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央咬定“打虎”战略绝不放松，坚决惩治了一批贪腐官员，赢得一片激赏之声。
不过，随着“打虎”的深入，一些异样的声音开始出现，最有代表性的是“反腐影响经济论”和“反腐影响官员士气论”两种。
前一种声音认为，日益加码的反腐，削弱了高档酒店、餐饮、娱乐和奢侈品等消费行业的收入，造成经济下滑。
后一种声音认为，反腐高压造成官员人心惶惶，为避免犯错，在工作上畏首畏尾，不敢为不作为，导致改革进程放缓。
“有心人”总能找到为自己的论调站台的所谓证据。
比如2013年9月，贵州茅台公布了自2001年以来最疲软的一次半年度业绩，总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47%。
这被有些人解读为反腐的“副作用”。
又比如美林证券预测，反腐将令中国经济在2014年蒙受1000亿美元以上的“损失”，按中国去年的GDP总量计算，已超1%。
还有一些专家分析，因时下举报成本低，当政府官员想改革，想推进一些新做法时，被触动利益的一部分人就会去举报，给政府官员带来极大干扰，造成目前很多地方官员不愿意改革。
但这两种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
毫无疑问，一个正常的消费市场，其主流应该是大众的普通消费。高端消费对于市场有多大撼动力，值得打上问号。
再者，公款消费、公权消费需求是畸形的，并不能反映真实的供求关系。这种消费还会导致相关产品价格虚高、释放错误市场信号，对行业企业、普通消费者都是害多益少。
公款消费和公权消费，极容易产生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的问题。相比于其所能拉动的消费，这种腐败行径带来的经济损失数以千亿记。
学者胡鞍钢曾提供这样一组数据：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这个损失金额，至少可以买下20个贵州茅台集团。
“上述计算结果仍为保守估计，实际经济损失要大得多。”胡鞍钢称。
不仅如此，腐败严重破坏市场的公平规则，让企业对市场失去信心。
公开报道显示，山西商人丁书苗曾通过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先后帮助23家公司中标57个铁路工程项目，中标标的额共1858亿多元，她个人从中非法获利20余亿元。
这些极少数通过钱权交易获得特权的企业，压缩了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将市场的正常秩序破坏殆尽。
当然，得到好处的丁书苗不忘“回报”，她先后为刘志军买官捞人行贿4900万元。
近年来，送钱送物已是最低端的行贿手段，更常见的是，官员或其家属直接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开发。
2013年新一轮中央巡视开展以来，中央巡视组在反馈中多次提到，被巡视单位存在领导干部与私营企业主搞权钱交易，插手土地转让、矿产资源开发、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或是领导人员亲友插手工程建设等问题。
这些腐败问题要不要坚决予以打击？按照一些人的论调，反腐会影响官员士气，应当就此收手，甚至还提出容忍适度腐败的论调。
实际上，真正影响官员士气的，是明码标价的买官、卖官行为，是社会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
一方面，它让真正有抱负有能力的人无法在合适的岗位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挫伤了多数人工作的积极性。个别基层官员甚至得出“组织上用人不是看工作表现，而是靠站队和送钱”的结论。
官员们送出去的钱从哪里来？一定是靠左手收钱，右手插手工程项目而来的
换言之，如果说反腐影响士气，它影响的只会是那些有问题官员的“士气”。以反腐“肃清”官场，还干部队伍清澈纯净之气，才能让更多有志之士有可发挥的空间和动力。
正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专家任建明所言，如果从1978年算起，中国新时期的反腐事业已经推进了35年了，反腐情势却愈加严峻，腐败蔓延已经成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沉重包袱，特别是在腐败渗透到各级官员的家庭、身边人甚至本人的态势下，如果不实施重大的改变，就只会继续重复过去20多年所经历的越反越腐，并最终走到不可逆转的程度。
任建明甚至断言，当代中国战胜腐败的可能性和机会还在，取得反腐成功的机遇期还在，虽然这个机遇期或许只剩接下来的10年。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任由“反腐影响经济”和“反腐影响士气”两种谬论流行，显然只能断送这一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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