蹂躏时，它的教科书却向它的人民灌输："支那历来由于广大而无法实现国家统一，从古到今支那人一直处于战乱兵燹的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今天的所作所为正是拯救他们脱离苦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了，它宁肯承认是被美国打败，却决不承认同时也是被中国打败。
日本战前的"皇国史观"根深蒂固，战后仍有很大影响。所谓"皇国史观"，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史观，它被日本统治者奉为民族纲领，它不仅体现出日本民族特定的思想和观念，更定下了日本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及实现其目标所采用的手段。其核心是将日本的天皇、国土、种族、宗教等都说成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将为侵略战争卖命视为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英灵"。１９３１年日本发布的战争诏书曾强调日本开战的理由是"奋起自存自卫"，以此欺骗日本国民，并通过秘密警察的"洗脑"，灌输给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日本人。一些当年侵略过他国的日本兵，至今仍以自己当时确信那场战争是维护日本的认识来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一些受过战前"皇国史观"毒害的人长期陷入一种依靠美化侵略历史来寻求"虽败犹荣"心理平衡的精神构造，并自欺欺人，好像美化侵略战争就是美化自己的前半生。这种自我安慰，如同吸入"皇国史观"的精神鸦片后再也离不开它一样。他们不愿正视血写的客观事实，而宁肯死抱着当年侵略别国时形成的错误战争观。他们不仅长期麻醉自己，而且对下一代隐瞒、歪曲历史真相，搞自欺欺人的"精神贩毒"。
５５年来日本未能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日本民族十分重视教育，但对侵略战争的历史却很少进行正确的教育，以至战后日本青少年对过去的侵略历史知之甚少。日本一些人始终不承认日本曾经是加害者，而只是片面强调日本是世界上惟一的原子弹受害国，从不告诉日本下一代日本当年为什么遭到这种恶果，起因何在？反而散布"侵略行为历史上多得很，不能只揪住日本"，从而淡化日本在侵略亚洲邻国时加害者的责任，给日本下一代造成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的感觉。使得许多日本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解不是南京大屠杀，也不是第７３１部队，而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日本人仅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并由此产生严重的"角色错觉"。一些日本人打着"正确传授历史"的幌子，把手伸向年轻一代。他们把早已被当年"东京审判"否定的历史材料整理成册出版，旨在为历史翻案找根据、做准备。一些年轻人也往往认为那场战争是上一代人的事，与己无关，有时反而容易受错误史观的影响。
日本一些战争遗属从内心不愿承认父辈曾经侵略过别国，一些右翼势力利用此点蛊惑人心，制造军国主义的同情势力。日本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对外侵略战争中，有不少人家都有在海外战场丧生的，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有２００多万人在海外战死。１９４７年日本战争遗属成立了"日本遗族厚生联盟"，１９５３年改为日本遗族会，最初主要是要求解决战争遗属的抚恤金等问题。现在日本遗族会在全国有１万多个支部、１０４万多户、３００多万人参加。日本战争遗属的大多数都不希望再发生那样的历史悲剧。但是，战后长期以来，也有一些遗属不愿正视日本在中国、朝鲜半岛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一直认为父辈是"为国捐躯"的，反对将过去的战争称为侵略战争。在战争结束前，他她们战死的亲人曾被作为"自卫战争"的"英灵"供奉在国家的靖国神社里，而战后靖国神社 变为了一般的宗教法人团体，遗属也失去了当年的"风光"和"精神寄托"，所以他们要求恢复国家掌管的靖国神社，要求政府首脑去参拜，对战死者表示"追悼和感谢"，否则就感到对不起去世的老一代，也使自己脸上无光，抬不起头来。这种精神结构使一些人不愿正视日本的历史污点，而容易受到"皇国史观"的蛊惑，甚至同流合污。
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大国主义思潮"抬头，一些人总想美化历史，重振日本国威。近年来，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一些人过去不敢公开翻案，现在也开始大放厥词了。他们认为国会通过"不战决议"，将使日本"子子孙孙国家和民族的名誉受到损伤"，使日本只能展开"谢罪外交"，"失去外交选择自由"。他们认为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一员"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发挥"领导作用"，战后处理问题已经解决，不必再通过国会决议谢罪，否则只会给日本"埋下祸根"。
日本当年侵略中国、朝鲜都是以"脱亚入欧"、蔑视亚洲为动力的。１８８５年福泽谕吉曾在日本的《时事新报》发表社论，主张"脱亚论"，其实质就是要脱离中国和朝鲜这两个"恶友"，与西方列强为伍，反过来侵略中国和朝鲜。此后，福泽谕吉又将中日甲午战争称为"文明与野蛮之战"。宣扬日本代表西洋的进步文明，日中战争是日本先进文明对中国落后文明开战。日本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副理事长古川万太郎指出："至今一些日本人仍认为，日本不是败给中国，而是败给美国的现代化武器和雄厚的物质力量"。这种认识也是他们"歪曲侵略战争史实的原因"。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一些人的"日本民族优越感"再度抬头；"新国家主义"和大国意识膨胀。他们错误地认为，承认侵略并向亚洲国家谢罪是"自虐"行为，将使日本"在外交上处于被动"、"永远被认为是残暴无礼的民族"、"使后代产生多余的自卑感，丧失作为日本人的自豪感"，从而会影响日本的"形象"，妨碍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在国际新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一些人骨子里蔑视亚洲的潜意识，变为对亚洲各国忠告的反感。日本有识之士担心，这样下去日本很难与亚洲邻国建立信赖关系，日本的历史包袱将越背越重。
(摘自《谢罪与翻案---德国和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罪行反省的差异及根源》，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1月版，定价：21.00元。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邮编：100035)
摘自《书摘》 2001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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