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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92岁的叶于良老人在家中。1938年，在亲戚的影响下，他加入北平抗日杀奸团。
老兵档案
叶于良
92岁，1938年加入北平抗日杀奸团，1940年被捕，1945年出狱。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7周年，新京报记者寻访京城一些抗战老兵，听老人讲述当年那些抗战的故事，帮助我们一起铭记这段历史。
老物件
1945年10月10日，孙连仲将军在太和殿前接受华北日军投降。叶于良当时也站在太和殿前，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并留存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不过，1962年，叶于良的妹妹叶于琰一家准备前往巴西定居，收拾行李的时候，因为不舍，也为了留点念想，便把这张合影一同带走。此后，大家慢慢忘了这事。直到2000年，叶于琰打来电话说整理东西时，发现了这张老照片。
如今，叶于良将照片打印了多份，并用专门的文件夹保存，他指着照片上的一个年轻人笑着说：“那年我23岁，看起来还挺帅的。”
6月30日下午，日坛附近，一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老楼里，记者敲开了叶于良的家门。
这是一套50平米左右的小两居，老人穿着一件绿色的麻布上衣，坐在沙发上。电视里，正在播放抗战题材的电视剧。
“杀的是汉奸，我没什么好怕的”
叶于良祖籍福州，爷爷考取清朝功名后举家搬到了北平，父亲在北平当律师，家境殷实。
加入抗日杀奸团，是受一位亲戚的影响。
“那时经常一起聊天，都说怎么怎么恨日本人。”叶于良回忆，那位亲戚便问他敢不敢加入锄奸团，“我说有什么不敢的，就参加了。”
70多年过去了，他仍清楚记得当初入团的誓词：抗日杀奸，同心同德，克敌致果。
1940年的“七七事变”纪念日，让叶于良印象深刻。
那天，日本人和伪政府在中山公园开庆功大会。叶于良和团里的成员李振英、冯运修等人打算刺杀到场主持日伪合作的汉奸巨头，目标是华北伪政权机关报《新民报》总编辑吴菊痴。
叶于良回忆，当时，吴菊痴在台上演讲吹捧日本皇军。“冯运修跟我说：咱们上去就把他打死算了。”李振英赶忙阻拦：“不行。你现在一动手，咱们谁都跑不了。还得找偏僻地方下手，保险。”
“散会了以后，吴菊痴他们坐着黄包车往南走，我们就跟着去了。”叶于良记得，他们一直跟到石头胡同的同和轩饭庄。当天，评剧演员白玉霜在那儿宴请吴菊痴。“我们就在门口等着，大概一个钟头吧，吴菊痴从里面出来了，还是坐黄包车。”
叶于良几个人继续骑车跟着，机会终于出现了。
“到新华门外，正赶上有一个出殡的队伍，吹吹打打的，声音挺响。”叶于良说，他们看看周围没人注意，猛蹬几步，接近黄包车。“冯运修对着吴菊痴的太阳穴连开两枪，当时就死了。”
因为吹打声嘈杂，枪声并没引起注意，“连吴菊痴的车夫都不知道。”
这次刺杀是18岁的叶于良第一次开枪，“有点紧张，不过杀的是汉奸，没什么好怕的。”
“国难当头，我只有选择忠于国家了”
在锄奸团的日子，叶于良最遗憾的是没有杀过日本人。他和同伴曾经无限接近成功刺杀川岛芳子，但还是被她逃脱。
吴菊痴被刺后，北平日伪政府展开“八月大逮捕”。天津一名锄奸团的成员被抓后，汉奸在其身上找到一份名单，上面有叶于良的名字。
没过几天，叶于良和同伴在制定和研究袭击日军的路线计划时被捕。
日本人和汉奸很快找到叶于良的家，此时父母才知道他在抗日，“他们很吃惊，但也没办法，只能忍受。”
叶于良和被抓的同伴被带到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特课，在伪警察局特务课、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狮子胡同的炮局多次过堂。
如今，他的左胳膊上仍隐约可见当时被烙铁烫的痕迹，“还有压杠子，让你跪着，用木棍压你腿。”
轮番非人的折磨，叶于良硬是挺了过来，没有供出一个同伴。相反，他说的最多的是“抗日没有错”。
一名翻译官找到叶于良谈话，“他说中国人不是孝为先吗？你们抗日是不孝，让家人担心。我说你说的没错，但是自古也有忠孝难两全的说法，国难当头，我只有选择忠于国家了。”
看守劝叶于良低头，告诉他激怒日本人会被拉出去枪毙。“我跟他说抗日就是对的，我是抗日，怕什么？”
1941年初，叶于良被判了无期徒刑。
他记得判决时，检察官吼叫着：“你们这群乳臭未干的小孩懂什么？中日是东亚共荣，你们都被骗去抗日了。”
“9月3日是我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在位于雍和宫旁的河北省第一监狱外地人犯临时收容所，叶于良度过了近5年的监狱生活。
在监狱里，犯人每天两顿饭，有时甚至只有一顿，“吃的东西你们现在根本没法想象，而且都是馊的。”叶于良说，由于条件差，不少犯人被饿死。
叶于良的家里条件比较好，父母每个月都去探望他，带些吃的、穿的。
那几年里，叶于良每天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基本就是被要求面壁。“不过监狱的看守是中国人，管得相对松些。有时我买通他们，能带给我一点书看。”
日子一天天重复着。
1945年8月15日，看守突然跑过来说“日本投降了”。监狱里一阵骚动，叶于良和不少狱友趁乱往外跑，结果发现仍有日本兵看守。无奈，他们又退回各自的监房。
又被关了半个月，直到9月3日，日本人打开大门，告诉他们“你们可以走了”。
这一天，叶于良才真正重获自由。
在老人家的桌上，放着一个装裱过的日历，上面的日期定格在1945年8月15日。老人说，那是志愿者送他的，不过在他心里，“9月3日才是我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如今，老人每个月有3000元退休金。老伴几年前去世后，家人为他找了个保姆照料起居，他每天看看电视、散散步，还学会了上网。闲来无事，他便去网上查看和抗战有关的题材，然后下载，制作成文档。
在文字和照片里，已经92岁高龄的老人找寻着和过去有关的记忆。
同题问答
“再活一次我还抗日”
新京报：如今回忆起抗战那段经历，最难忘的是什么？
叶于良：那时候不管年纪大小，每个人都热情高涨，想着保家卫国的那股团结劲儿。还有就是监狱里和翻译官的对话，我跟他讲抗日是对的，忠孝难两全。
新京报：那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叶于良：原本人生可能只是平平淡淡地度过，但抗日锄奸团那段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有机会在今天以这样的方式被采访。
新京报：如果让你重新再活一次，你如何选择？
叶于良：还是会选择抗日，那是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共同选择。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林野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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