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烧山，谁坐牢。”
7月6日，安徽太湖县，从县城到50公里外的刘畈乡，沿途每隔数百米，可看到类似标语。与此相伴的，是葱郁植被间，如雀斑一样被火肆虐过的土地。
近10年来，农民外出务工致使大量土地抛荒，芭茅草疯长，上坟等原因导致火灾频发，大火正在逐年蚕食有限的林地。
这一势头在2014年初达到顶峰。1月22日起，安庆市多地发生森林火灾，其中太湖县发生33起，3天后仍未完全扑灭。这场大火让安庆官场“地震”，安庆市副市长、林业局局长等多人受处分，太湖县林业局局长、森林公安局局长被免职。
领导们被处理后，随之而来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防火措施。明火上山，一律拘留；造成后果，一律批捕—成为太湖县“治火”运动的个性注脚。且现实远比标语严厉，巡防人员甚至等不到人们带明火上山，就在田间地头将他们带走，直接送进拘留所。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悉，今年以来，太湖县因防火拘留人数达160人，其中136人成为铁腕“治火”运动的“倒霉鬼”—他们并未引发火灾，仅因为在田间焚烧杂草，被“杀鸡儆猴”，树为反面典型。
铁腕“治火”运动仍在继续。接下来的秋季森林防火期到来后，监管部门希望继续以“非常手段”，遏制森林大火，恢复多年来因火灾遭到破坏的生态。而人们则担心，自己会否成为下一个被莫名送入拘留所的人。
田间烧杂草被抓
2014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三）上午，农历小年当天，太湖县刘畈乡刘畈村村民潘迎九扛着锄头，去打理自家准备种春小麦的田地。他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会被三四个人扭送至拘留所。
“都快过年了，我想早点弄完好去办年货。”潘迎九告诉澎湃新闻，当时地里有少许杂草，他觉得没有必要带回家，就和往常一样，用打火机点燃焚烧。就在火快熄灭时，几个穿制服的人出现了。
“他们说按照上面的规定，要拘留。”潘迎九告诉澎湃新闻，他当时急了，忙着给对方解释，“我是一个庄稼人，只烧了点杂草，又没有烧山”。但对方没有听他说完，就拽着他上了车。
就在前一天，太湖县出现多起火情。据《新安晚报》及旗下的安徽网报道，1月23日、24日又不断有火情出现，共计33起。其中多处火点被卫星捕捉到，按照相关规定应上报。但太湖县应急办、县林业局均未向安庆市应急办、市防火办报告，仅采取自行扑救。
1月24日，安庆市宜秀区大龙山森林公园连续出现16处火情，初步统计，过火面积15公顷。宜秀区林业部门与太湖县的做法一样，亦未上报。
此时，慌了神的太湖县林业局一边忙着扑火，一边寻找可能引起火灾的火源。潘迎九不幸成为“非常时期”第一个被树立起来的反面典型。
“当时火都快灭了。”这个50岁的农夫再三强调，他并不觉得焚烧田地里的杂草被拘有何不妥，只是“事先根本不知道烧田地里的草也要拘留，如果知道绝对不会这么做”。
当天晚上，潘迎九被送到太湖县治安拘留所。“他太冤枉了。”潘迎九的哥哥潘义生为弟弟感到不平。他说，之前从未看到过禁止在田地里焚烧杂草的通知，直到弟弟被抓后第二天，架着扩音器的车子才出现在村子里，高声宣布禁止违规野外用火。
潘迎九被带走后，五六十个村民到刘畈乡政府交涉，要求给一个说法。但村民被告知，这是“上面的规定”。最后家属要求，必须在过年前将人送回来。
5天后，潘迎九被释放。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进拘留所，尽管失去自由的时间不算长，在拘留所也未受到伤害，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坐过牢的人”，在村子里抬不起头。
“上山野外使用明火者，一律依法拘留”
拘留潘迎九只是大规模抓捕行动的开始。
1月25日，全市山林大面积着火后，安庆市一日内连发三道“防火令”，次日再发两道“防火令”。“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半年前被免职的太湖县森林公安局原局长何声林对澎湃新闻说。
《安庆市森林防火消防工作指挥部令第一号》第二项明确提到：“今后几日，无论是谁，上山野外使用明火者，一律依法拘留；如使用明火造成后果的，一律依法批捕。”“防火令”的签发人为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和市长魏晓明。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这份文件成了许多新近打出的防火标语的依据，也为随后展开的大规模抓捕“违规用火”做了铺垫。
按照《森林防火条例》，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但在今年，罚款变成一律拘留。
对于这样的铁腕“治火”，贵州律师李明富认为存在不妥。他说，“防火令”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人身自由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依照治安处罚法规定，拘留排在警告、罚款之后，只有行为人的违法行为达到相对严重的程度，采取警告和罚款后仍难起作用，才适用拘留。
“如果仅仅依照‘防火令’去抓人就闹笑话了。”在李明富看来，“这不过是执法者平时怠于履行职责，出现问题后才采取高压态势打击，置法律于不顾，其实还是为了个别领导的政绩。”
1月26日下午，安庆市召开森林防火工作紧急电视电话会议，责成分管林业的副市长向市委作深刻检查，同意安庆市林业局局长引咎辞职，同时还有10多名干部受到免职处理。
时任太湖县林业局局长何家华、太湖县森林公安局局长何声林，均被免去职务。目前，何声林以党组成员身份主持工作，私下有同事替他感到委屈，“森林公安主要工作是破案，如果案件没破追责是应该的，发生火灾和他关系有多大呢？”
差不多同时，抓捕野外“违规”用火行动在全市范围内铺开。据人民网2014年4月4日报道，安庆市公安机关共处理森林火灾责任人432人，其中刑拘87人，逮捕18人，治安拘留237人，行政罚款90人，安庆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处理力度之大、震慑之强，都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而遭到火灾重创的太湖县执行得尤为严厉。何声林坦言，“（抓的人）可能比别的县区都要多”。一位要求匿名的乡林业站工作人员称，最多的一天抓了8个人，太湖县拘留所都关不下了，只能送到安庆市去。
澎湃新闻从太湖县森林公安局获得的数据显示，2014年1-6月，太湖县因防火需要拘留的人数为160人，其中24人为刑事拘留，136人为治安拘留。而在2012年和2013年，刑拘人数分别为12人和19人，治安拘留人数为0。不难看出，防火力度呈逐年严控之势。
何声林解释，刑事拘留者一般为引发火灾，造成后果的责任人；而治安拘留对象为野外违规用火的人，一般指在森林保护区300米范围内用火，焚烧田坝杂草的农民是主要群体。
何声林告诉澎湃新闻，当地破获的野外火灾案件中，有三分之一为上坟引起，将近三分之二为烧田坝引起。对于此次铁腕“治火”行动，他委婉承认“有些左了”，但同时表示也只能执行上级的规定。
“我们当然都很害怕，不小心就被抓进去了。”刘畈乡村民潘德明（化名）告诉澎湃新闻，那段时间防火宣传车经常在村里出没，村民们避之不及。接受采访时他要求隐去自己名字，担心现在说话招致麻烦。
在地里抽根烟都战战兢兢
不过，在铁腕“治火”运动前，太湖县许多乡镇年年失火，已经让当地民众见惯不怪，却又痛心于财产被毁。
在刘畈乡刘畈村村民胡文学的记忆中，大约从2003年起，山火频频出现。当时他还是村里的小组长，每次开会都要反映防火问题，但未得到足够重视。往往被烧过的山林，次年长出茅草，再次引发火灾。
太湖县山林面积180万亩，其中荒山16万亩，因火灾形成的荒山占相当比例。村民们估计，近些年来累计因火灾导致的荒山可能超过万亩。太湖县林业局原局长何家华则说，“很难统计，估计还不止”。
从太湖县城到刘畈乡，沿途随处可以见光秃秃的山丘。胡文学说，这些临近公路的荒地，多数是山火导致，“以前公路都被两边的树遮住了”。
山林多为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松树和杉木，每家的林地面积一般在几亩到到十多亩。树木成林后原本可以砍伐售卖，带来收入，但频发的山火让村民们多年的盼望毁于一旦。
刘畈乡至少5位村民告诉澎湃新闻，家里的山林烧过三四次，“只能用来当柴禾了”。村民们说，即使被查明原因的火灾，惩罚也多是罚款，未能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
潘义生家四兄弟的山林共计80余亩，在村里算是造林大户，但前后3次大火差不多将林木烧光。他告诉澎湃新闻，不知谁引发了火灾，也没有得过任何补偿。
今年1月份的大火延绵数个乡镇，在胡文学的印象中“烧了三天三夜才熄灭”。“当时天都烧红了”，他描述火灾现场，大火留下的灰烬，迎风飘到数公里外，“就像下雪一样”。澎湃新闻记者6月初走访期间，仍能看到被焚烧后枯死的树木。
这次大火显然给太湖县监管部门留下了深刻教训。领导们被处理后，村民们也跟着受到严控。“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了”，胡文学说，“以前不怎么管，现在又管过了头”。
太湖县林业局原局长何家华告诉澎湃新闻，今年遇到高火险天气时，全县每天有4000余名森林防火巡查员进行全天候巡逻，300余名县直单位干部职工在各重要路口值守，“看到带有烟花爆竹之类的就进行劝阻”。
但这仍未阻止今年3月刘畈乡的火灾。这次火灾将胡文学家的7亩杉木全部焚毁，这些杉木如今已有碗口粗，每棵可以卖到三四十元。胡文学估计，仅他家的损失就在10万元以上。
事后，他从乡政府获得了100多棵树苗，作为对损失的补偿，但更多村民则只能“自认倒霉”。他们感到不满的是：“为什么每次火灾之后，林业局对责任人采取罚款，而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村民们质疑，一直以来实施的这种监管措施，并没有起到真正杜绝火灾的作用，反而让监管部门“有利可图”，变相造成对失火的纵容。
1月25日下发的“防火令”依然生效。太湖县汤泉乡林业站站长张珍凡认为，之前采取过罚款、警告措施都不管用，拘留是“迫不得已”，会起到震慑作用，“多数老百姓是支持的，当然，被拘留的肯定不高兴。”
“以后在地里抽根烟都要战战兢兢的。”事情过去近半年，潘义生为弟弟被抓一事仍耿耿于怀。(绿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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