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决策研究组发现，受贿金额越多，受贿行为对大脑的刺激就越大。这一说法促使外界讨论是否可以利用药物或治疗方法来抑制腐败倾向。“吃药反腐”说随之引发公众关注。
真的存在“吃药反腐”的可能性吗？7月12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纾否认课题与腐败、贿赂行为有任何关联，主要是为了研究什么样的脑神经机制会导致“金钱会使人们违反公平原则”这一社会现象。
多名相关领域专家分析认为，“吃药反腐”本身并不可靠，反腐关键还要靠制度。
研究：
“有钱能使鬼推磨”
引发争议的研究由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李纾团队所做，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行为神经科学前沿》上，名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公平准则受金钱调节的神经基础》。
实验中，通常由两个人分别扮演提议者和回应者进行分配固定金额的实验，由提议者提出自己的分配方案。如果回应者接受，那么两个人就会得到分配方案中各自的份额；如果回应者拒绝，那么两个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实验也就此结束。李纾介绍，通常五五分是公平的分配，三七分是不公平的分配，回应者或者接受这个分配提议，或者宁愿牺牲自身的利益而不接受不公平的分配。
除了让28名健康志愿者参与到“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之外，还令其在做决策时接受核磁共振成像对其大脑的扫描，结果发现，大脑一个名为前额叶皮层的部位对人们在“公平”与“金钱”间作抉择起到重要的作用，即当个体越倾向于违背公平、选择金钱，即做出“自私”选择时，这个部位的活跃程度就越高。
有媒体在报道这一研究时称，这种情况与收受贿款相似，大脑这个部位活动程度越强的人士，就越倾向于牺牲公平原则追求金钱。换言之，他们更容易被收买。“这一说法促使外界讨论是否可以利用药物或治疗方法来抑制腐败倾向。”
专家：
吃药很难干预腐败
报道在网络上引发公众的关注，被普遍认为这意味着贪官的大脑与普通人有所不同，也引发网友对该科研目的的大量质疑。
北大心理系一名不愿具名的研究者也认为，根据这一研究，“可能有人会猜测到腐败行为上去，但以此为根据下结论是不合适的。”
舆论的反应给课题组带来了困扰。李纾说，无论该研究还是其单位的科研进展报道中，都只字未提“贿赂”“腐败”或“贪官”，这属于随意解读，“不是我们的本意”。
他表示，“这是一个基础研究，其研究的是人们心理行为中一个普遍的正常的现象，并不涉及心理治疗和药物干预等方面内容。”
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心理学院教授约翰·唐恩与李纾有过两次科研合作经历，听到中国公众对于该研究用于反腐的讨论，他笑言：“人们可以往腐败行为的方向去猜想，但作为研究来说，并不能直接用来解释腐败行为，也很难往那个方向去进一步研究。”
前额叶皮层是一个学术界已知的对选择和决策等高级认知起到很大作用的大脑部位，通常被称为脑部的命令和控制中心。唐恩表示，人们如果选择金钱而非公平，则并不意味着这个部位出了问题。比如贪官腐败，不是说他大脑那儿出了问题，否则这会给政府和公众传递错误的信息。“因此，很难通过心理治疗或吃药来干预腐败行为。”
解读：
反腐主要靠制度
“对大众来说，他们可能仅仅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谚语，人们通过自己或者周围也能够对这个社会现象有自身的体会，”李纾进一步解释，“而这个研究把这个现象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提炼出一个有趣的科学问题，并且去考察它背后的神经机制。”
北京一名心理学研究者表示，有些人的大脑可能更容易被金钱激活，受到刺激，这并不是病，只是一种特征。而媒体及公众将这个研究与腐败关联，其实是表明一种社会期待。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看来，“要解决腐败的问题，制度是主要的办法。认为可以通过心理干预来‘治疗’贪官，用北京话来说，那就是抖机灵”。
当贪官做出受贿决定时，往往已习惯于这一行为，可能很容易下决定，不需抉择很久。所以，该研究对在“公正还是金钱”两者间艰难抉择的实验对象进行的脑部扫描，并不适用于贪官，更不可能变成如测谎一样的技术来判断是否是贪官。
—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心理学院教授约翰·唐恩
研究贪官的大脑功能或有助发现大脑与腐败行为之间的联系，对科学家来说是个有趣的课题，对社会也非常重要。研究人员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正常大脑”模型，那么应拿谁来与贪官对比呢？是普通公民，还是其他承受同等工作压力的官员？
—北京大学神经病学博士葛鉴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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