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活跃在民间舞台，有时和宋祖英等人同场，有时也前往敬老院“慰问” ，渐渐摸索出一套奉行“政治正确”的表演规则和行事逻辑。
本刊特约撰稿 ｜邓娟
位于广州市北部的天虹宾馆3号楼有一种难掩的穿越气息。这里原是广东省军区招待所。在翻新不久的主楼对面，只有3号楼还维持着陈旧的外观。
3号楼里的格局和装潢则保留着1990年代的审美，大厅挂满出自老干部笔下的花鸟字画。3年前这里被用作广州爱国主义教育画展中心，顾问是广州军区的一位原副参谋长。
在这种20年前的装修之下，几位身穿中山装的中老年人显得没有这么突兀。
谢明德和他的几位朋友比约定时间早30分钟到了这里，趁着没事摆出各种姿势，拍起了照片。
拍照是他们的事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鬓角圆顺、“主席头”，以及下巴上天生的那颗痣，让63岁的谢明德不用化装就已然形似。他右手向上扬起，高度和弧度都精确模仿着1960年代毛泽东在天安门对红卫兵招手的姿势。那时候，谢明德是在台下仰望领袖的中学生，他曾经两次奔赴首都参加“串联”，而如今，他早已习惯了别人投来的充满惊喜诧异的热情目光。
赵友清穿的也是灰色中山装。当闪光灯亮起，这位“总理”瞬间进入角色，右手掌握拳放在腰侧。这是他面对镜头的固定动作，来自对周恩来的细致观察—因为骑马摔伤，周的右手治疗后仍不能伸直，赵友清也已经习惯了时时端着胳膊。
和历史上的人物差不多，“邓小平”的扮演者也是这个团队中的“年轻人”。47岁的黄强，圆脸、板寸头。邓在青年和中年时期都留平头，晚年复出时才改梳“主席头”。
他们组成了一个名叫“风云艺术团”的非正式表演团体。相比一线耳熟能详的特型演员，他们的表演和生活较少受到限制。他们主要活跃在民间舞台。风光的时候和宋祖英、凤凰传奇、庞龙同场，有时也前往敬老院 “慰问”，更多的时候出现在湘菜馆、川菜馆或者以毛泽东思想指引经营的企业联欢会上。
他们渐渐摸索出一套“政治正确”的表演规则和行事逻辑。
扮演政治人物为他们罩上了一层独特的光环，相貌成了可消费的“政治资本”，也改变了他们的寻常生活。
特型演员讲政治学
“总理”负责给“老蒋”写台词，字字有用心，比如“下面欢迎台湾的蒋先生与大家见面，要说‘见面’，不能用‘上台’，怎么能让‘蒋介石上台’呢！”
伟人登场，自有套路。
在一个典型的企业年会或者活动上，艺术团会用《东方红》做热场音乐，主持人煽情呼喊欢迎“第一代领导人闪亮登场”后，“主席”和“总理”昂首阔步走到舞台中央。
“我们党和政府都要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没有开场白，冷不丁就喊起口号。谢明德模仿毛泽东的口音轻车熟路。他挥舞右手，看起来激情澎湃。
“总理”会谈点外交，赵友清的台词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下，我们要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
有时候请堂会的企业会邀请“小平”单独出场，前奏会换成《春天的故事》。黄强学着四川普通话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下一句则会出现比较直接的植入，比如“改革开放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百姓住上更好的房子，他们建设了ｘ房网”等等。
近几年，“风云艺术团”的商演频繁。这些特型演员身着中山装，奔忙在地方政府的节庆、房企酒业的宴会甚至衣香鬓影的选美现场。与影视演员不同，他们一般造型自理、台词自备。
“化装干啥啊？”赵友清说。有一次在北京电影学院，主办方为他安排了一位化装师，“2000块钱，3个小时，越化我越觉得不像，还不如我自己弄，我15分钟都不用。那以后，谁也别给我化装。”
赵友清的面貌像极了五六十岁的周恩来，是几位特型演员里公认最像的一个，不过他说自己“不爱说话，不爱笑，很严肃”，其实不像和亚非拉朋友谈笑风生的外交家。
赵友清脱下演出服时会自然露出扎进五角星腰带的短袖衬衫—这是他引以为傲的一件事—他曾是一位军人。
这位退休前曾经在广州空军某单位担任党委书记的干部成了这个团队当然的领袖，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经验也让大家对他来把握风险，掌握分寸非常信赖。
这使得他们和一些纯追求外观相似的演出团体多了一重保险，此外，主演的干部身份让他们天然会有一些领袖气质——管过人的人，就是不一样。
“伟人团队讲政治”、“不能出问题”是赵友清常挂在嘴边的词，“老蒋”赵新民算是团队里最敏感的角色，他在舞台上的台词也要由赵友清“定调”。
一般没人会要求看重庆谈判深入虎穴的戏码，带上老蒋的戏就难免走架空场景，有点犯难。
“一边是国，一边是共，不能同台，后来考虑到台湾要回归，国共合作，还是让他（赵新民）同台”。赵友清解释。
最后设计出的流程是：共产党先上，国民党后上，一上来“老蒋”要主动找“主席”和“总理”握手。
赵友清都会反复推敲老蒋的出场： “我们先上台发言，然后引出‘老蒋’ ——下面欢迎台湾的蒋先生与大家见面，要说‘见面’，不能用‘上台’，怎么能说‘蒋介石上台’呢！”
“老蒋”赵新民有时不那么听话，会临场发挥，给自己加点不痛不痒的词儿来抢戏，常见的说法是：“润之啊，当年我去台湾把烂摊子交给你，没想到你把中国建设得这么好，我非常感谢你。”
在广州，这个特型演员圈子里还有扮演朱德和陈毅的，但这两位老总相对“缺了点观众基础”，长得像还在世的领导人的几位大多数时候不方便出来。活动最多的还是“毛”“周”“邓”，以及“老蒋”和“孙中山”。
戏里戏外，他们喜欢彼此调侃。拍摄合影时，赵友清和谢明德会提醒“老蒋站那边”，赵新民则扬起文明棍， “我在这划个圈”。“这是深圳”， “小平”黄强笑着说：“回你的台湾去！”
孤注一掷投身“革命事业”
“主席”谢明德最津津乐道的是，当年有位老太太为了见他一面，足足在广安大厦等了三天。
除了“总理”赵友清有部队工作背景外，“主席”谢明德退休前是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连最“草根”的“老蒋”赵新民，也曾有两年的文艺兵经历。
特型演员多出自部队，这有传统。1937年，前苏联从部队礼堂里选出了第一个扮演列宁的人，被认为是特型演员的起源。在中国，毛泽东逝世两年后，国务院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通知，在全军范围挑选适合塑造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特型演员。20 多个酷似毛泽东中青年形象的扮演者脱颖而出，叶剑英亲自从中圈定了昆明军区文化干部古月。
起初领袖的舞台形象只能由最像的特定演员扮演，唐国强曾经是青年毛泽东的扮演者之一，但直到1989年国家广电部提出电视剧“主旋律”，经典红剧走向市场，90年代荧幕上的领导人选角开始多样化，唐国强才逐渐开始扮演中老年毛泽东，并随着古月的去世最终成为扮演毛泽东的第一人。
1993年，随着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出现了席卷全国的毛泽东热。谢明德和赵友清就是这时期开始扮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1994年，谢明德在广安大厦（广东省公安厅招待所）当副总经理，他形似毛泽东的轶事被写成《广东有个“毛泽东”》，刊登在《广东公安报》上，“人们奔走相告……谢明德名声大噪，广安大厦生意红火”，那篇文章的作者在回访中写道。
说起这段往事，谢明德告诉《博客天下》，当时有位老太太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为了见他一面足足在广安大厦等了三天。
“我们20年前就开始参加大型活动”，赵友清口中的活动，指的是机关单位的文娱演出。赵友清和谢明德都一度在各自系统负责接待工作，有时候他和谢明德一起参加会议，“主持的同志调侃，下面请‘主席’和‘总理’讲话”。
两人的商业邀约从2009年国庆节的表演后开始频繁。后来他们退休了，参加活动更加自由了，不再像“在职时需要打招呼”。
赵新民的入行机缘有几分戏剧化。他的“伯乐”是香港导演刘伟强。10年前，50岁的摄影发烧友赵新民在一个电影活动上遇见刘伟强，刘盯着他说：“你像一个人，一个大人物，你像蒋介石！”在那之前，身边有人说赵新民像香港喜剧演员麦嘉，长发时还被说像林子强，但和蒋介石的名字连在一起，那是第一次。
回家照镜子，赵新民也觉得像，于是剃光头、留胡子，到裁缝店定制服装，开始照着书本和影视资料模仿蒋，后来更提前办理内退，心无旁骛地吃特型演员这碗饭。
“孙中山”的扮演者邓健壮走上特型演员之路也是在年过半百后。他当过卫生员、中学教师、酒店经理，50岁才被旁人“长得像国父”的说法“点醒”。深感“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他为了演孙中山孤注一掷，放弃在新疆的酒店行业，南下孙的故乡投身“革命事业”。
团队里最富有经济头脑的是“小平”黄强。他的老本行是演出经纪，他是在发现自己的外形有那么点像青年邓小平后，有意识往特型演员方向“靠拢”。他熟悉演艺策划，于是提议组团演出。
“国共领导人”在演艺事业上通力合作，一般只要有一位成员被邀请，他们都会争取集体参加。“每个活动的突出点不一样，我们也都理解。”黄强告诉《博客天下》，一些老板爱热闹，喜欢请“主席”和“老蒋”同场；有的人因为改革开放发财，心怀感恩，专请“小平”；而茅台酒的活动只请“总理”，因为周恩来被茅台人奉为“国酒之父”。
一些商业演出，他们会和明星同台，赵友清能一口气报出一长串名字。有的人他们根本不认识，不过“别说二线三线，一线明星也不如我们受欢迎”，赵友清非常自信，因为“观众对伟人有深厚的感情”。
他对主办方的套路研究得很透彻。政府办的活动，领导发言完毕，领袖们要立刻出来站台，要把艺术团的节目放在第一个，“《东方红》一轰，政治人物团队一出来，场面就不一样了，掌声欢呼声就来了”。
如果是企业活动，根据现场情况分开头、中场、攒底三种出场方式，他称为“虎头熊腰豹子胆”。“有时活动刚开始观众没坐满，（主办方）不想我们这些领导人出来，就往后放，等人多了再放重头戏。”
他们会被要求读一些略感违和的广告，比如家具商邀请谢明德到起名 “罗浮宫”的店，用湖南口音念“品家具风流，还看ｘｘ品牌”。
配合宣传的前提是符合“不出问题”的判断，赵友清说有人拿德国酒让他做宣传，他就不干，“你这是德国总理酒”。
“风云艺术团”强调自身的使命感是“传递正能量”。“我们不是金钱能收买的。”黄强记得有一次他们到了演出场所，发现有民众拉着“无良奸商”的横幅，团队于是商量罢演，他们深信“老百姓信任我们，一看政治人物都来了，会觉得活动肯定是好事。我们不能给奸商站台，不能害了群众！”据说老板现场拿出红包，每人五千，他们也没演。
维护政治人物形象是首要规则。赵友清相信这不是“拿着鸡毛当令箭”，而是“特型演员本身就是令箭”。
迷失的老蒋
赵新民刻意要求自己的语调、表情、仪态都以老蒋为模型，对家人说话也习惯发号施令。蒋烟酒不沾，于是他戒了酒，烟戒不掉，他想了想，蒋和南京联系深，他便改抽南京烟。
“他把自己当成了领袖，举手投足间，都按领袖的标准替换着自己。他的一言一行、一招一式，完全是领袖的风采了……‘像，真是太像了！你演得和领袖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 社会各界对他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这是一篇小小说对“领袖扮演者” 的刻画。小说中的主人公最后在巨大的落差感中离世，生命最后一刻才接受了回到自己的事实。
放弃自我，成了一些特型演员必须付出的代价。前苏联特型演员格洛瓦尼因扮演斯大林获得政府最高荣誉奖章，但在赫鲁晓夫上台后，被剪掉了电影中的所有镜头，人戏不分的格洛瓦尼据说最后在斯大林诞辰纪念日愤懑而终。
中国最著名的特型演员古月除了毛泽东，一辈子没演过第二个角色，他无法刻画别的角色，那张脸知名度实在太高了。
特型演员被角色束缚的烦恼在“风云艺术团”并不明显。赵友清和谢明德表示，“穿上戏服是伟人，脱下戏服是普通人”，强调自己“上台讲政治，下台和群众同甘共苦”。看起来，他们在开国领袖和处级干部的状态中切换自如。
赵新民是例外，为了演好“老蒋”，他硬是把自己扭成了另外一个人。
《博客天下》采访当天，他从外地风尘仆仆赶回，带着年轻的女助理，同行的还有一名企业董事。他说自己日程很满，接下来几个月还要去意大利、法国、美国“考察”。他穿黄呢中山装，戴白色手套，拄文明棍，手上还有一副圆形镜片的墨镜。即使脱下这身衣服，生活中的他也时时投入在“蒋公”的角色扮演里。
10年前，他是广州自来水公司的职工。现在，他名片上的头衔包括一家名人杂志顾问、一家在网上搜不出太多资料的电视台副台长，广州某文化公司理事以及北京某文化公司总监。
他刻意要求自己的语调、表情、仪态都以蒋为模型，对家人说话也习惯发号施令，因为“蒋公说话丁是丁卯是卯”。蒋烟酒不沾，赵新民于是戒了酒，烟戒不掉，他想了想，蒋和南京联系深，他便改抽南京烟。此外，蒋公满口假牙，这个不好学。
有时他也会有关于“我是谁”的茫然，回单位办事，过去的领导给委员长端茶倒水，他先坦然受之，又想起自己才是下属，惴惴不安；出外演出被政企领导宴请，“我只是个特型演员，人家才是真正有身份，但他们把我当蒋公，恭恭敬敬”，他心里想着控制仪态，结果通常“吃不饱饭”。
他被“蒋公”的名头束缚，但更多时候被巨大的成就感淹没。2011年，赵新民在深圳参加辛亥百年纪念活动，一位80多岁的老人由两个人搀扶，据说老人当过蒋的卫兵，“看到我居然把两个人拨开，向我下跪，行大礼，搞得我受宠若惊”。
“我以前开朗，朋友都说我是开心果， 现在变得很严肃”，他指着自己的脸，没有表情地说：“面部肌肉都不太动了”。但他不后悔，因为“回到自己，就很难投入演蒋公了”。
“领袖”崇拜者
真正能理解他们的，还是出生于1960 年代以前的中老年人。他们通过看到熟悉的领袖面孔，找回自己对青春的眷恋。
领袖的扮演者常常享受着特殊的礼遇，有时甚至是殊荣。1990年7月的一次大型文艺演出后，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与演员合影，第一排是为领导准备的椅子，但杨尚昆看到古月站着，把他拉到了江泽民和自己的中间。
“风云艺术团”的成员自然没有那么风光，但也充分体会到长得像领袖带来的便利。坐车有人让座，下馆子老板主动免单，广州十多年间开业的毛家风格饭店都请过谢明德去捧场。只是虽然精神上崇拜毛，生活中模仿毛，舞台上扮演毛，但在口味上，广东人谢明德还是吃不惯辣的。有时候参加活动被观众追着合影，领导反被冷落一旁，这种“喧宾夺主”的局面也让他尴尬。
赵友清在部队做接待工作多年，很多客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说“来了只管找‘周恩来’”。赵友清的解决方案是刻意把自己往“不像”上打扮，因为来客中常有高层领导，太像反而“影响工作”。只有参加活动时，他才梳第一代领导人的大背头，平时是三七开—现任领导干部最主流的发型。
“风云艺术团”的成员对自己扮演的领袖被负面评价无法接受，他们已经不仅仅是演员。有一次商演后，老板宴请艺术团吃饭，席间40来岁的商人提到“真不明白，毛泽东周恩来当时为什么不搞改革开放，还是小平好，国家才富裕起来”，这让“主席”谢明德深感震惊。
谢明德看来，这些“70后”老板不懂现代历史，不了解国情。“中国1972年才进入联合国，过去人家不承认我们，通过总理外交，才获得国际承认，才能有后来小平的改革开放”，谢明德说，经过他的“开导”，那些老板才恍然大悟，感慨自己“只顾着赚钱了”。
赵友清认为，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不知道怎样爱领袖”，而自己扮演总理的责任，就是把“老一辈的思想和魅力传达给年轻人，宣传正能量、中国梦”。
为此他们会提供街头亲近伟人的机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时，谢明德和邓健壮分别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山纪念堂配合媒体宣传拍摄。不过年轻的游客好奇地蜂拥而上，比出“V”字手型合影后迅速散去。
和街头年轻人的三分钟热度相比，他们更享受节日时被邀请到敬老院、福利院做慰问。去年“七一”，赵友清和黄强参加了一家福利院的“庆祝建党92周年座谈会”，与老人们“共话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还走访与探望部分失能失智老人。
广东省敬老院住着一些当年的老八路、新四军，他们抱着前来慰问的 “主席”和“总理”泪流满面。赵友清记得，其中一位边说边哭，“我又见到你们了！”还有的已经躺在床上说不出话来，眉梢眼角也能看出老人的激动心情。
在“风云艺术团”的成员看来，真正能理解他们的，还是这些出生于1960年代以前的老人。他们被时光拖住了脚步，忍受衰老、疾病和孤独，重回过去，哪怕只是一刻，也变得难能可贵。
赵新民的崇拜者在更年长的老人当中。“阶级敌人老蒋”也有受欢迎的时候。他曾经遇到过一位102岁的老太太，她牢牢抓住“委员长”的身子，反复絮叨：“我这是不是在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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