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当地人称为“磕头机”的抽油装置，出现在大庆任何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地方：儿童游乐园、工人新村、购物商场、快捷酒店、立交桥、佛教寺院、森林公园……
“地上”服从“地下”。这不仅是指大庆独一无二的城市景观，也暗示这座城市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命运法则。
记者_安小庆 黑龙江大庆报道
贾飞坐在教室靠右手边的第一排座位上，桌面是一叠厚厚的打印材料，一个写了几页的笔记本，还有一个装着速溶咖啡的天蓝色保温杯。
下午2点20分，这个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阳光商都居民楼上的“油田综合素质培训班”，已经来了近20个学生。他们大多和贾飞一样，刚刚在一周前告别了大学同学，结束了大学时代，从学校收拾东西回到家乡。
“我是被我爸妈逼回来的”。坐在贾飞身后的张斌，身形微微发胖，常常微笑的脸上点缀若干个细小的青春痘。
“你说吧，这里有谁是自愿来的？”贾飞转身回了他一句。
面对电梯间的墙面上，贴着巨大的培训介绍和招生简章。“为(使)2014毕业的二本和三本大学生成为合格的、优秀的油田职工，我校精心和考试的七科十五名教授、专家团队授课”。其中赫然醒目的是用大红色字体突出强调的两句话：“考分决定工种！大家要珍惜这次决定命运的机会！”
贾飞和张斌都被父母驱使着，为这次被称作“决定命运”的考试而来。这次考试的讯息在两个月前突如其来，让整座城市陷入从未有过的振荡。
今年4月7日，大庆石油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大庆油田)人力管理部门，向公司下辖的数十个部门和企业传达了2014职工子女的用工政策通知。针对过去较为宽松、几乎等同于“接班”的政策，今年大庆油田对本科毕业生做出了一定条件的限制：“一本”毕业和“二本”石油相关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中，英语本科通过四级和研究生通过六级者，基本会被直接签约录取。
但“二本”非油田相关专业和“三本”的应届毕业生则无法直接上岗就业，需要通过油田组织的名为“油田综合素质测试”的七科目考试，尔后委托大庆技师学院“委培”一年，最后再择优分配录取。
为了表达对今年应届毕业生招工政策改革的不满，近千名戴着口罩的家长，聚集到这座悬挂着中石油扇贝状商标的大楼下。人群中有人高喊：“我们父辈打下的江山，为何小辈不能继承？”
“我们的第一感觉是不敢相信！”44岁的庞艳芬是大庆采油二厂的工人，她和一些家长“怎么也不相信油公司不管我们的孩子了”。在他们看来，油田就是他们的安身之所。
“油后代”
1960年，庞艳芬的父亲从甘肃玉门出发，与“铁人”王进喜等一道，和数万转业军人组成的会战工人一起从全国各地来到东北松嫩平原。这批最早的大庆油田工人，后被称为“老会战”。
大庆在中国资源地位不言自明。1976年，大庆年产油量上升到5000万吨，并连续27年稳定在这个水平，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亿吨，占全国同期陆上原油总产量的40%以上。
这座城市的所有梦想和荣光，一直以来都无比紧密地与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以大庆石油管理局为代表的超级国企，被视作“共和国的长子”。而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包括庞艳芬父亲在内的第一代石油工人，被视作这份荣耀事业的缔造者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典型。
在大庆的部分公交线路上，还专门设有“老会战专座”。老会战还能以几乎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获得石油公司为他们修建的福利房。老会战的儿女，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顺利地在这个独立的石油王国内，成长，接班，成家，生子，成为人们口中的“油二代”。
生活如松嫩平原般平静，没有起伏。尽管从1986年10月1日起，国家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要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废止子女顶替等制度。但在大庆，这一制度从未产生过实质影响。即使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的国企改革中，仰仗丰厚的石油资源，大庆油田也仅有少量员工被买断工龄。如东北老工业基地长春、沈阳般剧烈阵痛的变革，对于大庆人来说始终是遥远的故事。
此前，大庆油田对于毕业于本科院校的职工子女，几乎是照单全收。2006年，油田录用了前来应聘的所有油田职工的子女—只要年满18岁。这次事件被大庆人称之为“大兜底”。
尽管从2008年起，大庆实施了对本科以下职工子弟的招工考试，但随着近年来大学的扩招，花钱读个“三本”已并非难事，因此当年的这次招工改革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从这个角度上，大庆油田如同计划经济用人体制的最后堡垒。”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从大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杜庭如，爱看书，喜欢“带着一些距离，观察这个从来没有离开的城市”。
大庆人不愿承认的是，在磕头机不变的节奏中，大庆地下的石油已经越来越少，而油田外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在稳产5000万吨27年后，大庆神话终于在最高峰值发生拐点。
2010年，时任大庆油田公司总会计师闫宏说：“现在大庆油田的综合含水率已达90%以上。换句话说，从地下采出的每吨油水气混合物中，原油不到10%，90%以上都是水。”油田开采难度的加大，带来利润的下降。2005年，大庆油田税前利润破千亿元，2013年下滑至573亿元。
上世纪末，大庆石油管理局重组改制。当时，油田职工已经有30多万人。巨大的人力和采油成本之下，改革已经无法回避。
当继承传统和生活惯性被打破后，庞艳芬和大多数“油二代”的父母们，在第一时间的不可置信后，出离愤怒了。他们迅速通过手机、网络和熟人社会组织了起来，连续一周前往大庆石油公司大楼前进行抗议活动，要求石油公司和往年保持一致，让孩子顺利回到油田接班。
“不用担心考试多难”
如今，距离4月中旬那场持续了近一周的抗议，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大庆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大楼下宽阔的广场，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是，在内外巨大的分歧和撕裂下面，大庆石油子女招工改革引发的波澜，并未真正从这座城市的中心广场上退散。
新的招工政策改革公布后，又一种新的辅导班—“油田综合素质测试”辅导班应运而生。这一次，在刚刚布置打扫出来的临时教室里，坐着的是像张斌、贾飞这样的二本和三本应届大学生。他们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包括石油科技知识、计算机知识、自然基本知识、语言理解与表达、时事政治、法律与道德修养以及大庆精神与会战传统在内的七科学习。学费是每人6000元。而在招工辅导班里，“保过班”的价格可以达到三四万一个人。
今年的改革除了让刚毕业的很多大学生家长烦恼，也让很多已经参加完高考或者今年高三的孩子家长丧气地发现，上了大学不一定能签工作，不如直接在高三毕业后选择招工考试。
在大庆当地小有名气的“好老师”招工辅导学校里，位于二楼的十余间教室，坐满了参加补习的学生。接待室里还不断有家长前来报名。不少刚知道高考分数的孩子，已经放弃了读大学的计划，坐进了招工班。
不论在班级里，还是家长老师的谈话中，甚至手机QQ不断闪动的招工群里，从四月至今仍不明朗的考试时间，以及广泛流传的最后一次招工的“末班车”流言，都让家长和孩子人心惶惶。
目前只能等待。在一份由家长共享于QQ群的名为《关于传达油田公司职工应届毕业生招聘工作政策解释会有关要求的通知》中，油田公司保证“委培招用政策不变，人数与去年持平”。另外，这份会议记录这样宽慰焦灼的家长：“不用担心考试多难，不用上补习班。考试只是确定工种。”
石油公司承认“按照往年的政策接收已不可能。这项政策，是油田经过艰苦努力争取来的”。
“这表明家长们又一次成功了。”47岁的杜庭如苦笑着说。
关于是否参加招工，关于究竟离开还是留下，这是大庆每一代年轻人都曾经困惑和纠结过的终极问题。这个问题同样也困惑过曾经的杜庭如。
1985年，18岁的杜庭如考上当时的大庆师专中文系。三年后分配到采油三厂的中学当老师。那时，她所在学校好几个老师辞去工作去了深圳。杜庭如也很心动，“但是可能还是有些顾虑吧，加上没有同学一起过去，最后还是进了油田学校。”
这大概是她生命中最有可能离开大庆的一次。此后的日子里，她进入和父母一样的系统，每天早上坐通勤车去采油厂，傍晚吃完饭回到苏联建筑风格的工人新村。
这个城市有自己强大而独特的运行法则，“子承父业，天经地义”。大庆人把工作分三种：正式工作，市政，没工作。“正式工作就是在油田公司上班，市政是在政府部门，其他做生意的开出租的都叫‘没工作"。三种工作连在一起，形成一条大庆独有的职业“鄙视链”。这也导致大庆年轻人在婚恋问题上的普遍苦恼。“即使是到这几年了，互相都要找个石油公司的，依旧是绝大多数父母坚持的原则。”
每到招工季节，为了让儿女能够回到身边，获得一份“正常人都应该有的‘正式工作"，“父母们无所不用其极，一哭二闹三上吊，甚至威胁断绝关系……”杜庭如有一位同事的儿子在北京音乐圈做歌手，在北漂了四年后，母亲以自杀相威胁，要他回来考招工。“考了一年没考上，那孩子抑郁了，走也不能再走，留也留不下来，整天在家躺着”。
在网上流传的一篇名为《我们是大庆油田子女》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是大庆油田子女，为了让父母安心，我们必须做一个拿着铁饭碗的乞丐。我们是大庆油田子女，我们如寄生虫一般，等待着公司的召唤、害了一代又一代。我们是大庆油田子女，我们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利，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正是在这样“封闭的令人窒息的氛围中”，杜庭如从未给儿子强加过关于回油田工作的想法。这个夏天，儿子终于实现了她大学毕业时的梦想。
“大庆的一切，地上服从地下”
“只有坐进辅导班里，才能让他们心安一点”。6月底刚从哈石油电气工程系毕业的张斌，因为学校属于三本院校，被今年的招工改革拦在签约之外，不得不听从父母的安排，开始为尚不确定的那场考试做准备。四年前，他的大学志愿也完全由父母决定后填写。
前排的贾飞念的专业是二本且不属于石油主体专业的信息技术。4月，他在网络上看到家乡的风波，“我让爸妈千万不要去参加，怕不安全。”之后的几个月，他尝试参加了几次招聘会，但都不太理想。在父母的苦苦规劝下，他最终乖乖回到了大庆。
如今，他们似乎又恢复了高中时代的生活作息。每天早上六点多，贾飞起床，从位于大庆东城萨尔图区黎明湖边的一个小区出发，乘坐25路和36路公交，经过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到补课班。
双向十二车道的主干道两边是数不清的抽油机。被当地人称为“磕头机”的抽油装置，可能出现在大庆任何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地方：儿童游乐园、工人新村、购物商场、快捷酒店、立交桥、佛教寺院、森林公园……
“大庆的规则就是‘地上’服从‘地下"。杜庭如的总结不仅指向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城市景观，也暗示这座城市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命运法则。
一路上，公交车将穿过两区之间近30公里广袤的平原，依次经过大庆石油有限公司大楼、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大庆油田科技馆、铁人广场、铁人王进喜博物馆等城市地标。
这天下午该上七门考试科目中的“大庆精神与会战传统”。离上课还有几分钟，培训班的主管老师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音箱给学生们播放了一曲《我为祖国献石油》。曲毕，一位自称曾担任过管局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老年男子，被介绍上台。
“一个老领导让我来帮帮你们。不要灰心好吗！”他把手伸向左边第一排的几位学生，“来，我们握手，我会把吉祥和幸运传给你！”握手完毕，他又建议“大家为自己鼓鼓掌”。
此时，贾飞终于忍不住打开了放在课桌抽屉里的绘画本。在听课和画画之间，他可以灵活转换。一天的课程结束，他画完了一个漫画美少女。然后用手机拍照，上传到自己的QQ空间。
讲解完数十道有关大庆历史的选择和填空题后，最后是一道问答题。“如果你有幸成为油田的一个员工，请你联系实际谈谈如何做一名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好员工？”
贾飞停下画笔，开始记录老师的回答。当听到“我对大庆敬慕已久，从小受到熏陶，想要为之奉献毕生……”时，他和同伴们捂嘴偷笑起来。
“希望我没这个幸运吧。”相较于贾飞认为首先有份保底工作的“识时务”想法，张斌在答应父母回来上培训班之前，已经和父母有了一个约定：“我答应他们，就考一次。考过了我就干，考不过我就出去闯。”
“即使我出去闯失败了，我发誓我不会让我的后代再留在这里。”时常微笑的张斌，在讲出这番话时异常严肃。不过，他尚未决定自己想象中可能的目的地在哪里。“广东或者武汉吧。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出去闯闯。”
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大庆精神和会战传统”课接近尾声，培训学校校长分发给每个学生一本《弟子规》。要求大家齐声朗读三遍其中的《孝亲颂》一文。读完一遍，还要报出自己的名字以作结。
“读慢一点，再慢一点，同学们，让我们在一字一句中充分感受父母的养育之恩……”
咖啡馆外面就是大庆
下午6点左右，贾飞从培训班下课回到位于黎明湖边的家。此时，正对着他居住小区大门的街对面，33岁的咖啡店老板姜涛拉起了卷帘门，开始营业。
三年前，因为父亲重病，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的姜涛，回到故乡，陪伴父亲。十年里唯一不变的是，每年六七月，快到油田招工的时候，父母最会习惯性地知会他一声：“儿子啊，要招工啦，你回不回来？”“这事儿，我拒绝了十年”。
“大庆实在太乏味太无聊了”，在回来的一年后，他在黎明湖边开了几乎算得上是大庆第一家个人咖啡馆。
晚上7点半，店里进来三位客人，“老板，可以在这里喝东西打扑克吗？”
“不好意思，不可以。”三人走出了店，姜涛像是自言自语：“我在大庆这块儿简直是‘臭名昭著’，不准吵嚷，不准大声说话，不准吐痰。喜欢的客人会常来，不合适的也就不来了。他们说出了这咖啡馆，外面就是大庆。”
“大庆人的特点是热情，但是很胆小、保守、拒绝新东西，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没有好奇心。但凡是有好奇心的，都出去了，或者挣扎着出去了。导致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像，越来越齐整。”姜涛说。
八点多，咖啡店里已经坐了几桌客人。最里面的两位可以算作冲着他这里这块“净土”过来的老朋友。茂密的黑发四六分，穿着白色麻布中式布衫的杜杨，是姜高中学弟。
26岁的杜杨，看上去更像一个艺术青年。3年前，他经过招工考试进入油田。工作的时候，他有两套制服，一套是橘红色的中石油工服，用来巡井；一套是黑色西装。一旦有社会团体或者领导来参观，他便会换上西服进行讲解。
在2011年之前，杜杨学了12年的画。高考后，他考上哈理工广告设计专业。大学毕业后，本想去杭州开美术培训班的他，被父母以死相逼，回到了大庆，参加了招工，最终成为油田工人。
杜杨现在很少画画了。刚分到井队，老师傅们个个笑话他，“好了，你喜欢画画嘛，给抽油机刷漆的活，你包了！”每年油田春季检查之前，每个矿区都要把抽油机和井架周围的野草拔干净，然后用红色、黄色、蓝色、绿色、黑色的油漆重新粉刷设备的不同部件。
有一次，井架上挂着的一个部件掉了下来，杜杨靠直觉伸出手去接，戴了两层手套的右手被砸到失去直觉。“石油总医院急诊的人说，每年丢在他们那儿的手指得有两箩筐。”
和杜杨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他和姜涛共同的高中校友。“他从四岁起开始学小提琴，后来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大学毕业后，他一心要去英国深造，但是签证始终没有成功。在父母的劝说下，他竟然回来考招工了，一连考了四年才考上。如今在十一厂里当采油工人。”
姜涛感慨命运之残酷。“他以前的房子有个工作室，放了很多工具，用来做琴。去年他结婚了，我去看了新房，已经没有工作室了。”
和父亲的三年之约快要到了。“我不会在大庆呆一辈子的。”姜涛打算再回北京，最近他已经在着手转让咖啡馆。未来最终去哪里，他和小他10岁的张斌一样，都说“不一定”。
咖啡馆外，广袤的松辽平原被傍晚幽蓝和绯红的晚霞笼住。犹如永动机般没有止息的磕头机，依旧在暮色中上下摆动。
(除姜涛外，其余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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