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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携手走了一辈子了，现在却又相互扶持走到民政局离婚去了。
这样荒唐的事情发生在贵阳市南明区云关乡。该乡多个村子的村民，为了能在拆迁中获得更多补偿，出现大规模假离婚和买卖户头现象，甚至有一个村一半以上的村民都已离婚，其中就有前述提到的那些老人——— 村民陈某的父母就是如此，80多岁了，拄着拐杖，被搀着到民政局去办离婚手续。而刑法学方面的专家接受采访时称，当地村民买卖户头骗取拆迁补偿款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犯罪。
这一次，违法的主体，是人们通常印象中最弱势的阶层。估计这让许多评论者颇为纠结：要不要剑指这些普通的又不乏可怜之处的村民？《青年时报》并不想为这种行为多加辩解了，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钱兆成认为，为了利益牺牲婚姻的行为，对后辈而言，会是个巨大的伤害：“父辈们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目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神圣的婚姻都可以被拿来做交换，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不为利益所动的事情吗？这样的一次‘假离婚’表演，在孩子内心留下的阴影恐怕是难以磨灭的。”
而投书《河南商报》的奚旭初更是批评“假离婚”行为的盛行，和过往舆论不无关系：“一有假离婚，就将其往‘制度不公’、‘政策有漏洞’这个筐里装，并杜撰出‘政策性离婚’的新名词，鼓吹‘假离婚有理论’。”这一次，他希望用更严厉的惩罚来扭转这种风气：“对用假离婚博弈政策、法规者，应依法惩处，不搞法不责众。”
违法必究当然是应该的。不过，虽然媒体冠之以“假离婚”之名，但从法律上来看，办理离婚手续的双方确实是合法的，这又该如何依法严处？《北京青年报》7月15日的评论中，更为详细地对村民行为进行了区分：“真正涉及到违法问题的，是买卖户头。无论是买户头骗取国家拆迁补偿的村民，还是出售户头获得既得利益的村民，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都已经涉嫌诈骗罪。”论者苑广阔同意以法律程序处理涉嫌犯罪的村民，但他同时也认为，对那些单纯通过离婚，增加户头，获得补偿的村民，实在不需要简单挥起道德的棒子：“毕竟在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的真金白银面前，牺牲婚姻的完美是多数人的必然选择，放弃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利益，去维护所谓的‘婚姻道德’，那根本不符合村民的现实利益。”
道理很简单，当一纸结婚证关系到能否获得上百万的财富时，你该做何抉择？又有多少人会高风亮节拒绝这种诱惑？除非能够从制度上对人性的这些弱点进行弥补。
因此，具体到这件事情就不应该止于对村民违法行为的依法惩处，对制度的追问又是必须的。否则，一项漏洞重重的制度继续沿用，利用其漏洞获利的行为就不会尽绝。《检察日报》就注意到，单是贵阳一地，就不止一次发生了这类事件：2012年11月，贵阳市云岩区宣传农房确权政策时，规定每户确权房屋不超过240平方米，当时在一周内就激增出五倍的离婚量，有的人家两代人一起离婚。一定是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才会衍生出同样的闹剧来。作者王心禾认为问题出在了户头上：“因为没有给补偿对象———‘户’划定明确的时间限，例如以拆迁政策发布前的户籍登记内容为准的一个时间点，导致政策一出，户数畸形激增。”
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以本文开头提到的陈某为例，他和儿子住在一起，房子大约1500平方米，父母另有一处房子。他家祖孙三代原有三个户头，补偿原则是每个户头按照240平方米计算，这样他们的房子只能换来720平方米的补偿款。显然是不公平的，全家离婚后，3个户头变成6个，便有1440平方米的房屋能获得高价补偿。“那为什么不离婚？反正日子照样过就是了。”
如果依照实际面积补偿，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而且，如果村民自己拥有定价权，也就不需要牺牲夫妻关系来换取自己满意的补偿金额了。正如《现代金报》评论所指出的：“仔细研究下，就会发现拆迁补偿政策是起因，拆迁补偿跟户头挂钩，而户头又关系到房屋合法面积大小，可见，‘假离婚和买卖户头’符合理性经济原则，可以使得拆迁户达到利益最大化。如果政府不插手，而是将土地买卖和补偿推向市场化，让户主跟开发商谈判，自然就会由市场价格来决定。”
《兰州晨报》的编辑们显然也认可这种观点，该报刊登汪昌莲的文章指向了更深层次的农村土地制度问题：“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产权主体模糊、产权界定不明晰、关系不清、权责混乱、管理机制乏力、承包经营权权能残缺等诸多问题……也导致目前普遍存在征用土地定价不合理、农民的生活安置考虑不够、补偿不充分等问题。特别是，由于农民在集体收益中的权益不清晰，倒逼他们通过假离婚获得利益最大化。”
在未来农村还将会有拆迁，但若这些制度问题得不到解决，这类钻空子的行为依然还会发生。社会舆论所忧虑的婚姻制度受到冲击，也并非虚言。农村建立起受法律约束的现代婚姻制度并不太久，不想又遭遇到此类冲击。
好的制度不但能维护社会的公平，也能维系民风良俗，而坏的制度则会放纵人性的缺点。贵阳市南明区云关乡发生的闹剧，实在值得政策制定者认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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